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也有思想史

　　中国古代语言学常常就是“小学”，“小学”是经学的附庸。这就决定了“小学”只是工具，是经学思想的工具，“小学”本身不太注重思想。至今，关于古代汉语的有些研究还是在“考释一个个字词，收集一‘堆’语料”。这些“字词”和“语料”原本也应该与思想有所牵扯，但是，自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以来，这些“字词”和“语料”也成了“结构”的一部分，它们与思想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

　　结构主义语言学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一个流派，它本身就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思想之一。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思想还包含哪些呢？这并不容易回答。北京大学语言学教授陈保亚曾说：“由于中国语言学把方法隐藏在材料背后的这种特殊传统，梳理中国语言学方法的线索就显得非常困难。”中国现代语言学对语言材料的重视往往要超过语言学理论本身，这种研究传统曾惹得众多语言学家不约而同地呼吁：中国语言学也要有理论意识，中国语言学也要重视语言学理论研究。然而，这种呼吁常常还是要以“例不十，法不立；例不十，法不破”为立足点。“例”就是指材料，而不是思想。

　　许多词汇学研究都可能是“一堆语料”，那么，语法学、语音学、文字学情况就更加不容乐观。如果从语言学各个分支学科的角度来探索中国语言学思想史，可能会面临关门塞道的困境。《百年中国语言学思想史》（薄守生、赖慧玲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就试图摆脱这样的思维方式，从中国语言学的整体来思考语言学思想史的问题。该书包括前言、后记和15章内容，40余万字，洋洋洒洒。该书不是从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语音学、修辞学等分支学科条块分割地来写，它是在试图探索贯穿这些分支学科的思想的可“通”之处。

　　把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学科贯通起来探讨它们的“思想史”实在不容易。正是这个原因，该书著者自始至终致力于全书的“系统性”。在这方面，这本书已经完全做到了吗？我们还不敢断言，但是，从具体内容中已经能够读出“著者已经尽力”了。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研究筚路蓝缕，需要众多的研究者继往开来。

　　中国现代语言学已经走过百年历程，我们以前很少考虑过语言学有没有思想（史）的问题。今天，我们反思这个问题，民国语言学史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史的上游，当时的语言学经典文献是百年来中国语言学重要历史转折关头的思想之源。史可“通”，思想在“流”，中国语言学也有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