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魅力何在

　　对话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雷 达(中国小说学会会长、批评家)

　　白 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批评家)

　　黄发有(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批评家)

　　叶 梅(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作家)

　　核心阅读

　　现实主义总是承认人和世界的客观性，总是力图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再现或表现世界，总是强调人类理性的能动的力量，也因此，它更重视包括人在内的环境的作用，并重视人的社会性

　　关于现实主义，有偏严与偏宽两种理解：偏严的，持守现实主义“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真实性、客观性与典型性;偏宽的，则强调富含人文主义内核的社会性、真实性与向上性统一的基本精神

　　现实主义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来源于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发展和修正机制

　　现实主义只有表现生活的复杂性、深广度与多样化，才能具有生生不息的动力与活力。现实主义的开放性与多样性为现实主义带来创新的活力

　　张江：毋庸讳言，当前，在各种新思潮、新观念的冲击下，少数作家、艺术家不再愿意谈论现实主义，也不希望自己的创作被贴上现实主义的标签。究其原因，他们认为现实主义意味着保守和落后，不够时尚，不够新潮，不够抓眼球。那么，现实主义真的过时了吗?在今天的文艺创作中，它还有没有生命力?我们还能不能理直气壮地谈论现实主义?

　　生生不息，常写常新

　　雷达：现实主义是人类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最古老、最普遍，同时又常在常新的一种基本创作方法、原则和精神。现实主义有其质的规定性，它总是承认人和世界的客观性，总是力图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再现(或表现)世界，总是强调人类理性的力量、能动的力量;由于它对人和世界客观性的肯定，它更重视包括人在内的环境的作用，并重视人的社会性。

　　由于现实主义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以无限广阔的客观现实为对象、为依据、为源泉，并以影响现实为目的，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以自己的方式反映着客观的生活现实与人们的心理现实，并推动着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改变现实，从而发挥了自己独特的能动作用，也使现实主义文学之树常青。

　　从当代长篇小说来看，60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创作演进，就显示出了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基本走向。在不同时期，社会反响甚大的重头作品，人们耳熟能详的杰作力构，也多出自现实主义文学一脉。如“十七年”时期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长篇小说更是获得长足的发展，每年都以数以千计的数量增长，但叫得响、传得开的，也多是葆有现实主义血脉的作品，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尘埃落定》《长恨歌》《秦腔》《额尔古纳河右岸》《黄雀记》等等。可以说，现实主义生生不息，常写常新，使文学百花园枝繁叶茂，花团锦簇。

　　最近也最有力的一个例证，是由《平凡的世界》小说的热销和电视剧的热播形成的“路遥热”，它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现实主义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与强盛的生命力。路遥曾不无幽默地说：“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事实上，现实主义的《平凡的世界》，现实主义之于路遥的这部作品，与其说是手法在起作用，不如说是精神在起作用。人生是一场奋斗，如何活得有筋骨、有精气神，在困难乃至苦难面前不低头、不屈服，保持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课题。路遥笔下既卑微又骄傲，既平凡又刚毅的主人公们，能给青年读者以沉思、勇气和鼓舞，给行进者以精神的滋养。这就是《平凡的世界》20年来一直受到青年读者喜爱的主要原因。

　　烛照现实，贵在精神

　　张江：为什么现实主义文学能常在常新?我认为，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由现实主义所倡导的理念决定的。文学艺术，归根到底，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换言之，是人类处理自身与现实关系的一种方式。而现实主义最本质和最鲜明的特色，恰恰是对这种关系的强调。

　　白烨：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关于现实主义问题，就曾开展过为期数年的热烈争论与讨论。而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是联系着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对应着中国新文学以来的创作，跟欧美的批判现实主义、俄苏的批判现实主义，实际上是剥离开来的，是内涵与外延都不相同的两个概念。简要地说，关于现实主义，有偏严与偏宽两种思路的理解。偏严的，在内涵与方法上都持守现实主义的原本要旨，即“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真实性、客观性与典型性;偏宽的，则主要强调富含人文主义内核的社会性、真实性与向上性统一的基本精神。

　　我赞同要持守现实主义精神的说法，这一说法要比仅仅在手法上去理解现实主义显得更有弹性一些。现实主义精神，我理解就是人文性与人民性的合而为一，秉持文人的操守与良知，坚持为生民鼓呼与代言，有这样的胸怀与职守，是至为重要的。只有具备了这种现实主义的精神立场，才能在创作中做到“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使作品具有属于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与辨识度。

　　而与这样一个较高的要求比照，我们的不少作家都有不小的差距。其中最为明显的问题，一是缺少严谨认真的艺术态度，二是缺少烛照现实的理想精神。从而使作品在追求所谓的“真实”中，或目光短浅，看不到远处，或眼光低俗，满眼都是灰暗。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实主义作家自身的现实主义造诣，尤其是现实主义精神。

　　当前，多变而多彩的社会生活，多样而多元的文学手法，使得作家的选择和作品的写作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充满了诸多可能。但在怎样看取生活，怎样塑造人物，怎样表达情感，怎样传扬精神上，依然有着高下之分、轻重之别。在我看来，最有分量和最有价值的文学，应该是直面人生、直指人心，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这种基于现实主义精神的写作，不仅为时代所需要，也为读者所喜欢。

　　与时俱进，守正出新

　　张江：现实主义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也来源于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发展机制和修正机制。事实上，今天现实主义创作所呈现出来的样态，以及人们对它的理解，已经与最初的现实主义乃至传统现实主义有了很大不同。这种发展中的调适和拓展，保证了现实主义始终葆有独特的魅力。

　　黄发有：首先，深厚的精神传统为现实主义带来丰富的滋养。从杜甫的诗歌、关汉卿的杂剧到曹雪芹、吴敬梓的小说，都以文学的形式深刻反映现实，成为历史的见证。而“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传统，更是不断地激励当代作家直面现实。这种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积淀在国民的思维模式和审美习惯中，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代的读者和作家，推动他们在传承中创新，为现实主义开辟新的领地。

　　其次，现实主义文学与时代共同呼吸。对时代感和现实性的强调，使得现实主义文学具有一种介入性与亲历性，一个作家以自身的生命来见证时代与现实，从不同侧面来揭示现实和真相，这种写作的在场感显得质朴而厚重，往往具有一种直逼人心的魅力。作家对形式的探索能够发掘文学的独特魅力，但逃避现实的形式游戏只会抑制文学的内在活力。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消费文化盛行的语境下，一些深刻反映历史和现实的优秀作品彰显了其独特魅力。陈忠实的《白鹿原》、李锐的《旧址》、王安忆的《长恨歌》、阿来的《尘埃落定》等优秀作品，遵循着现实主义原则，但又突破了现实主义的框框，既凸现了现实的深层意义，又在更加宽广的背景上将记忆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情感与哲思混合成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在审美建构上达到了整体象征的效果。而且，这些作品改变了传统现实主义对外在描述和外部冲突的依赖，注重探索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中人的精神世界的内在冲突，通过人的灵魂的折光来呈现外部世界的复杂性。

　　再次，现实主义的开放性与多样性为现实主义带来创新的活力。现实主义只有表现生活的复杂性、深广度与多样化，才能具有生生不息的动力与活力。作为与先锋文学差不多同时出现的文学潮流，新写实小说是对先锋文学偏重形式探索的补充，它在总体倾向上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同时又吸纳了法国自然主义与新小说的某些表现手法，这类作品对于凡人琐事的关切，成为艺术地反映当时世道人心变化的精神窗口。尽管新写实小说也有其审美的局限性，但其开放性姿态却给现实主义带来有益的启示。在当代文学史上，那些真正有独特建树的现实主义作家，往往能够突破既有的文学成规，从而开拓新的文学可能性。

　　脚踩大地，心系现实

　　张江：文艺创作不是纯粹技法的演练。历史上千千万万的经典名著，没有一部是单纯依靠技法跻身经典之列的。除了形式因素，更重要的是作品与现实对话的能力。我们当前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往往在“怎么写”上费尽思量，但对现实的熟悉程度、把握能力明显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到现实，回到现实主义，应该是一种适时的呼唤。

　　叶梅：随着各种流派各种手法相机而生，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曾一度遭到冷遇，但当我们在越来越沸沸扬扬、纷红骇绿之时，却重新感受到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所在。它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海洋，是无比宽阔的高天厚土，能成就文学最为需要的原创性(包含独创性)以及人性最为真实和微妙的呈现。

　　文学的原生态只能来源于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知。我初学写作的第一篇小说，正是现实生活的催动。当年到乡村插队，感受到农民的辛劳与生存的艰辛，尤其是那些美丽健壮或粗糙苍老的女人，那些浑身汗腥、心怀梦想、顽强如草、代代延续的女人……她们是我在生活中所熟悉的，我只是用笔将她们记录下来。

　　面对世界，我们所能知道的是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人类像鸟儿一样在空中飞来飞去，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似乎越来越大。我曾经设想，比如工人，它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有了什么变化?他们就在我们身边的工地上劳作，但咫尺天涯，他们的生活和内心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又比如农民，我们吃着他们种出的粮食，可以想象这些发亮的米一颗颗从他们手上滑过的情景，但不知道过去用翻斗打粮用石缸装水用背篓运输，现在又究竟是如何从种到收?一亩粮食需要多少投入又能得到多少收获?他们有没有合作医疗?孩子能上到几年级?

　　在人类社会越来越丰富多彩也越来越复杂多元的今天，文学应该怎样面对这样一个辽阔和陌生的世界?如果文学有一天不能真实和痛切地反映人们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时，文学的出路又在哪里呢?所谓文学“边缘化”究竟是一种懒惰的逃遁还是一种空虚的无奈?所谓“市场化”是一味地迎合、甘愿做奴隶还是自觉地有所选择?所谓“自我”是躲避在象牙塔里的自我欣赏还是真正的解剖自我，进而以个人方式与世界融合?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不得不问自己。

　　张江：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现实主义之所以历百年而不衰，就是因为它在千百条创作方法、创作规律中把握住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一条，始终脚踩大地，心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