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艺与日本人的灾难意识
■过于强烈的现实紧迫感使得日本灾难片比同类型好莱坞大片更严肃、更具实际意义——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娱乐消遣,而是一种灾难应对“攻略”,一种对于政府、对于国民自身素质产生信任的心理建设。
■ 地震、海啸、台风、火山爆发的频仍出现,迫使日本古代舞台建筑迥异于中国古代舞台建筑。在一定程度上,日本古代的舞台建筑具有无奈的临时性特征。
■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由于受贫乏的资源所限以及频发的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日本人的危机意识极强。也正因如此,“后消费时代”的日剧,虽以娱乐为宗旨和出发点,却仍能自觉坚持“以艺载道”的创作道路,贴近现实与人生。
“菊与刀”的浮光掠影
——从日本电影谈日本社会及其国民性
1944年,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在未曾踏上日本国土的情况下开始着手写作一份调查报告,旨在指导美国管制战败后的日本,从而成就了关于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重要意象——“菊与刀”。静美恬淡的“菊”与冷酷决绝的“刀”构成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与国民性格的矛盾性。“菊与刀”二元对立的意象不仅影响了整个西方,也影响了与日本隔海相望,有着血与骨深刻历史记忆的我们。同处东亚文化圈的中日两国,风土人情却不尽相似。长久以来,隔海传来的种种资讯有时让我们觉得如此亲近,同出一脉;有时却瞠目结舌,难以理喻。不久前,情牵世界的“3·11”日本大地震使得我们再次将目光投向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国度:浩劫当头,日本民众表现出的“世界级”冷静与秩序;“福岛50死士”迎险而上时的平淡从容;失去亲人者落泪时,面对镜头的一句“失礼了”,让我们对日本及其国民性进行了新一轮的审视与思考,我们对她的了解究竟有多少呢?在地震将日本推向我们之时,让我们推开电影这扇通向日本社会与国民性的窗口,在浮光掠影中领略她那番独有的味道。
暴力、强硬与阳刚
乘着明治维新对外开放的东风,世界电影诞生仅三年之后,也就是1898年,日本本国就出现了电影拍摄活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便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由于对外输出策略的失误与西方视野的局限,日本电影直至二战后才得以亮相世界舞台,而拉开这一帷幕正是后来被誉为“电影天皇”的黑泽明与他的《罗生门》——1951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婆娑树影,遮天蔽日的大雨和横云,前现代日本的剑戟对峙,诡秘的叙事,无不令欧洲观众惊叹不已,对那个神秘的东方岛国心生无限向往。
姓氏来源于北海道著名武士家族的黑泽明尊崇男性阳刚与强者的精神,他将这种强烈的个人意志通过爱憎分明的人物个性、开阔大气的景象视野、明快流畅的剪辑风格贯彻于他一部又一部影片之中。二战后,经过军国主义色彩渲染的武士道精神在人们眼中成为了战场上无情的杀戮与血腥的切腹仪式。黑泽明认同于传统的武士道品格,崇尚正直、坚毅、简朴、忠诚等美德,希望通过《七武士》《影子武士》《椿三十郎》等古装片复原被军国主义异化破坏的武士道精神。与此同时,他又受到西方存在主义精神影响,将《李尔王》《麦克白》《白痴》《在底层》等俄欧文学日本化改编为银幕影像,从外部视角来反思武士道在现代日本为民众遗弃的境遇。然而,将黑泽明的思想意识定义为武士道或人道主义都是不尽完善的,正如日本著名电影史论家佐藤忠男所言:“如何生存,真有生存价值的生存方法是什么,这就是黑泽明不断重复的中心主题。”
黑泽明在影片中对于暴力的直接呈现,如《椿三十郎》最后对决场景中喷溅的鲜血,令后来的日本古装剑戟片都笼罩上了一层血腥的恐怖迷雾,而他通过视听语言赋予暴力的仪式感与美感,更为日后以北野武、深作欣二等为代表的“暴力美学”杀出了一条血路。历经了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的新一代日本导演将暴力这样的极端非理性行为视为对抗无序社会的终极方式,死亡与毁灭成为了主人公追求纯洁、实现理想的途径。在他们的作品中,屠杀、死亡的残酷性往往是与纤弱的柔美、宁静的诗意结合在一起的,将“菊与刀”的矛盾统一发挥到了极致,也阐释了四面环海,“岛国根性”中对于生与死的无常体验。
与此同时,这些以暴力为主题的电影还塑造了强硬、阳刚的日本男性形象,从三国连太郎、三船敏郎、仲代达矢,到后来的高仓健,再到更近一些的役所广司,每个时代硬汉派男星都是必不可缺的,他们演绎的所谓“大和魂”不仅是刀锋意象中行动、攻击的一面,同时也代表着沉默与坚忍。
唯美、恬淡与暧昧
在1950年代与黑泽明的男性中心主义一起亮相世界舞台的还有沟口健二。同样是从古典题材与传统文化中发掘资源,沟口选择艺道和文学名著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而女性命运则成为了他关注的重心。在奠定沟口大师地位的《西鹤一代女》《雨月物语》《浪华悲歌》《残菊物语》等一系列作品中,他将饱受命运捉弄,却甘愿为男性付出、牺牲的女性角色刻画得淋漓尽致。她们的身份多为艺妓、流娼,沟口既表现她们所受的苦难与屈辱,又赋予她们美感与尊严,在如卷轴画般徐徐展开的镜头与富有东方神秘主义时空观的场面调度中,将日本女性放置于唯美、宽容的“大地之母”一般的神话地位,剥削女性,心安理得接受女性奉献的男人们尽管洋洋自得,似乎永远不会接受审判——然而,“对自己的过失不自知”已然是沟口给予他们的最大惩罚。同样以女性为关注主体的成濑巳喜男则擅长描绘在实际生活困境中苦苦挣扎的现代女性命运。在成濑最富盛名的作品《浮云》中引用了原著小说女作家林芙美子的句子:“花的生命是短暂的,而人世的苦难却是漫长的”,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了关于日本的另外一个重要意象——国花樱花。它的美好是如此纤弱,生命转瞬即逝,令人顿生哀叹与虚无之感,与成濑影像中女性的境遇无限相似。
同时代另一位享誉世界的日本电影巨匠小津安二郎的主要创作题材则是现代日本家庭与社会的风俗人情,展现父母与子女之间无法斩断的血缘情愫、夫妻间的摩擦与和解,孩童的恶作剧与成人的困惑。它们安静、清淡,有些细节似乎是毫无意义的生活琐事,细细品味却有无限乐趣与感慨。创作后期,小津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趋于稳定,“老父亲嫁女儿”成为了永恒的故事主线,“榻榻米机位”与水平构图营造出了一种安静的紧张感。笠智众在多部小津电影中饰演的隐忍宽容、随遇而安的老父亲角色,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闲寂、素净、饱含禅意的东方老者、智者形象,正如小津墓碑上那个引人深思的“无”字,表现了日本国民性中如“菊”般静美、恬淡,体现美学中“物哀”与“幽玄”的一面。
达观态度与危机意识
如果说上世纪“文革”后《追捕》《幸福的黄手帕》《望乡》《生死恋》等第一批日本电影的涌入让中国观众结识并迷恋上了高仓健、三浦友和、山口百惠、栗原小卷,由此重新接触日本电影,甚至谨慎地抛开历史仇恨,与整个日本社会再次建立联系,那么1990年代《寅次郎的故事》系列喜剧的引入,让我们能够更轻松、更为生活化地去认识、思考这个国度。这部山田洋次指导,跨越1969到1995年,全长48部的鸿篇巨制,让我们知道日本电影的男主角不是永远标致的浓眉大眼,“山一样沉默的男人”,也可以是其貌不扬、不拘一格,却又心地善良、秉性率真的下层小人物。寅次郎身上温吞敦厚、幽默豁达,带有强烈前现代怀旧感与伤感的气质是日本现实社会中平凡人品性的一种,因为他不仅仅出现在“寅次郎”系列中——或许可以说,以上每位电影巨匠的作品中都曾出现过这么几位亲切的小人物。
达观态度之外,有限的地理空间、匮乏的自然资源,频繁的地质灾害和纵深狭小的战略空间令日本人感受到了强烈的潜在生存危机,忧患意识与生俱来。历史上几次大地震不仅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也阻碍了日本的现代性进程,而广岛与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令这种恐惧进一步加深,这一切都对民族心理产生了巨大影响:个人对集体极端负责,高度的民族凝聚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排外及扩张意识。日本国民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加强各式灾难应对演习,一方面通过电影呈现并释放这样一种恐怖的、随时可能成真的集体梦魇。从电影到动画,从与各种宇宙假想敌作战的怪兽片科幻片(《哥斯拉》系列),到实实在在探讨传染瘟疫(《感染列岛》)、自然灾害(《日本沉没》《252生存者》)、核辐射(《宇宙战舰大和号》),甚至就在“3·11”大地震同期,还有一部海啸主题的3D灾难片《海猿3》即将上映。过于强烈的现实紧迫感使得日本灾难片比同类型好莱坞大片更严肃、更具实际意义——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娱乐消遣,而是一种灾难应对“攻略”、一种对于政府,对于国民自身素质产生信任的心理建设。正是这样日复一日现实与虚拟的结合,使得日本人民在大难当头时,激发出了民族特性中最深刻、最本质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