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中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中国学的发展不可谓不快。这些年，西方各国无论是企业界、政策界，还是学术界越来越注重对中国的研究。一些传统上只侧重于汉学研究的机构和组织也开始强调当代中国的研究，尤其是与政策相关的研究。对传统汉学来说, 学者们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文明、历史、诗歌和语言等等。传统汉学因此也就是古典文献研究。当代中国学则不一样，它与当地政府、企业界和学界对当代变动中的中国兴趣紧密相关，这里更有背后强大的物质利益的驱动。传统汉学是学者们对传统中国的互动，而当代中国学是各方面和变迁中的中国的互动。很简单，只有和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互动，才能理解中国，才能促进各方利益的实现。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有越来越大的动力推动中外中国学的交流。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有关方面也迫切需要中国的文化“走出去”，来造就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中国崛起首先是经济上的崛起，而非军事上的崛起。因为经济力量要比军事力量软得多，中国的崛起因此可以说是“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但是文化力量远比经济力量来得软，实行文化“走出去”来软化经济力量，这应当是一个有效的策略。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力量往往赋予经济力量一种特殊的意义。因此，随着经济的崛起，中国内部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驱动力，希望西方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崛起的意义。于是，各个方面开始努力“走出去”，向西方解释中国。从早期的孔子学院到近来的媒体“走出去”，都是中国追求文化软力量战略的组成部分。

　　但是，中国学或者理解中国的现状则是令人担忧的。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研究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得越多，知道得越少。这是西方世界对中国越来越担忧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文化“走出去”努力的结果也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尽管在社会层面，西方和中国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在经济层面，互相整合性越来越大，但似乎是越来越不了解对方。2005 年，当温家宝总理访问欧洲和法国签订中国购买150 架欧洲空中客车飞机的时候，就指出过，文化交流要比贸易更重要，并且强调，如果中外贸易代表现在，那么文化交流代表未来。我非常认同这个认识。但是，代表现在的贸易飞速发展，但代表未来的文化交流呢?如果文化交流停滞不前，那么未来肯定会成为问题的。

　　文化交流当然不是单向度的，需要各国的努力。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不能光责怪西方人不了解中国，而是要自己努力提供各种途径让西方来了解中国。但目前的情形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了解自己，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如果是这样，如何要求西方了解中国呢?

　　西方的中国研究受到价值观和方法论制约

　　根据我的观察，西方中国研究存在着几个大的障碍。首先是价值观问题。这是难免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学者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用已经接受了的价值来看待另外一个社会。韦伯(Max Weber)曾经非常强调在认识社会和分析社会时要做到“价值中立”(valuefree)，但这仅仅是个理想，能做得到的仅仅是少数几个学者，大部分学者是做不到的，更不用说政治人物了。“看着苹果(西方)来认识橘子(中国)”是西方学者的一个普遍趋势。西方学者用苹果来看橘子，也希望中国这个橘子能够演变成为苹果。马克思说知识分子的两大任务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对很多西方学者来说，他们“认识”中国的目的就是要“改造”中国。而改造中国则更具有价值观含义。当然，西方人也的确相信，他们是有能力根据他们的价值观来改造中国的。

　　这使得学术具有了政治意义。实际上，要“改变中国”几乎是中国和西方开始打交道时西方人就有的信念。西方能够改变中国意味着什么?很简单，就是引导或者迫使中国成为一个符合西方理念的国家。从历史上看，当西方(错误地)感觉到中国正在往西方所想象的方向发展时，就感到高兴，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也会表现出密切;但当西方感觉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西方所想象的背道而驰时，就感到悲愤，双边关系也自然转坏。

　　所以当上世纪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西方对中国表现出惊人的友好。当时很多西方人认为改革开放会使得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式国家。邓小平几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就很有这方面的味道。但是，中国并未发生像苏联和东欧一样的巨变，西方人的“中国梦”很快就破灭了。美国领导整个西方对中国实行了各方面的制裁，而这些制裁到今天还在影响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此后，中国和西方的故事，大都是中国主动向西方调整政策。尽管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有起伏，但总体上说是中国有意愿向西方利益作调整。在经济方面，中国加大开放自己的大门，“邀请”西方资本到中国。中国尤其花了很大的精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西方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接受了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经济体系。在政治上，尽管中国官方努力抵制西方式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化，但中国也表现出了很大的意愿在一些敏感的政治领域(如人权)和西方对话，接受联合国人权公约。这也促成了西方的对华“接触”政策。

　　更为重要的是，隐含在西方人“改变中国”信念背后是一个坚强的道德判断，那就是西方代表着现代历史唯一正确的方向。中国只有接受西方的引导才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西方的信念符合其文化价值和国家利益，在这个信念主导下，西方很难意识到其在认识和理解中国过程中需要做到“价值中立”，更不用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中国。

　　西方认识中国的第二个瓶颈是方法论问题。尽管西方一些学者的价值观阻碍了他们对中国的客观认识，但主要还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西方学者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分析中国，正如在西方本位价值立场上观察中国一样, 也往往产生一种“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的局面。到目前为止，大多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是西方社会科学家用西方产生的科学方法来观察西方社会现象的产物。对很多概念，西方学者之间本身就有很多争论，但鉴于概念出自对西方社会现象的观察，在方法论和其所产生的概念、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因此总会被人所接受。不过，当这些概念和理论被用于解释中国现象时，这种逻辑一致性就消失了。结果往往是，西方学者在对中国研究过程中，或者削足适履，或者盲人摸象。

　　在方法论方面，西方学者还面临一些研究技术问题。一种情况是，一些学者越来越侧重于微观层面，研究题目越小越好。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知识发展和增长的角度来看，从微观层面入手更可能有新的发现。但这种情况往往产生“研究得越多、知道得越少”的局面，或者出现中国所说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进而，这样得到的知识也很难应用到其他的时间和空间的社会现象。这些学者通过各种研究调查技术了解到很多细节，但不了解这些细节和其背景的关系。另一种情况刚好相反，学者们想通过研究中国得到一般性的结论。往往是带着既定的一套观念方法，绕开背景资料和历史脉络，寻找到一些可以操作的数据和案例(不管是经济数据还是社会数据)，用现存的技术来处理。这些学者往往不知道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背景，没有细节。文章可能做得很好，但不知道文章在讨论哪一个国家的问题。就是说，社会科学中的“社会”消失了，所留下的只是“科学”。但很显然，离开了你所谈论的“社会”，“科学”也就不是科学了。

　　西方社会科学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经过亚当斯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帕森斯等诸多大师的建构，已经确立了宏观的“大理论”(grandtheory)。社会科学家们已经把各种制度背景说得很清楚了，并且有长时期的争论，人们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问题的共识和分歧看得比较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学者们转向微观是可以理解的。再者，从制度层面来说，西方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已经高度制度化尽管在细节和规模上或有损益，但总体制度结构和原理相对恒定不变，这也使得西方学者可以在宏观制度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来研究微观的行为。但中国显然并没有这种情形。自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大变动和大转型过程之中，这个过程迄今还没有完成。因此，很多概念和理论放在西方的背景合情合理，但一旦被机械地搬到中国的情形中，就显得不合时宜。

　　中国自身的研究任重道远

　　要理解中国，中国学者本身应当尽最大的责任。实际上，较之西方学界，中国的研究界存在着更大的问题。其实这其中的很多困难是多数西方学者所不能克服的，但对中国学者来说要克服并不难，问题在于中许多国学者本身并没有问题意识。

　　首先是中国学者的价值问题。西方学者认识中国有价值问题，但很荒唐的是，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问题似乎更为严重。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发生了动摇。无论是学者还是政治人物，都试图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这里既表现为学术概念和理论问题，也表现为价值问题。很显然，西方的很多概念是西方价值的载体。学习西方成为风潮，并且被视为是政治上正确。在学术研究上，抵制西方被认为是政治上不正确。这就造成了滥用西方概念和理论，随意曲解中国历史事实和现象。结果就是，不是用苹果(西方)来批评橘子(中国)，就是把苹果皮硬贴到了橘子上。我举一个例子。从“五四”以来，大多中国学者都说传统中国是“封建专制”。但在西方的历史中，封建和专制是两码事。要么封建，要么专制，两者不能生长在一起。封建意味着分权，即西方统一民族国家产生之前的封建制度。而专制指的是另外一种国家形态，即高度集权的统一民族国家。在西方，人们很明白从封建到专制的转型过程，指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形态。但在中国，秦朝之后再也没有类似于西方的封建了。同样，中国也不存在西方专制政治形态的一整套基本国家制度。这里不是要为中国传统的制度作辩护，只是想说明，西方的很多概念说明不了中国的历史或者现实。用西方的价值来否定中国的传统并不能使我们对中国有更好的认识;反之，它阻碍着我们对自身的认识。

　　价值观之外，那就是方法论问题了。中国本身没有社会科学传统，要做研究就不得不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学习西方就是搬用人家的概念和理论，而方法反而在其次。在很大程度上说，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扮演的只是一个西方“代理人”的角色，或者说，他们所作的和西方学者所作的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把西方概念和理论传播和应用到中国。直到今天，这个传统还是根深蒂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大面积地西方化、美国化。学习西方是应该的，因为这是一个了解西方的过程。但学习西方并不见得照搬西方的思维方式。今天，随便到哪一个书店，随便翻一本书，人们可以发现，除了大量的连作者自己都没有完全理解和消化的西方概念，什么都没有。从前还讲一些一点“中国化”的口号，现在连这个口号干脆也取消了, 很多人是机械搬用。一些人言必称“马克思”，而另一些人言必称“希腊”。很少有人真正在研究中国，也很少有人在真正认识中国。

　　结果怎样呢?学术研究变成空谈。这使我想起了中国“左派”和“自由派”之间对政治改革的争论。“左派”和“自由派”长期以来对中国政治改革处于无谓的争论之中。尽管两派的观点正好相反，但思路一模一样，即两边针对的都是同样一个“稻草人”。“自由派”一谈政治改革总是离不开西方式“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把西方的制度看成是普世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问题，就简单以为一旦选择西方道路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或者形象一些说，他们是看着苹果(西方)骂橘子(中国)，认为橘子没有救了，只有把橘子变成苹果才好。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把“橘子”变成“苹果”。“左派”的观点刚好相反。他们立场明确，反对“自由派”所提倡的一切。一旦谈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就如临大敌。“左派”从心理上抵御民主，认为民主仅仅属于西方，中国并不需要。他们过分突出中国特色、国情、文化等等因素。在他们看来，中国和西方的不同不仅仅是苹果和橘子之间的区别，而是一个是水果一个是蔬菜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左派”使用的话语大多也是从西方进来的，包括新马克思主义。

　　学者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医生根据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掌握的技术为病人看病。如果医生看不好病，他(她)只能反思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掌握的技术，而不能说病人的病“生错了”。那么看不好“病”怎么办?需要的是修正所学的概念和理论，因为“病”作为一个客观的事物存在着。而对很多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来说，如果他们的理论解释不了现实，就说“现实”错了。这样当然不会促使人们去认识客观现实，增进对客观现实的理解。

　　应当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也产生了很大一批掌握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技术的人才，包括留学生和中国自己培养的学者。在技术上，他们中很多人现在已经能够和西方学者平起平坐，甚至比西方学者更优秀。他们可以在西方的主流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可惜的是，他们学到了西方的研究技术，而非方法论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和西方学者一样，他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强调的只是“科学”，而没有“社会”。当然，如前面所说，这种研究很多都是肤浅的“科学”(很多严格来说只是对一般寻常见识的形式化表述)，如果不能说是伪科学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中国学研究也同样在曲解中国本身。要么自欺欺人，要么欺骗他人。中国和西方之间越来越深的“误解”因此也有中国本身的原因。长期以来，中国也的确在误解西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本身也对自己国家的变化充满信心，很多人也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和世界接轨，中国本身也会成为类似于西方的国家。中国人总是告诉西方人，我们正在学你们，迟早我们也会变成你们那样的国家。很多中国学者在他们发表的论文中，大都想传达这个信息。这样的话语表现在政治人物和外交官身上，还可以理解，但表现在学界则很不应该了。亚洲的一些政治人物就是这么做的。在自己社会实践表面上的西方民主，然后告诉西方，我们变成你们了。但是学者不能这样做。学者追求的是真理，不是一时的宣传效果。因为相信自己会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国家，很多中国人也相信西方理所当然会接受中国。中国在接受和加入现存国际体系的同时也提出了诸如“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等政策主张。但是，在很多问题上，很多人总不愿意去考虑西方会接受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问题。无论是政策界还是媒体，都是有选择地接受和转述西方释放出来的信息。很多方面的信息在中国得到无限的放大，例如对中国“有利”的论述，主要包括那些在中国有巨大利益而对中国说尽好话的论述，以及那些对西方本身持有批评态度的论述。同时，很多相反的论述被无限缩小，甚至在翻译中“被消失”。

　　中国对西方的“误解”也影响着中国人对真实世界的看法，影响着中国的对外关系。在政策层面，中国对国际格局的变化常常没有很好的思想准备。一旦发生，不知道如何正确应付，往往造成“救火式”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说，甚至连对本身崛起对外在世界的影响及外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可能反应，中国也缺乏足够的理性理解。在政策层面，除了一些表达中国的善意的政策口号外，没有任何理论创新来解释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意义。而无论是政策界还是社会层面，在很多国际问题上，一直停留在表达“喜、怒、哀、乐”情绪的层面，所缺少的是对真实世界问题的理解和对问题的理性回应。

　　在中国开始进入世界体系的时候，一些西方人说，中国和西方会是“同床异梦”。但是在早期，因为中国还处于世界体系的底端，并不能真正和西方“同床”，相互理解的问题还不那么迫切。不过现在，中国从世界体系底端一步一步往上爬，至少在经济方面来说，已经变成了世界第二。也就是说，中国开始和西方(确切地说，是和美国)“同床”了。一旦“同床”，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大家都觉得双方互不了解。因此，很多矛盾甚至冲突就爆发出来。

　　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决定下大力气发展软力量，向西方解释中国。这当然有必要。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中国还不能回答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我是谁?”。在自己不知道是谁的情况下，如何向西方解释自己呢?如何要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呢?

　　中国的理论研究或者对自身的认识至少落后中国的实践好几十年。实践前进了，理论还停留在原地。在很多方面，学术界甚至比“五四”时代都倒退。那个时候，中国还有很多同时精通中国和西方的学者，他们知道西方的东西不能随便用来解释中国，也不可随意应用西方的东西。但是现在，精通传统的人消失了，精通西方的人也消失了，同时精通两者的人更不知道在哪里。

　　要让西方了解中国，首要的任务是中国人自己要了解自己。如何了解?这就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里对所谓的“本土化”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中国很多学者完全在学西方，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本土化”，但对“本土化”的定义并不清楚。提倡“本土化”的学者看到了不能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这一点不错。但是，问题是中国本来就没有类似西方的科学传统。本土化如果意味着简单地抵抗西方，那也很难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

　　要确立中国的知识体系，但这个知识体系不是自说自话。任何知识体系必须是能够和其他知识体系沟通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确立能够和西方沟通的中国学，这就要求中国学者抛弃很多现存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返回原点，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重新观察中国现象，在此基础上再概念化和理论化。只有这样，才可以有和西方交流的平台和交流的语言。也只有这样，才能建设中国的社会科学或者中国的知识体系。

　　建立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并且是可以和西方沟通的体系，可能说容易，做很难。不过，这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问题在于，中国的研究者必须具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意识，再过多少年也不会有中国的知识体系，更不用说是话语权了。中国研究任重道远。(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