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自觉水平的技术考量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认识当代生存背景下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特征，是强化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并满足全体市民既日益增长又与时变化的文化需求的前提条件。要使这种认识得以深化并使之转化为现实行动力量，必须从技术层面系统研究其资源配置、工具功能化等问题，从而迅速提高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自觉水平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有效措施。

　　使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成为集体响应的一池活水

　　提高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夯实公民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的体制建构，激活不同地缘条件下具体城市生存空间的文化活性，最大程度增强辖内居民的文化参与几率、文化享有范围和文化幸福感，资源配置乃是最重要的文化行政要素之一。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意义上的资源配置，主要包括文化资源配置、行政资源配置、经济资源配置、人力资源配置和设施资源配置以及这些配置之间的二次耦合配置。在传统的思维定势里，文化行政部门的资源配置主张，仅仅是指本体性的文化资源配置，其被动后果是，即使这一主张得到实践界面的良好响应，也依然无法在更广阔的城市社会生存空间产生普遍社会效果与深度文化变化 ，原因就在于无法充分调动体制结构的行动合力，就在于单纯的文化资源配置往往成为文化行政部门一厢情愿的无奈事态，就在于无奈事态下无法形成公共文化服务指向的内生动力与外驱协力。因此，在构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政府及其相关的文化行政主体，必须转变观念，深化认识，全面把握资源配置的要素取向与完整内涵，使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真正成为城市文化生存的着力点。

　　强化文化资源配置，必须立足于所在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地缘文化区位以及市民文化结构。历史文化传统以其深刻的文化精神对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厚重的背景支撑，地缘文化区位决定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在何种程度上获取凝聚力与辐射力，市民文化结构则在服务理性的制约下如何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与市民文化诉求的有效对接。强化行政资源配置，不仅要打破文化行政机构由职能分工给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构带来的静态权力给定壁垒，而且要在文化行政机构以外寻求更多开放性的制度功能接口，从而使更多的行政资源根据公共文化服务的实际需要发挥其行政支持作用。强化经济资源配置，必须扩大文化支出在政府年度预算中的份额和覆盖面，同时提高文化事业预算支出的程序强制力和执行监管力，通过市级人民代表大会相关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促进公共文化支出的合法化、制度化、规范化和长效化。强化人力资源配置，要根据形势发展需要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从业人员的总量扩编，要在总量扩编过程中进行包括合同制身份及志愿者加盟在内的服务身份多样化的人事政策设计，要针对不同服务岗位的技术诉求引进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和不同专业背景的公共文化服务人才，要在信息社会和现代生活方式条件下实现行业性全员业务跟进式强化培训。强化设施资源配置，必须实现机关、学校、企业、军营等封闭文化设施与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服务链接与功能转换;在大力兴建城市文化基础设施的同时，通过加固、修缮和改进等方法最大限度地发挥原有文化设施的功能潜力与统筹合力。至于强化这些配置之间的二次耦合配置，乃是更加复杂的资源配置议题。毫无疑问，任何义项的单一有效配置，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形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张力，其原因就在于并没有在更为复杂的配置二次耦合中实现文化服务有效性所必然要求的关联性同步推进和整体性功能发挥，各种单一配置之间不仅没有彼此支持的积极响应而且还会出现互相牵制的功能消解。

　　走出这一困境的最重要出路在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运行主管部门，必须跃升到同级政府决策平台寻求全面政策支持，从制度设计和政策匹配等环节解决功能链接和条件给定等结构性顽疾，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公共文化服务总是文化部门一家唱独角戏的被动局面，汇聚民智，形成合力，从而使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成为集体响应的一池活水。

　　文化服务工具功能，关系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能否提供更多切实有效的公共文化产品

　　作为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要承接机构，必须在设定条件满足下思考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反思目前存在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影响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行业性症结。基于此，工具功能化之议就凸显在广大文化工作者面前。

　　这一议题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离广大市民的实际需求还有较为明显的差距，文化机构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往往缺乏强烈的社会响应，公共文化服务实际影响力甚至无法与民间自发娱乐文化活动或宗教文化传播相抗衡，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机构人浮于事、意志涣散或者一厢情愿，供给与需求之间出现缺位、错位抑或不同程度的功能失灵。

　　传统文化服务工具功能弱化及其解困，直接关系到资源配置的效果目标，关系到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能否提供更多切实有效的公共文化产品，关系到全体市民对政府文化事业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关系到如何让人民共同享有社会进步所带来的文化发展成果。就目前的情况看，工具失灵或者工具部分失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工具所呈现的服务内容老化造成市民与公共文化生活的疏离。第二，工具所呈现的服务形态单一造成市民与公共文化生活的疏离，例如博物馆在公共文化支出条件下仍然存在“千馆一面”的单一服务方式，导致博物馆无论于文化身份识别还是于文化精神建构都缺乏日常活力和实践张力。第三，工具所呈现的服务效率低下造成市民与公共文化生活的疏离，例如文化馆不能与各种社会人群形成更加广泛的动态依存关系并由此形成社会性的文化动员机制，导致市民公共文化生活实际上缺乏高度有效的政府组织平台和随机串联纽带，进一步则导致服务松散化和非绩效标杆设计条件下市民公共文化生活参与热情和融入可持续性的双重减退，导致政府文化投入与公共文化产出之间失衡及其所带来的城市公共文化生活增量不足、扩容乏力。第四，工具所呈现的服务性质偷换造成市民与公共文化生活的疏离，例如大小不一的美术馆不同程度上成为准商业化或者隐商业化的文化产业边际空间，导致公共文化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丧失其应有的功能定位，进一步导致政府公共文化资源流失中社会公益文化诉求遭遇冷漠和挤压。

　　创新文化服务应从三个方面着力

　　文化服务创新工具不足及其现实超越，从某种程度上说考验着政府文化民生承诺的履职经验和社会公信力。正因为如此，创新文化服务工具必须从如下三个方面着力：一是体制模式与政策工具的功能协调，这不仅符合公共管理理论“政策乃制度输出”的通用命题，而且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一条基本经验。也就是说，只有体制设计尤其是文化体制价值目标设计与所实施的文化服务工具具有通畅的制度接口，只有文化体制的开放性结构重组与文化政策的创新型价值定位在不同服务工具环节呈现出高度功能取向认同，所谓创新文化服务工具才能因整体制度支撑力量的存在而发挥其文化服务功能。二是政策工具与技术工具的功能整合，最大限度地寻求现代科技手段向公共文化服务辅助手段的转化，使诸如网络技术、信息技术、仿真技术、数字传播技术、新媒体技术、空间效果合成技术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具杠杆在公共文化服务的不同环节显示其辅助支撑功能。可以想象，如果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不能获得现代技术的全面支持，它就一定会在社会生活结构中逐渐丧失功能优势。三是工具运行与社会效果的功能嵌位，力争在公共文化服务范围内以需求拉动和引导供给，确立效果评价的绩效计量、标杆计量甚至预期计量，摆脱目前普遍存在的公共文化服务行业性、封闭性、自为性以及随机性的被动局面，鼓励积极的文化事业政绩观、客观的文化服务效果观和健康的文化普惠社会观，形成新工具带动下公共文化服务真正促进城市文化生活欣欣向荣的良好氛围。

　　无论是传统工具还是工具创新，对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整体战略安排而言，必须努力实现一切文化服务工具手段的功能最大化，否则投入再多的钱、拥有再庞大的服务队伍、建再豪华的基础文化设施甚至开展口号再响亮的形式化文化活动，都将因不能与社会文化诉求及人民群众意愿实现充分的功能链接而成为丧失凝聚力、影响力乃至公信力的文化事业自娱游戏。

　　(本文摘自作者在“文化部第二十期全国地市文化局长培训班”讲稿，题目及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