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系大地的持守与拓展

　　“全民写作”包含着生机与活力，不是坏事，关键问题是还有没有守望终极的精英作家?面对大众化、世俗化的写作浪潮，这些作家还有没有能力扬长避短，去粗取精或高蹈流俗，在汲取民间营养的同时，担负起与之对话和施以引领的责任?

　　令人欣喜的是，相当一批作家置身全新的文学语境，根系大地，仰望星空，以有“通”有“变”、有扬有弃的态度，从事浸透着理想的笔耕。

　　在2012年的创作中，一批颇具思辨色彩的散文随笔，充分显示了理性的力量。云杉的《文化的非洲》，堪称这类散文的重要收获。该文由非洲见闻说开，将不同国度的历史进程、文化个性和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展开发散性比较与阐释，呈现了全球化背景之下，一个国家和民族所应有的文化立场、观念和原则，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张炜的《莱山之夜》、《游走：从少年到青年》等长文，虽然重在生命回溯，但由于同时融入了精神世界和心路历程的自我勘探，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思想重量。至于他的《不同的志向》、《对不起它们》等更是以敏锐的识见，直击灵魂与生活现实，让人思绪绵绵，每生颖悟。幸福、安详、回家，是郭文斌锲而不舍的精神向度与文学主题，《走进安详，找回中国人的生存意义》、《文学的祝福性》、《大山行孝记》等通过形神俱在的讲述，深化也细化了如此向度和主题，足以构成崭新的生活与生命理念。此外，王充闾的《解脱》、梁衡的《心中的桃花源》、史铁生遗作《昼信基督夜信佛》、王安忆的《教育的意义》、韩小蕙的《理念是天堂的花朵》，马晓丽的《遥想长城》等，均具有丰沛的思想含量，折映出一个时代的认识高度。需要提出的是，一批学者教授加入了散文随笔写作行列，其中，丁帆对俄国思想家的系列阅读，孙郁对鲁迅的系统感发，冯天瑜对历史哲学的专栏式言说等，皆有学养、识见、性情，值得潜心体味。

　　历史文化散文也可圈可点。祝勇的《变革者的咒语》谈先秦变法，《残局》、《当部长的梁启超》话民国风云，既有新见，又诗情沛然，不失为文学与史学的有机融合。张宏杰的《史书里的兴衰》雄视千古，纵论历代，透过大量的史料分析，揭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鲁枢元的《陶渊明PK秦始皇的随想》，站在现代人珍视的精神生态的高度，重新评价陶渊明和秦始皇，讴歌心灵自由与和谐，质疑自我膨胀与霸权，亦属独具只眼。

　　与“全民写作”现象相联系，2012年的散文随笔创作还有一种情况值得重视，这就是伴随着非虚构、跨文体、大散文等概念的扩展和走俏，作为文学基本样式之一的散文随笔，其内容承载正越来越多元，文体形态也越来越丰富，表现手法更是越来越摇曳多姿，不拘一格。散文随笔仿佛一匹脱缰的野马，它凭借与小说、诗歌、评论、报告文学乃至新闻通讯的嫁接与整合，不仅冲破了由来已久的“美文”藩篱，而且使通常所说的宽泛的散文更加宽泛。目睹这种情势，我们禁不住要重新认识以往学者所做的关于散文“有类无体”的界说，难免静心自问：散文是否真要回到中国古代包罗万象的“文章”格局?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扩张与泛化在通常情况下，并非作家单单基于形式因素的标新立异，而是他们从切近生活和表达内心的需要出发，所进行的只能如此或最好如此的必然选择。换句话说，存身于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之中，且产生了丰富体验与深邃思考的散文作家，只有通过文体的拓展与手法的互渗，才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同时也才能最大限度地抵达深广的生活和生命的真实。而这恰恰可以从去年出现的一些具有“越界”意识和“混搭”特征的作品中，获得证明。如朱增泉的《美国追杀本·拉登》借助新闻调查的元素，强化了自身的信息量、现场感和思辨性。夏榆的《黑暗是一件星光斑斓的锦衣》，以大量的内心独白和意识流动，传递出同类文本少见的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梁鸿续写的《梁庄在中国》，刘亮程新出的“在新疆”系列，在相当开阔的背景下，还原了乡土中国的原生态和边疆中国的诗意美……

　　当然，2012年，传统的散文随笔依旧占据着数量上的优势，其中有质有文的精彩之作也不少见。贺捷生的《不能遗忘的小镇》、《远去的马蹄声》，其特有的慷慨悲歌，侠骨柔肠，足以唤醒人们久违的豪情。南帆的“关于泥土的记忆”系列，围绕作家当年的知青经历，一边展开形而下的场景追述，一边着力形而上的精神翱翔，从而编织成自省又省人的生命和弦。刘上洋的《万里长江第一湾》，聚焦云南丽江崇山峻岭中的长江回旋，虽然下笔流光溢彩，但没有止于客体再现，而是最终将其意象化和象征化了。还有凸凹的《故乡永在》、陈忠实的《接通地脉》、阎连科的《一个人的三条河》等乡土散文集，全都是作家生活的浓缩和生命的结晶。其中包含的反思当下，回望来路的意义，是对当代人极其重要的精神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