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文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内涵。过去，文化通常被视为社会发展的结果，如今则被视为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动力，而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体现历史发展规律和文明发展方向的先进文化。
“区别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的不仅仅是金钱或自然资源的财富，而首先是它的人民的价值观念、积极性和创造力。”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仅肯定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探索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制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文化战略，而且吹响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嘹亮进军号，意义重大而深远。
六中全会决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国家发展战略完善与成熟的重要标志
1977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快、更先进。”1978年，他深刻指出：“文化也是一门行业，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行业。” 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两个“高度文明”的战略思想。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文化优越性、本质特征和发展道路的理论创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史上可谓石破天惊，不仅表达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也是新时期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点、根本方向、实践指南和远大目标。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作为世界历史文化资源大国，中国有理由在文化领域为人类文明发展描绘新愿景，开辟新道路，并以中华文化复兴与重塑的辉煌实绩，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优势。
新时期以来中央全会关于文化工作重大决策的脚步、回声与号角
30多年来，我国文化领域的改革在探索中坚持奋进，在创新中不断跨越，其实践进展和理论成果，远超新中国前30年。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文化领域体制改革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比翼齐飞，取得重大突破和瞩目成就。这与新时期以来党的历届中央全会对文化领域改革发展的持续关注与重视分不开：
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是新时期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辟专章专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崭新论点;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专章聚焦“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成为推动文化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协调发展战略的核心内涵;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七章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战略要求，引领文化领域改革发展向纵深发展;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专题研究文化体制改革，确立“文化强国”中长期战略而载入史册。
从“两手抓”“两个文明”，到“三个代表”“四大建设”“和谐社会”，再到“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以坚定而务实的前进足迹，展示出她在文化上的高度自觉与战略视野。
文化体制改革事关全局，必须继续攻坚克难，持续推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经历了启动、展开、突破三个阶段。改革的历史实践表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和活力，在于管理和运行体制机制的效率;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于管理和运行体制机制的科学性;文化体制实践层面的变革，总是先于观念(理论)层面的变革;机制层面的变革，又先于体制层面的变革，这是30年来文化发展实践中不容否认的事实，也是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
十六大催开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之花。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胆探索，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先行试点、逐步推开的指导下，不同文化单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性质定位和深化改革的路径与目标日渐明确和完善，公共服务和市场经营双轮驱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比翼齐飞，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文化体制的理论和实践中，因长期囿于意识形态壁垒的障碍而认识模糊的误区，终于明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天地，也由此大大廓清和拓展。
不容忽视的是，文化体制改革由于受到经济基础、政治体制、文化传统、意识观念、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市场规律，甚至历史习俗、社情民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表明全党对于新时期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的充分肯定，也指出要全面实现十七大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两大一新”的总体要求，任重道远。
六中全会决定的新提法、新思路、新要求、新措施
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集中全党全国智慧，以世纪视野和全球战略眼光，审视内外环境，体察世情民意，把握人文脉搏社会心态，出现了一系列新思路、新要求、新措施、新提法，值得认真学习，反复研读，深刻领会，全面贯彻。
第一，《决定》首次提出，党在文化领域上的政治定位“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具有承前启后的实践指导意义。
第二，新时期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的实践方向和路径，《决定》首次将其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意义深远。
第三，《决定》强调三个“更加”和四个“越来越”，对于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决议中提出的处于“关键时期”和“攻坚时期”的当代中国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可谓画龙点睛。
第四，《决定》特别强调执政党要提升“文化自觉”。《决定》第九部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的一系列新提法和定位力度前所未有，体现了党在宏观战略思想上的新飞跃。
第五，《决定》关于党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总任务、总目标和近期要求具体而明确，具有重大指导与实践意义。
第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被置于重要位置，并对合力推进思想文化战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做出了新的全面部署。
第七，《决定》首提“文化创作生产”新概念，不仅涵盖了历来强调的文艺创作生产，也包容了社会科学理论方面的创作生产。《决定》对“三无愧”优秀作品的呼唤和强调，表达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全民族对文化大师、艺术巨匠的殷殷期待，而“完善文化产品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等要求，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第八，《决定》首次明确“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并对实现“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提出具体目标，可操作性大大增强。
第九，《决定》首次将“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的国家发展目标列入党的工作目标，而且科学阐述宏观布局和微观细目，产业链明晰。
第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决定》全篇重点之一，突出了创新与务实，尤其是政策保障执行期限的延长引人注目。
第十一，首次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政治责任”，明确要求“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把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把文化改革发展成效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意义非同寻常。对于从领导层面确保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的全面贯彻落实，无疑具有现实政治意义。
文化体制改革，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伟大创造。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成功之日，必定是中国文化重铸辉煌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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