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有其内在规律，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清晰展示出其演化的内在要求，就是尊重自然、适应自然、善待自然。翻开人类聚落发展的历史，其选址经历了从小溪边，到小河旁，再到临近大江大河的演变过程。城市是聚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古代城市从选址到建设，遵循了以下两种理念，一是管子的因地制宜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一是《周礼考工记》的传统礼制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但在实际的城市建设中，没有哪个城市是完全按照其中一个理念完成的，都是两种理念共同指导下的产物——即使拥有着雄伟城墙和棋盘式街道的长安、北京，其城墙也不是完全方正，其街道也绝非完全笔直。而中国城市发展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更为重要，归纳起来就是“天人合一”的观念。
城市发展要考虑城乡、区域协调
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城市可以在规模和功能上不断扩大，在更大区域形成中心城市、城市群，比如现在的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但就单个城市而言，每个城市都有自身发展的限制条件，都有其兴起、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和规律，并不是每个城市都能成为大城市。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绿色是基础，协调是手段。绿色就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青山绿水，是生态的基底。要从经济的角度认识到青山绿水的重要性。没有青山绿水的经济之山，根基是不稳固的。2012年，北京市出现“7·21”洪水淹城，客观表象是遭遇百年一遇的洪水，主观原因可以看做地下管网直径不足，而其根本原因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系统维护不力，地面渗透能力下降，湖泊、洼地、空地缩小或者消逝造成的结果。
城市是一个综合体，协调不仅是理念，更是城市发展采用的必要手段。城市发展要考虑城乡协调、区域协调。城市本身的发展，则要以城市的总体规划为抓手，协调结构、功能等诸多要素，协调时间变化和空间发展可能对城市产生的影响。每一个因素，比如水、能源、生态、经济、遗产都必须在城市这个综合体中得到合适的位置，城市才能健康发展。过分强调某一单一因素，都有可能使城市产生畸形。例如，过度强调土地集约使用、地块平衡，往往会造成高楼集中、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的城市病。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的形态是一城两翼，中间是老城区，东西两边是两个工业区。从GDP的数值看，两边是波峰，中间是波谷，但是从人们对苏州的认知度来看，老城最高，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集中体现地。这不仅是城市功能分区的差异，也体现出对文化遗产的权重，说明苏州市多年来对城市发展方向的正确把握。当然，城市总体规划的合理制定，只是协调的一个重要方面，协调的作用还要落实到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细化到以人为本的方方面面。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1982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同时指出：“许多历史文化名城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或者是近代革命运动和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城市。在这些历史文化名城的地面和地下，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光荣的革命传统与光辉灿烂的文化。”30多年来，国务院已经公布了128座历史文化名城。城市文化遗产也成为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的特色是城市灵魂的表现形式。在我国城市中，不仅有历史悠久的城市，也有后期发展非常有特色的城市。被吴良镛先生称为“近代中国第一城”的江苏南通，三处城区鼎足而立，生产、生活、生态布局合理，1905年就建成的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仍然在城市功能中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的实验地深圳，在几十年时间中，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其中的“拓荒牛”文化内涵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文化是国际交流的纽带，我国在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后，通过申报世界遗产，参与国际遗产保护，逐步增加了中国文化在国际语境中的话语权。2005年，在中国古都西安通过的保护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城区及其周边环境的《西安宣言》提出：“不同规模的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城区，其重要性和独特性在于它们在社会、精神、历史、艺术、审美、自然、科学等层面或其他文化层面存在的价值，也在于它们与物质的、视觉的、精神的以及其他文化层面的背景环境之间所产生的重要联系。”《西安宣言》将遗产（物质实体）及其环境、文化的影响结合起来考虑，韩骥先生认为这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观念。
奇怪建筑、假古董、千城一面
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
城市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有的表现为功能失调，有的为形态失控，也有的是各种矛盾的综合表象。在形态上失控的现象最为直观，比如奇奇怪怪的建筑、拆真古迹建假古董、千城一面等。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从文化角度看，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
奇奇怪怪的建筑在改革开放之际出现最多并不奇怪，建筑的形态本来就要多样化，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美学角度看，建筑单体本身难以形成普遍的审美共识，从异国异地复制到中国本土来，只考虑了形似，而且学得不像，使其异样；二是缺乏与环境的互动。建筑单体本身可能有一定的特点，但假如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就显得奇奇怪怪。
拆真古迹建假古董，既是对历史文化的不尊重，也是对当代文化的不自信。真古迹的珍贵之处除了建筑价值外，更有意义的是保存有不断积累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后代人可以通过实物解读，从中汲取智慧。假古董只是在形式上与真古迹有相似之处，但是只保存了当代信息，完全丧失了历史解读的可能，忽视了文化传承是经验和知识积累的持续过程。因此，古建筑维护和拆除重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北京故宫为例，在故宫维修和环境整治时，有人提出，按照故宫最兴盛时的康乾时代进行修复，多数专家则认为，故宫发展的整个过程都应得到尊重，这样才能体现历史的真实性和文化的延续性，应根据保存状况、功能要求和环境需要进行尽可能少的干预。
“千城一面”说明城市文化的包容和创新不够。包容不仅要吸收世界各地的文化特色，更要让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延续。扎根在中华大地上，城市就应当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梁思成先生是中国城市遗产保护的开拓者，他认为历史城市应当在保护中发展。张锦秋先生在西安的许多建筑作品被誉为“新唐风”，而她反复给年轻人强调的是“城市文化孕育建筑文化，建筑文化彰显城市特色”。
总之，城市文化的传承包括方方面面，传承的主体是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是文化的传承者。
（作者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副总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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