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家窑遗址出土的石球。（摄影：郑世繁）
人类起源之谜的探索从未停息。全球考古学家的眼光，曾横扫过欧亚大陆，最后定格在了非洲的“奥杜维”峡谷。现在，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河北阳原泥河湾遗址群。200万年前，东方人类曾在这里破石成器，开辟鸿蒙。
在一份文化发展报告中，阳原地方百姓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泥河湾不仅是河北的泥河湾、中国的泥河湾，还是世界的泥河湾。”其保护、开发、价值普及的整体性规划，已经成为地方政府、中外学者和文保工作者共同关注的大事。
但打开这座宝藏，需要有科学、审慎、珍惜的态度。因为，现代人在这里的每一步，都会将足印留在历史里。
挖掘一次就要说明问题
泥河湾马圈沟遗址第二文化层，地面上用白线分割出的“探方”犹在。这些一平方米见方的小格子，是当年开掘的单位。
这里曾发现了64枚大象足迹和大量的象牙化石。“如果向南继续拓宽剖面，发现会更多，停止开掘的时候有象牙化石才露出了一半，插在墙里。”阳原县文保所所长成胜泉说。
但开掘不可能无限扩展。
泥河湾在考古界素有“宝藏”之称。文化遗存的藏量如此巨大，以致于在地表上就可以捡到化石碎片。正因为如此难得，发掘更不能竭泽而渔。遗址不可再生，而泥河湾不仅属于过去和当代，也属于未来。
“要有限度的开掘，给未来留余地。”泥河湾研究专家、中科院双古所退休研究员卫奇说，“后代比我们更聪明，手段肯定更先进，留给他们开掘会更好。”
泥河湾遗址群的科考和发掘，其实已有百年历程。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来泥河湾村传教的法国传教士文森特，在村子周边发现了大量的贝壳、蚌类、哺乳动物化石。他把这一信息告诉了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桑志华和美国地质学家巴尔博。几位外国专家随即在1924年来到泥河湾进行地质考察，拉开了泥河湾科考研究的序幕。
从那时起，50多个国家的1000多名中外专家先后来到泥河湾进行考察研究。泥河湾以其200万年的悠久历史、世所罕见的密集遗址群、连绵不断的文脉和世界公认的第四纪标准地层而闻名于世，成为古人类学、古地质学、古生物学、古地理学、古气候学研究的圣地。
1957年，我国古人类学泰斗贾兰坡在《科学通报》发表了《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一文，号召我国旧石器考古工作者到泥河湾寻找古人类足迹。接下来的半个世纪，若干重大的考古成果在泥河湾出现：1965年发现了距今1.4万年的虎头梁遗址群;1974年发现了距今10万年的侯家窑遗址;1978年发现了距今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2001年发现了距今200万年的马圈沟遗址群。
最近几年，泥河湾考古挖掘的节奏放缓，遗址的可持续性利用原则为当下的科考划定了理性的限度。大规模的挖掘基本没有，小范围的拓展也需经过严格的论证和审批。今年9月，成胜泉将在侯家窑遗址继续考古开掘，他的工作范围被严格规定在50平方米内。
这符合卫奇的理念，“常年考察，有限开掘。挖掘一次就要说明问题。”
走向世界的考题
在文化的延续性上，世界看中国，中国看泥河湾。
研究表明，泥河湾盆地在人类历史时期经历了湖-萎缩湖-峡谷开通-侵蚀-冲积和风积的变化过程，与世界著名的盛产古人类遗迹的东非奥杜维峡谷环境变化过程惊人的相似。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石器时代研究所的学者在泥河湾猿人观察站留言评价：“泥河湾盆地是真正的‘东方之奥杜维峡谷’”。
坐落在阳原县的泥河湾博物馆，试图用一种有趣的方式向公众展示这个过程：用手指轻触电子触摸屏，就可以拼接动物化石、制作石器陶器、钻木取火、模拟考古发掘。
在泥河湾保护和价值传播上，河北省、张家口市再至阳原县各级政府一直不遗余力。目前，《泥河湾遗址群保护总体规划》已经通过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评审，泥河湾遗址保护群项目也已列入河北省“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规模位于国内前列的旧石器博物馆已经落成。走向世界，泥河湾接下来的目标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世界文化遗产”。
目前中国已有41处世界遗产，仅次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居世界第三位。但是，中国的文化遗产清单不均衡不合理状况也引起了学者的讨论：在类别方面，建筑、墓葬和造像居多，遗址分量不足;在时代归属上，历史时期的遗产居多，史前遗产严重不足，而占据人类历史99%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更是凤毛麟角，仅有周口店一处。
泥河湾申遗的意义，在这里可见一斑。
但“东方奥杜维”走向世界，还需要有高水平的系统规划做支撑。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泥河湾的保护与开发其实已经超越了地方范畴。而由于遗址开发的不可逆性，规划也必须有面向未来的眼光、统筹全局的纵深和严谨的论证。 在此之中，还需要找到远古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发展的链接点，这几乎是所有文保规划能够落地的基础性支撑。
小长梁遗址立碑处，正在游览的游客下意识地围拢到成胜泉的周围。听着讲解，那绵亘数里的“泥河湾层”才不只是道青灰色的风景。寻求科学价值与社会意义的完美合流，是泥河湾走向世界的一道考题。
别忘了会找旧石器的人
“泥河湾出产旧石器，但别忘了，还有一批会找旧石器的人。”卫奇说。在他看来，旧石器考古人才至关重要。
其实难说“一批”。落实到县一级，基层专家数量相当稀少。在阳原，考古挖掘工作主要由成胜泉和他的搭档关慧承担。
1998年，于家沟遗址发现了夹沙黄色陶片，本是新石器的代表性文物却出现在了旧石器晚期地层中，这对于新旧文化过渡的具体时期和农业起源时间的测定具有重要意义。
“发现了一块陶器的‘底儿’扣在泥土里，那兴奋极了。”成胜泉说。由于现场专业人员只有三位，只能安排关慧留守，他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另外一位专家去向上级部门汇报。在没有手机的年代，他们“步行了八里地到邮电局打电话”。
有学者作过统计，全国研究旧石器古人类的专家只有60个人左右。第三次文物普查时，旧石器时期的文物一个也没增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县里几乎没人搞这些研究，宝贝放在面前，大家也不知道。与之相较，日本有人类活动的记录就3万年，但却有3000多人的研究队伍。
作为常年在泥河湾工作的基层专家，成胜泉每年要接待大量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即便如此，他还常常被“借到”其他省市参加旧石器考古工作。人才的缺乏可见一斑。
1999年，从中科院双古所退休的卫奇举家搬到了阳原大田洼乡，继续他贡献了毕生精力的泥河湾研究，也以这种方式，支援了基层考古的力量。
“泥河湾博物馆展现了一层意义——泥河湾出产旧石器，但没有展现出第二个意义，还有会找石器的人。”卫奇说。
“会找石器的人”是任何宏观规划的操作者，他们的技术将雕刻泥河湾未来的图景。走向世界的东方“奥杜维”，需要更多这样的力量。本报记者 刘文嘉 耿建扩 齐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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