中国文学史的本与末

　　正如程水金教授所说，“文学的自觉”成立的前提是有一个亘古不变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概念，实际上这一概念并不存在。《周易·贲》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孔门四科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此处文学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礼记·经解》载孔子对六经教化作用的肯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六经实乃文学之渊府。宋孙复《答张洞书》认为六经皆文，“总而谓之经者，以其终于孔子之手，尊而异之尔，斯圣人之文也”。《四库提要》说：“文本于经之论，千古不易。”中国文学开始于六经，六经之文，是体现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道之文”。

　　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虽然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新的文体也不断涌现，但正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说：“文本同而末异。”言志载道的传统是“本”，具体文体和文辞的变化是“末”，根本点并没有发生过动摇。近代大儒马一浮游历欧美，通晓多国文字，于中西学术无所不通，抗战时期在四川乐山建复性书院，目的即在恢复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复性书院学规》规定弟子修习之文，不仅仅是西方近代以来所谓的“文学”，“不是指文辞为文，亦不限以典籍为文，凡天地间一切事相皆文也，……《论语》朱注曰：‘道之显者谓之文。’”即强调要恢复一切关乎文明教化之著述与行为统称文学的传统。

　　近代以前，中国文人的主要学习及研究对象是经史、诸子、辞赋等著作，但20世纪以来，中国受西方文学观念尤其是19世纪初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论文学》的影响，认为文学的特质为抒情性、形象性与典型性。照此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如六经、诸子就不是文学，至多含有文学因素，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更侧重符合西洋近代文学分类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种类的研究，这种现象限制了学者研究的范围，破坏了中国文学历时三千年的完整性和包容道统价值的深刻性。这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观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其价值的否定。探讨中国文学史，不能背离与古代文学共生共长的学术传统，更不能失去对传统的敬畏。若将六经、诸子等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引导社会向善为终极目标的著作从中国文学史中剥离，中国文学将失去自身特色，中国文学研究将不具有完整性。正如钱穆《中国文学史概观》所言：“如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社会的现实人生也将死去最有价值的那部分。”

　　程水金教授指出，在斯达尔夫人《论文学》之前的欧洲，文学观念也包含了修辞学、诗歌、历史、哲学和宗教等复杂内容，并非仅限于在虚构意义上。斯达尔夫人的文学观既不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也不能涵盖18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学。有学者提出要兼容并包，汇通中西，但我们的“兼容并包”应有选择性，“汇通中西”应坚持立足中国文学本位。有责任的当代学人并非一味排斥西方文学观念，而是在披沙拣金、去粗取精的过程之后，借鉴吸收其中契合中国实际的文学观念。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探讨了文艺的本质和社会作用，强调文艺教育对人的心灵的影响，其《会饮篇》提出真善美合一为最高理念，与孔子的“文质彬彬”观点不谋而合。美国哲学家卡西尔在《艺术的教育价值》一文中批驳艺术的传统伦理享乐论和审美享乐论，指出“艺术乃通往自由之道，它是人类心智的过程，而这正是一切教育之真正的和最高的目的”，与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思想亦是殊途同归。

　　倡“魏晋文学自觉说”者多以曹丕《典论·论文》之“诗赋欲丽”为据，认为魏晋时期文学从政治、教化和社会责任感的束缚中挣脱，重视表现个人情感，对艺术审美性有了自觉追求。事实上“文学的自觉”这一概念并不适合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中国文学自产生起就有自身的审美标准与价值追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言说目的很明确，即言志载道;二是先秦文学已对文辞之美有深刻认识并自觉追求。《文心雕龙·宗经》说六经“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叙述特点，说的就是六经的审美价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之言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说“孔子以前，有言有文，直言者谓之言，修辞者谓之文”，足见孔子之前中国文学已有建言修辞的良好传统。

　　中国古代文学包括魏晋南北朝文学从未有过“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曹丕对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评价与《左传》所载的“三不朽”思想一致，都表达了建功立业、名垂后世的终极人生理想。陆机《文赋》最早系统地探讨文学创作的问题，虽强调了文学的情感因素与形式美感，但他也“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认为要“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并将文学的根本目的归结到载道教化一途。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绝大多数时代的绝大部分文人都能始终将明德、载道与经世致用作为首要目的，这一社会价值被历代作者和读者共同认可。研究中国文学史，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就不能否定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这个根本特征。

　　(作者单位：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