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追寻与反思

　　焦裕禄，可以说是河南现代戏创作中被表现次数最多的题材。但是20世纪60年代河南戏剧舞台上几十个版本的“焦裕禄”，多是好人好事的一般性展示;20世纪90年代初期，河南戏剧界数台表现焦裕禄事迹的剧目，也因缺乏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而没有走得更远。

　　新世纪重写焦裕禄，是我创作生涯中最为艰难、最为煎熬的一次创作经历，几乎是在绝境的挣扎中寻觅前进。最大的难点是如何把大家耳熟能详的题材既写出新意而又不脱离大家对焦裕禄的“经典”印象，如何把半个世纪前的遥远往事写得既有历史深度又能与当代观众的情感、认知相沟通。

　　这触及对兰考“三害”的认识，更触及对1958年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反思，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领域。分寸把握不好，可能无法通过领导的审查;而如果完全回避历史的真实，那就缺乏了创作者对历史、对艺术起码的诚恳和勇气，也很难超越过去几十年中曾经出现过的焦裕禄题材戏剧，很难吸引、感动当代观众……

　　焦裕禄所处的年代是共和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时期，那是一个刚刚经历过大跃进极左狂热和大饥荒肆虐的年代。从1958年春开始，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运动在中原大地如狂飙突起。之后，又掀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高潮，更造成“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瞎指挥风泛滥，许多说真话说实话的党员干部被打成“右倾”，补划成“右派”，各级干部人人自危，因担心被打成“右倾”，违心地说假话、说大话，然后又强行按虚报的产量向农民征粮，造成征购透底，饥荒大面积出现。震惊全国的大批农民群众被饿死的“信阳事件”，就是这种情况的极端表现，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河南真实状况的一个缩影。1962年初，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开始对1958年遗祸深重的“五风”错误进行清算和纠正。但在实践中，纠错的过程并不轻松。而兰考县由于面临着风沙、内涝、盐碱等严重的自然灾害，其形势比起其他地方更显滞后，更显严峻。而焦裕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赴任兰考县委书记的。

　　兰考是“五风”的重灾区。我查阅了大量资料，也走访了许多过来人，深深地认识到，兰考的灾难，既有天灾，更有人祸。兰考在1957年之前，由于植树造林，自然面貌已经有了很大改观。正是1958年滥砍滥伐林木，违反自然规律乱改农田，才造成了风沙、盐碱、内涝“三害”重新肆虐。当时焦裕禄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局面。他肩负着党组织的重托来到兰考，要凝聚人心，抗灾治灾，为民造福。而抗灾治灾和凝聚人心都必须有符合实际、符合民心民意的路线政策来支撑，然而，恰恰当时的许多路线政策并不能提供这种支撑，甚至还与其相抵牾。作为一个清廉务实、与百姓心心相连、具有大爱情怀的共产党人，作为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的县委书记，他面临着很多无法解决的矛盾。他在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同时，其内心深处的纠结和困惑也是必然的。如果说上世纪60年代穆青他们写焦裕禄长篇通讯时不可能触及这个层面，那是一种无法逾越的时代局限;那么将近半个世纪后，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如果现在我们重写焦裕禄仍然不能清醒坦然地面对历史、反思历史，那么重写这个题材的意义究竟还有多少呢?我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使这个老题材焕发出新的思想感召力和艺术魅力呢?

　　这种认识应该是重写焦裕禄的思想起点。但真正做起来谈何容易!

　　因为对那段历史虽然早有定论，上世纪80年代这个定论也已写入党的正式决议，但在文艺创作(主要是戏剧创作和影视创作)中大家却都刻意地回避那段历史。好像那是一个伤疤，谁也不愿碰它，甚至不愿想它，好像不碰它不想它它就不存在一样。但是，现在要重写焦裕禄，不碰它不想它显然是不行的。

　　在豫剧《焦裕禄》剧本中，我采用的故事素材既有老的“经典素材”，也有其他焦裕禄作品未曾关注、未曾使用过的新素材。但不管老的“经典素材”，还是新挖掘的素材，我都力图用新的视角、新的手法，强化、开掘其中的戏剧性和思想内涵，使其呈现出新的审美风貌。

　　这里最关键的是对典型历史环境的真实再现。

　　比如，第一场“火车站礼送乡亲”，应该是焦裕禄事迹中大家比较熟悉的“经典素材”。但过去的“经典叙事”淡化了真实的矛盾，我根据采访历史亲历者的讲述，再现了当时外流逃荒灾民的真实处境。

　　当时，灾民外出逃荒已经成为一件严肃的“政治事件”，是关涉社会稳定和政府面子、尊严的“重大问题”。所以，来自上面的态度是“严把死守，不准放走一个”。县里为了拦截灾民外出，专门成立了“劝阻办公室”，在火车站甚至大小路口拦截阻挡灾民。作为兰考县的“一把手”，焦裕禄代表着兰考县的“面子”，灾民外逃，最没面子的应该是他。于“公”于私，似乎他都应带头执行上级命令，阻止灾民外出。但是，人性中的善良和大爱，又让这位县委书记“于心不忍”，欲阻不能。在“面子”和“人道”的权衡中，在与县委副书记顾海顺的冲突中，他选择了放弃“面子”。他说：“外流逃荒的根本原因是乡亲们口粮不够吃。口粮问题不解决，光是这样一味堵截，那是扬汤止沸，怎么能行呢?”“饿死人才是最大的政治错误!”

　　寒风刺骨，大雪纷飞，焦裕禄为百姓饥寒交迫背井离乡自己却无能为力而揪心自责。他向大家深深鞠躬，诚心致歉，殷切嘱托，施礼相送……那种从实际出发的政治态度和“以人为本”的情怀，感动、温暖了寒风中的灾民，也温暖了今天台下的观众。

　　第二场“瓦窑村访贤问苦”，与焦裕禄“访贤问苦”的“经典叙事”既有相似的成分，更有相异的、更深邃的历史内涵，那就是对1958年大跃进“五风”错误的深刻反思。

　　焦裕禄为1958年错划的“右派”平反，是兰考民间话语中广泛流传的故事。在戏中，宋铁成是林业技术员，是造林模范，在1958年“五风”狂热中，他反对乱砍滥伐树林，向上级写信反映情况，结果被补划成右派，打回村里监督劳动，补助粮也被克扣，落入了极为悲惨的境地。当焦裕禄叩门拜访时，他的老娘疑虑重重，因为担心他再多言惹祸，竟然让他装哑巴!政治运动硬是把一个血气方刚、韬略满腹的治沙专家变成了神伤心碎、噤若寒蝉的“哑巴”。这一趟让人倍感沉重和辛酸的“访贤”，警醒了焦裕禄对现实问题的深刻认识：“说真话他付出的代价太惨痛，看眼前他家徒四壁、虚弱多病、四顾茫然，我蓦然心惊!”残酷的现实更进一步激发了他“治三害挖病根纠错扶正”的决心。焦裕禄以真诚和尊重化解了宋铁成心头的寒冰，为他“摘帽”平反，和他促膝谈心，使这个性格耿直的造林能手重获新生，走上了治理“三害”的第一线。其求真务实、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态度和精神，通过这些典型情节得以悲情彰显，这使焦裕禄的艺术形象有了历史的深度和质感。

　　“购买议价粮”是电影《焦裕禄》首先使用过的素材，在豫剧《焦裕禄》中，它被强化、延展、升华，成为全剧分量最重的“核心事件”，也是对焦裕禄党性、人性的一次巨大考验。购买议价粮在当时是一种危险的“擦边球”，极可能以“违反国家粮食政策”而遭到严厉惩处。所以，当县长张欣理提出买议价粮的动议时，焦裕禄犹豫过、担心过。但是，浮肿病的不断蔓延，乡亲们一个个饿倒的现实，宋铁成的猝然去世，深深刺痛了他，警醒了他。在执行政策的“原则性”和生死攸关的“人性”较量中，人性中的大爱、恻隐再次占了上风。面对调查组“政治高压线碰不得”的提醒，他愤然呐喊：“让群众吃上饭错不到哪里去”!面对“张欣理已经把责任都担起来了”的“善意保护”，他勇敢担当：“真有错我担责任，纵受处分也甘心。”疼百姓、爱百姓、为百姓着想，使焦裕禄最终有勇气突破特殊时期某些错误政策的局限，做出超出常人的行为选择。剧作正是在焦裕禄内心的犹豫、权衡、纠结的痛苦中，在突破政策局限的艰难抉择中，显示出其人性的光辉。其爱民、为民、亲民的公仆情怀，在悲怆的情感迸发中得以凸显。

　　“病床上痛斥韩大刚”一场，是《焦裕禄》对当年“浮夸风”运动的一次痛切回应。“浮夸风”，是当时除却天灾之外，给国家造成灾难的巨大“人祸”。作为亲历者，焦裕禄对它带来的危害有着切肤之痛。所以，当得知韩大刚虚报产量后，他痛心不已，斥责韩大刚：“过量征购将给老百姓再次降临一场灾难!这不是天灾，是人祸!”“兰考的百姓已经够苦了，我们不能再亏了百姓啊!”在这里，焦裕禄的党性和对党的忠诚，与对百姓的悲悯之心，与善良人性是融为一体的。

　　50年后的今天，当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使中国社会彻底摆脱饥荒、走上富裕，而贫富悬殊、干群关系异化又成为令人深切忧虑的社会问题的时候，这些最普通的家常话却具有了振聋发聩的力量。其奥秘就在于其朴素的人性力量对当今社会现实的针砭和观照，契合、呼应了时代的需求和群众的强烈愿望。我想，这也是豫剧《焦裕禄》在今天走红热演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