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的第三视角

　　自1949年至今的中国当代文学，就其表现重大历史事件——内战，尤其是“抗战”主题而言，大体呈现为三种视角。

　　1958年间涌现的一大批“革命历史小说”，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对夺取政权过程的描写，是革命者写历史，小说视角属于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革命视角、“红色”视角。我们可以将这种视角称作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视角”。

　　用“第一视角”写就的作品意在描写当年革命的丰功伟绩。《保卫延安》描写1947年延安保卫战;《红日》描写同一场革命的山东战场战斗进程。

　　持这种视角写作，必然将当年中国社会舞台上的另一政治力量视为对立面，当作革命对象。《红旗谱》中的地主阶级以及国民党当局，《红日》中国民党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骄横狂妄、色厉内荏的反面形象，都是这种视角观照下的必然产物。

　　以“第一视角”创作的“革命历史小说”把国内革命斗争同民族解放战争都视为一体化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过程，描写抗日战争题材时也聚焦于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主干情节，就是共产党人杨晓冬利用国民党军队内部矛盾，策反关敬陶率部起义，通过同内部敌人的斗争，加强了抗战的力量;《青春之歌》中林道静走上革命的历程，就是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进而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的过程。

　　1988年前后兴起的“新抗战文学”超越了单一的阶级论，表现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战的民族精神。叶兆言的《追月楼》描写地主丁老先生在日军攻入南京后，不躲进租界而蛰居追月楼，并且立下遗嘱，生不愿与暴日共戴天，死亦不愿与倭寇照面，而葬在追月楼下。周梅森的《军歌》、《国殇》以新的视角从整体意义上描写了国民党官兵在抗战中的表现。田军利、费林军的电影文学《血战台儿庄》，邓贤的报告文学《大国之魂》，客观地描写并肯定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和贡献，热情地讴歌了国民党中的爱国将领，抗日官兵。“新抗战文学”体现着中国文学的“第二视角”。

　　莫言的《红高粱》(1986年)塑造了不同于用上述两种视角所创造的英雄。小说中的余占鳌是“草莽英雄”，高密东北乡型英雄。与以冷支队长为代表的自封的英雄相对照，余占鳌式的“民间英雄”得以确认：

　　冷支队长冷冷一笑，说：“占鳌兄，兄弟也是为你好，王旅长也是为你好，只要你把杆子拉过来，给你个营长干。枪饷由王旅长发给，强似你当土匪。”

　　“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老子去年摸了3个日本岗哨，得了3支大盖子枪。冷支队不是土匪，杀了几个鬼子?鬼子毛也没拔下一根。”

　　《红高粱》的正面情节就是余司令率领队伍打这场伏击战，以惨重的代价消灭了来犯的日本侵略者。

　　1985年前后，日本不少政要总是翻当年侵华战争的案，美化当年军国主义侵略。198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40年之际，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及其阁僚以政府公职人员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可以说，《红高粱》以及同时的“新抗战文学”和此背景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有直接关系。但《红高粱》显然超越了以往的叙述视角。民族灾难降临，余占鳌、戴凤莲身上的野性和原始生命力升华为一种现代民族精神，他们本人也成为民间的抗日英雄。这种新的英雄形象的出现，构筑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新视角。这种视角的更完整的文化内涵的解释体现在小说《白鹿原》中。

　　陈忠实的《白鹿原》主要描写了中国现代历史上两大政治力量以白鹿原这一陕北农村为舞台展开的矛盾和斗争。小说中有无产阶级革命人物鹿兆鹏、白灵等，也有国民党系列的人物白孝文、鹿兆海等。《白鹿原》没采用鹿兆鹏视角，也没采用白孝文视角书写中国现代历史进程，而是以朱先生、白嘉轩所代表的儒家文化视角，描写波诡云谲的历史动荡和变迁。

　　朱先生厕身白鹿书院，洞察世事民情，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执著的社会责任感，这是儒家人文精神的首要品格。作为中国传统的“士”，朱先生不愿俯就于某个政治力量。他主张用伦理方式调节而不主张用武力斗争 ——包括武装斗争方式改变现实。他认为，是阶级斗争学说的涌入推动了无休止的兄弟相煎、血腥残杀，他超然地说“白鹿原成了鏖子了”，他认为在打打杀杀的历史悲剧背后，是文化失范、道德失范导致的非程式化的权力争斗。他和白鹿村人将这样的现实称作“乱世”，表现了儒家重和谐、王道，反对战争、霸道的人文精神。

　　朱先生遵循《中庸》所载儒家“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思想，希冀在“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寻找共同点，认为“一家主张‘天下为公’，一家昌扬‘天下为共’，合起来不就是‘天下为公共’吗?”可用以促使对立双方避免极端，协调合作。事实证明，这也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但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尽管存在自己的局限性，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还是很直接地通向了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

　　朱先生在中国即将整个沦陷之际，怨愤以至蔑视中国的军人，无法理解如此泱泱大国怎么打不过“弹丸之地的倭寇”，鄙夷中国“倭寇都杀到窝口了，还在窝里咬”。他颂扬开赴抗日前线的中国军人为“白鹿精魂”。他冷下脸来向鹿兆海索要亲手打死的倭寇的一撮毛发。以朱先生为首的八位关中大儒弃笔从戎，要亲赴抗日前线。这位终生为中华民族培养“白鹿精魂”的人，原来自己才是“白鹿精魂”。

　　《白鹿原》所体现的创作视角，与《红高粱》一样同为“第三视角”，并进行了更加幽深的文化探照。《红高粱》塑造了具有独特文化价值的民间英雄，《白鹿原》直接塑造了继承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儒家。这一视角既容易衔接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又利于承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为中国文学的精神扩张和吸纳提供了重要的动力。“第三视角”由于浓烈的文化意识，容易摆脱脸谱化的机械解析，而在文化的本体上，审视人的命运变化，观照人性的扑朔迷离，为文学的新创造提供了巨大的书写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