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手段有助中国文化更快走出去

　　3月6日举办的“数字时代的国际文化传播与文化贸易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和学者分别围绕“新媒体”“文化传播”“文化贸易”等不同的话题展开热烈讨论，在思想的交锋和碰撞中，共话数字时代下对外文化传播与贸易的发展。

　　数字时代的国际新媒体发展

　　在这一对话单元，北京印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教授李一凡、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副所长许鹏等专家分别表达了对数字化和新媒体的思考。

　　李一凡指出，现在的多媒体可把图、文、声、像用交互的方式在互联网、iPad和手机上呈现，这是新媒体的发展趋势，是文化的整合和形态的整合。作为北京新媒体联合实验室主任，他表示该实验室致力于通过新媒体的方式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徐鹏强调，多媒体不是多个媒体的简单相加，而应产生各媒体本来不具有的新意义。他认为，要做到这点，需要有很好的创意，要实现文化创意在技术跟踪、艺术试验、文化传播、文化贸易中的作用。

　　北京舞蹈学院艺术传播系系主任张朝霞说，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舞蹈也不可避免地与新媒体发生联系。北京舞蹈学院于2002年建立了第一个舞蹈新媒体实验室，新媒体为舞蹈艺术提供了新的数字存储和传播平台。“这些项目对我们舞蹈艺术创新提供了很大的助力。接下来我们希望通过跨界的方式，打破原来那种艺术发展较为封闭甚至是屏蔽的状态。”

　　北京理工大学软件学院院长丁刚毅向大家介绍了其开发的表演视觉在线软件。该软件利用数字技术，将导演艺术想象的内容用计算机、新媒体建立复杂模型，实现导演从创意到智能编排再到表演的过程，曾被应用于2008年奥运开幕式等庆典活动。此外，他还从高等教育层面探讨了数字媒体的问题，称未来高校将在工学里设工业艺术和数字媒体两个交叉专业。

　　数字时代的国际文化传播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新闻总监王洪波以1998年《图兰朵》新闻发布会上采用的实时视频连线为例，说明这既是艺术事件，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科技事件。他认为，在数字时代，网络使文化传播打破了原来的限制，一切影、视、网都可以作为技术借鉴到舞台交流中，但舞台现场依旧不可替代。

　　专家普遍认为，在数字时代的国际文化传播方面，文化产品的内容非常重要。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教授张艳秋说，我们要思考数字时代什么变了、什么没变，并在国际传播的时候有所区分。她认为，我们在对外文化传播中要走人性化的道路，展现普通人的生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庆安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在传统媒体时代，我们通常关注“我想说什么”“我觉得什么好”;在数字时代，由于回复、互动频繁，对于受众来说“想要什么”更重要。“我关注的就是内容的生产方式和数字如何对接。”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校友会副秘书长张胜利认为，政府应该引导企业、帮助企业，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国际文化传播，而企业也应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实现相互支持的统一传播格局。

　　数字时代的国际文化贸易

　　在“数字时代的国际文化贸易”单元，对话嘉宾强调了版权问题的重要性。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院长李怀亮说，没有版权就没有文化产业，数字化条件下新的贸易形式会对版权进行新的诠释。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副教授佟雪娜认为，数字音乐产业亟待解决的就是版权问题。知识产权保护比较好的欧美国家非常重视在线下载版税。中国文化走出去，法律体系、版权保护体系要与国际接轨。

　　此外，专家们还针对数字时代的文化产品输出提出了建议。佟雪娜认为，文化产品的内容是最重要的，好的内容在数字化条件下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平台。她特别指出，三网融合后数字音乐会发展得更加迅速，在这个平台上，是否有创意，服务是否到位，技术是否能达到家庭音乐、手机音乐的要求，营销是否精确化，将决定谁会在竞争中胜出。

　　周庆安认为，在数字时代，对市场进行划分非常重要。现在的文化产品市场主要集中在两块，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发达国家，如欧美市场;二是历史关系比较悠久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文化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吸引力较强、贸易提升的潜力也较大，而对欧美市场而言，我们讲故事的空间比较大。

　　李怀亮也认为，文化产品要出口，在内容、题材上应该有整体的战略规划，不能完全以本土观众的价值观和叙事方式作为衡量标准，要让外国老百姓喜欢、主动掏腰包。文睿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涛说，文化出口需规避文化差异，要对文化产品进行一定程度的标识化。他以游戏为例介绍说，传统的游戏出口主要面向东南亚市场，有一定历史文化背景的武侠游戏很容易被接受;魔幻题材为主的游戏则包含了西方主流文化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