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台湾，能够明显感受到创意不仅仅彰显在文化创意园区、博物馆和创意小店等指向明确的场所，大至校园、风景区和公园等公共空间，小至便利商店、客车、临街墙壁和告示栏等均可成为创意场所。
此外，“创意”作为一种方法与策略，使台湾的无形文化资产(台湾的无形文化资产概念与大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基本一致)与当代日常生活的结合也更为紧密，台湾已逐渐形成了“创意导向生活”的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与发展理念。
细察其“创意导向生活”理念，不过是在坚持创意的过程中，注重以下策略的运用：面对当下环境，重塑无形文化资产的价值;面对年轻人实施的“时尚化”战略;实施“体验式”策略，即为民众提供各类参与和体验无形文化资产构想、创作、生产、使用和展示等具体环节的机会。
“价值重塑”与“功能化”策略
所谓“价值重塑”意指无形文化资产价值的内涵与外延在当代环境下的增加、减少和调整等变化过程。功能则是彰显无形文化资产价值及其嬗变的直观剖面之一，它一方面是价值重塑的重要渠道和方法，另一方面它也依循无形文化资产的当代价值而不断调适。
高雄大树地区由于土质优良，自1918年起便是台湾传统砖瓦烧制技艺的重要区域，至20世纪60年代逐渐走向没落。位于竹仔寮的三和瓦窑是目前仅存不多的砖瓦窑，在无形文化资产保存价值和瓦片日常用途渐衰的矛盾中，三和瓦窑重新定位了砖瓦的使用功能——从建筑材料功能延伸出了更多当代日常生活功能，先后开发了名片架、杯垫等日常生活用品，以及微缩化的瓦片和砖块等拼装玩具。这些产品较之原先的建材功能更为“生活化”。透过创意重新赋予无形文化资产以当代新功能的策略使三和瓦窑得以延续发展，并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令台湾众多古厝和古宅等文物古迹在修复中有瓦可用。
相较于前者全新功能的发明，无形文化资产原有功能在当代的延续或改进则往往争议较少，也具有更为广泛的实践应用。它们在不脱离原有功能的前提下，透过改进技术与方法、调整功能的作用形式和受众等手段，以使无形文化资产的原有功能更适应当代环境。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传统表演艺术如何适应当代消费习惯。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明华园歌仔戏的《蓬莱大仙》以及金光布袋戏的《六合水浒传》等剧目均是近20年来台湾对传统表演艺术进行创新的优秀案例。它们均延续着表演这一基本功能，借由新媒体(如金光布袋戏利用电视频道)、调整受众定位(如白先勇对《牡丹亭》的青春式表达)等渠道和方法，使传统表演艺术得以运用新手段延续其基本功能。
“时尚化”与“年轻化”策略
创意能否使无形文化资产导向青少年生活，甚至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是个关键性问题。“时尚化”与“年轻化”是目前台湾对此的主要应对策略。
活字印刷技术是非常古老的无形文化资产，但当前却成为台湾无形文化资产彰显“时尚化”与“年轻化”策略的重要代表。日星铸字行是台湾目前仅存的活版印刷技术商号，他们十分重视研究和分析台湾年轻人的消费趣味和生活方式。在其文化创意商品中，名片设计是颇受欢迎的一类，年轻人会前往该店自行挑选相关活字，放到名片制作匣内刷印，从而制成个性化名片。除此之外，对印量需求大，或有更高体验需求的消费者，日星铸字行还会提供制作活字以及刷印技术培训等高级服务。重要的是，活字印刷技术的应用间接盘活了书法和篆刻等相关无形文化资产，使它们获得利用创意重回日常生活的可能性。
强调“故事性”，是另一重要手段。台湾的无形文化资产及其保存者(传承人)普遍有着丰富的文化记忆与故事。这些故事是吸引年轻人关注无形文化资产的“噱头”，能引导年轻人将无形文化资产纳入自己的视野。譬如，宜兰山区泰雅族“不老部落”就是擅长把故事讲好的一个案例。“不老部落”取自泰雅语“Bulau Bulau”谐音，意指“放松心情出去走走，随意逛逛”。该部落原为泰雅族聚落，拥有织布技术、小米酒酿制技术、农耕技术和狩猎技术4项无形文化资产。如今的聚落主人潘今晟将该聚落重新命名为“不老部落”，是因为他意识到上述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往往有着丰富的生活记忆与人生故事，均彰显一种超越城市与回归乡野的人文情怀，外加自己放弃台北都市生活回到乡野荒郊的独特人生故事，使得“不老部落”成为借由故事吸引年轻人暂别都市生活、享受传统原住民生活的好去处。
“参与体验式”策略
“参与体验式”策略的运用，使无形文化资产与民众产生了直接的感官身体接触，形成特别的参与体验记忆，并最终将之带回日常生活之中。
台湾素有“三月疯妈祖”一说，即在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诞辰日，全台各地妈祖庙均会举行隆重宗教仪式。其中，长达八天七夜的大甲妈祖绕境进香是全台最重要的一场民俗活动。自2001年起，当地政府将传统意义的绕境进香民俗活动“节庆化”，以“大甲妈祖文化节”等名义持续举办至今。
在赋予无形文化资产以现代节庆意义的同时，如何使民俗充分融入现代生活是特别重要的议题。2015年，台湾兴起了“跟着妈祖轻旅行一日体验”等活动。该活动充分考虑到对年轻人的吸引力问题。在活动设计上分为“一日轻体验”或“两日一般体验”，既确保年轻人参与体验到完整的绕境进香程序，亦兼顾到年轻人日常生活安排和兴趣持久性等现实问题。根据笔者观察，该活动的参与者多为三五成群结伴而来的大学生和上班族等年轻群体。在一日绕境进香后，年轻人多表示活动强度“刚好”“不至于影响第二天的工作”或觉得是“与朋友很愉快的经历”。
活动还兼顾了信众与非信众的习惯传统。例如，主办方在体验活动前会分批对报名者讲解必须遵循的绕境进香仪式、礼节及规范。在绕境进香过程中，主办方安排数万名志愿者于不同地段、时间和场合为报名者提供咨询和协助等服务。这种做法在较大程度避免了报名者对信众的无意冒犯，使得绕境进香成为一种全民式的节庆活动。
除了在制度与规则上进行创意设计以外，这种实践在文化活动及相关产品设计的创意方面也十分典型。其中的创意从辨别报名者身份的水性贴纸，到平安符和纪念册等各类文化创意商品，再到绕境所经之处的各类文化展演活动，可谓一应俱全，使报名者既能从传统中体验到妈祖绕境进香的精神主旨，也能透过现代文化创意手段丰富对该无形文化资产的感官体验。
这种“参与体验式”策略绝非是肆意商品化、旅游化和大众化，它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秉持无形文化资产既有的传统规则和精神主旨，是一种有限度的创意实践。
同质化阻碍自我盘活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台湾“创意导向生活”的无形文化资产保存与发展思路的不足。
其一，同质化趋向严重。台湾囿于无形文化资产种类有限，以及各地均倾向将无形文化资产作为文化资源加以创意利用的观念，导致各地存在较严重的同质化倾向。这种同质化不仅展现在所利用之无形文化资产相似或雷同，更表现在创意方法的重复性。
其二，不平衡性突出。“创意导向生活”并非对所有无形文化资产皆适用，目前较多应用范围仍局限在传统工艺和部分民俗类型中，而无法普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无形文化资产。此外，这种不平衡性也表现在区域结构上，部分经济落后区域的无形文化资产，容易被台北和高雄等发达城市所“吸走”，而走向“异地保存”的怪圈。
其三，部分无形文化资产因过度依赖政府资金的扶持，而难以实现自我盘活。政府在辅导无形文化资产初步实现“创意导向生活”后，一旦停止拨款，则无形文化资产容易陷入发展困境。
其四，在“创意导向生活”的过程中所覆盖的群体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大量传统工艺类无形文化资产经过创意环节所产生的成果，较多迎合的是都市中产阶级的消费趣味，而较少关注其他消费群体的偏好。在开发原住民的无形文化资产时，多重视向原住民以外群体的传播而缺乏对原住民内部群体的“向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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