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我国乡村常住人口为6亿，约占总人口的44%。而2015年我国当代农村题材电视剧仅有15部490集，部数和集数分别占该年度电视剧生产发行总量的3.81%和2.96%。对比感强烈的两组数字，揭示出在“奇剧”迭出、综艺“井喷”的荧屏上，农村题材电视剧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现实。如何用影像记录转型期中国农民的心路历程，表现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农村的变革与风貌，是电视剧工作者面临的时代任务。
农村剧成为“稀缺剧”
数量太少是目前农村题材电视剧面临的最大问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国家电视剧发行许可证》数据显示，2014年全年生产完成并获得发行许可的电视剧总量为429部15983集，而当代农村题材电视剧仅有27部862集，部数和集数分别占总量的6.29%和5.39%；2015年全年生产完成并获得发行许可的电视剧总量为394部16540集，而当代农村题材电视剧仅有15部490集，部数和集数分别占总量的3.81%和2.96%。审视这些数据便可明白，为何越来越多的农民朋友抱怨：电视上的节目越来越多了，可适合农民看的内容却越来越少了。
不仅数量少，质量也有待提高。虽然近几年出现了像《平凡的世界》《老农民》等深入挖掘农村的历史文化积淀、表现中国农民真实生命状态的优秀作品，但可谓凤毛麟角。目前，很多农村题材电视剧仍然停留在对农村、农民的远距离想象上，浮光掠影地表达中国农村的外在面貌，根本没有深入中国农村的现实和中国农民的内心世界，并未触及乡村改革进程的艰难和农村的深层次矛盾。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尹鸿所言，当下很多农村题材电视剧不是表现老弱病残、天灾人祸的“苦情戏”，就是谈情说爱、滑稽逗乐式的轻喜剧。农村变得肤浅化，农民形象也失去了现实深度和人性深度。比如《幸福生活万年长》表现了农村垃圾处理、农民生产致富、农村人的恋爱婚姻选择等现实片段，但却刻意以小品、轻喜剧式的影像方式贯穿事件，回避了农村改革中不可避免的深层次矛盾，缺乏思想的厚度。
地域化是近年来农村题材电视剧的一大特征。近五年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呈现东北、陕、鲁三足鼎立的态势，其剧中人物、台词、场景等都带有鲜明的地区印记。单从人物语言看就包含方言、口音等差别，这些差异虽然能够带给观众一些“陌生化”效果，但又限制了观众群体的广泛性。很多南方地区的电视观众对于“东北风”的农村剧接受有限。推而广之，农村题材电视剧如果一味追求表面的地域化色彩——方言、口音、民俗等差异，而不在形象及故事的层面展开追求，往往会导致这类题材电视剧的单调化。
写农村剧主观上“不情愿”，客观上有“困难”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理论研究部主任赵彤认为，对当代中国农村进行远距离想象式的创作，是一个包括创作心态、创作资源、创作方式、创作要求在内的综合症候。这种症候的普遍表现是：不是自己内心有想要描写农村的冲动，而是以完成商业或规定任务的心态来从事农村题材的创作；没有农村生活的体验，也不想或“没有时间”去农村深入生活，现成的间接材料代替了鲜活的亲身体验；角色、人物关系、语言和矛盾冲突不是来自对实际感受的提炼，而是来源于侃大山、看碟片、听汇报、查资料，从中即兴摘取，加以组装；不是从生活的规律出发，而是从技巧、桥段、场面的成规出发来设计情节、塑造人物，对技巧的崇拜高于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
赵彤的这段话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农村剧数量少、质量不高的原因。那么，相对于都市题材的“扎堆”，为什么创作者不愿意写农村题材，不愿意深入农村生活？有人说，农村题材影视剧没有收视率，所以没人愿意写。但是，《老农民》《平凡的世界》《马向阳下乡记》等引发的收视热潮，说明这一论断站不住脚。
从根本上讲，农村题材影视剧缺乏是城乡二元对立背景下，农村发展全面落后于城市的一个表征。农民的生活不可能靠农民自己去书写，而是要靠专业的创作者。然而，不管是编剧、导演、演员、制片人还是播出者、管理者、评论者，这些人都是居住在城市中的“城里人”，在城乡二元对立的背景下，农民和农村很自然地成为他们眼中地域和文化上的“他者”。去记录、表现甚至讴歌“他者”的生活，既有主观上的“不情愿”“不积极”——因为任何人首先最关注的肯定是自己所在群体的生活，也有客观上的“困难”——创作者对农村、农民不熟悉、不了解。再加上农民在话语权上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他们需要农村题材影视剧的声音长期得不到传达和关注。久而久之，农村题材影视剧创作便被业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作品要上去，作者就得下去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当代中国农民处在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过渡的复杂环境中，正经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深刻的心灵嬗变。农村剧要寻求突破，就应主动探寻变革时代农民的复杂性，努力塑造出具有心灵多样性的新农民形象。
我国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农村三部曲”——《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以爱情为主线，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来讲述故事，把握了当时农村的社会现实，从而成为农村剧的一座“高峰”。这些实践证明，只有纵深体察农民生活的酸甜苦辣，敢于并善于触碰农村的焦点问题，农村剧才能更有穿透力和感染力。当下的中国农村，发展与矛盾并存，机遇与问题交织，既有农民脱贫致富的感人故事，也有土地纠纷、留守儿童等发展中的痛楚与无奈；既有对现代文明的渴望，也有面对现代社会的彷徨与焦虑。相对于城市生活高度的同质化，当代中国农村可谓是一个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世界。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就是要真实全面地反映变革中的中国农村。
有了创作上的“价值观”，在方法论上就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为创作《老农民》，高满堂历时五年取材构思、调研论证，这期间，他走遍了六个省份，采访了200多人，上到管农业的副省长、市委书记，下到曾经的人民公社社长、生产队队长……他经常跟采访对象在一张炕上拉家常，唠农事、唠农耕、唠秋收、唠收入。有一次，他跟原型人物徐大胆愣是喝了七天的大酒。高满堂认为要出好作品，绝对不能仅仅在家里凭想象、判断和自己的小聪明去完成，“作品要上去，作者就要下去”。
坦率地讲，在现有的环境下，加强农村题材影视剧创作，仅仅靠媒体呼吁和创作者的自觉是很难产生多少实际效果的。面对高昂的制作成本、激烈的收视竞争，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播出者，都有很难跨越的障碍。因此，需要国家从政策层面，加强对农村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扶持，比如规定卫视频道每年要播出一定数量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对拍摄制作农村题材影视剧的机构提供一定的补贴，在文艺评奖中设置专门的奖项进行鼓励引导等。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文传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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