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文学记忆

        香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仅次于上海和北京，有太多现代作家与香港有关。作家们或客居香港如张爱玲，或定居香港如许地山，或路过香港如鲁迅。所以就算在香港这个过度商业化的城市，在城市的某些角落依然能找寻到六七十年前作家们的足迹。今年香港书展“文艺廊”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展示文学大师们在香港曾经留下的足迹，主办方也特设一个名叫“文学大师在香港足迹”的讲座，主讲者是大陆学者止庵和香港诗人廖伟棠。廖伟棠用诗缅怀心中的戴望舒和萧红，止庵叙述着那些与香港有关的作家与这座城市若即若离的关系。

　　张泽红 制图

　　香港的文学“径”

　　著名诗人戴望舒1938年偕妻女从上海来到香港，寄住在外籍友人家。友人家在薄扶林道，该处松林小溪，环境恬静，他遂给居处取名“林泉居”，更以“林泉居”和“林泉居士”为笔名，写下《山居杂缀》、《林泉居日记》和《过旧居》等作品。戴望舒在香港最好的时光就是在林泉居度过的，他在香港居住近9年。香港沦陷之后，他曾被日军关押在多利监狱，受过酷刑，写下《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诗作。而那首他缅怀萧红短诗《萧红墓畔口占》也已成为现代诗歌的名作，“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山茶，我等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在张爱玲笔下，白流苏与范柳原在浅水湾酒店邂逅，徐徐展开了《倾城之恋》，“细看时，不是风也不是云，是太阳悠扬地移过山头，半边山麓埋在巨大的蓝影子里。”尽管酒店现在已经被改建，但于原址仿建的露台餐厅，仍保留着小说里著名场景的原貌。张爱玲在抗战期间来到香港大学，战后又两次来到香港，寓居北角。当张爱玲埋首创作《倾城之恋》的时候，萧红在浅水湾谱写她自己的动人故事。1940年，萧红与爱侣端木来到香港逃避战乱，颠沛流离，终于在战乱和顽疾折腾下撒手人寰，年仅31岁。在香港期间，她完成了《呼兰河传》和《马伯乐》等多部重要作品。她的一半骨灰也埋在浅水湾海滨，另一半悄悄埋在圣士提反女子中学花园。对于香港，她在1940年《致白朗》信件中说，“这里的一切是多么恬静和幽美，有田，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身醉的。”

　　许地山于1935年获胡适推荐来到香港出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教授，积极改革中文学院课程，批评殖民地的弊病。1941年，许地山因心脏病病逝于寓所，仅48岁。而一代教育家蔡元培于1937年来到香港养病，居住在尖沙咀。在港时期，蔡元培深居简出，只担任香港新文学会名誉理事长，1940年3月蔡元培在医院去世。举殡当日，全港学校和商户下半旗致哀。许地山墓和蔡元培墓隔得不远，与林泉居原址、浅水湾酒店原址和萧红墓旧址一起，散落在港岛南区。

　　现在已经是香港人的诗人廖伟棠在很多诗歌中都缅怀过那些曾经在香港落脚的内地作家，特别是戴望舒和萧红，也曾经寻访过那些冷清的文学足迹。在廖伟棠的诗歌及摄影集《和幽灵一起的香港漫游》一书中，他谈及的香港幽灵中就包括戴望舒、萧红、张爱玲他们。廖伟棠第一个迷恋的诗人是戴望舒，“我对文化香港的发现，戴望舒是个桥梁，戴望舒带着我去看香港。”“戴望舒在边缘想象中国。”讲座中，廖伟棠更多时候是拿起自己诗集，朗诵追忆戴望舒和萧红的诗歌：“《薄扶林道，寻林泉居——致戴望舒》，我用了一个小时在浦飞路、士美非路/寻找你的踪迹，甚至向猫问路。/而你就一直在我身边默默地走/仿佛在听着雨的电台。”
 

　　“他们都不是香港人”

廖伟棠(左)、止庵(中)和马家辉在讲座现场

　　止庵说，“鲁迅和胡适在香港做过讲演，鲁迅两次在香港青年会演讲，用绍兴话，由许广平来做翻译;胡适两次用英文一次用普通话来演讲，专挑听众听得懂的词。”在短暂的接触中，鲁迅非常不喜欢香港，还写了七八篇文章讲香港，不过他从来也没喜欢过他曾居住过的任何城市，包括上海、北京。相反，胡适对香港的印象非常好。

　　作家与香港发生最密切联系的时期就是从抗战爆发到港战爆发。张爱玲在这个时期写了《天才梦》，萧红在这里写了《呼兰河传》，戴望舒又写了一系列诗歌，而张爱玲在1949年后再度来港则创作了大量电影剧本，以及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茅盾跟香港关系也很密切，他一共来过香港三次。1937年，茅盾还在香港写过一本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1941年来香港的时候，茅盾在这个时期又写了小说《腐蚀》。“但他们这些作品和香港无关，写的都是内地。”止庵说。

　　作家写香港，他们都得遇到语言问题，也很难进入香港生活，他们的写作更多是文人圈子的写作，真正写给香港人看的非常少。作家写香港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张爱玲，比如《烬余录》就是写香港， 晚年《小团圆》 和《重返边城》等都有写香港。也只有张爱玲有不少作品是真正写给香港人的。1955年她给电懋公司写剧本，为让普通人能看懂，张爱玲不得不做出让步，“比如她不相信爱情和幸福，但在她剧本中就有爱情和幸福”。止庵说。周作人跟香港没关系，他也没来过，但1960年代他在曹聚仁的介绍下给香港报纸写文章，但周作人也不得不抱怨，香港的稿酬比起内地低很多，而且要求写的层次也很低。

　　“他们都不是香港人。”止庵说。尽管内地作家当年多多少少与香港有着关系，但作家真正面对香港写作又如此不易。但倒过来何尝不是如此。

　　前辈，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行事，为我们熟悉的或不知道的，当年为了种种原因：政治意见分歧、逃避战火、谋求生计、追求民主自由、寻找爱情……他们从祖国大地投身到这南方蕞尔小岛，把精神注入过这片土的文化土壤。南来，成就了他们与吾土的一段因缘。

　　回眸细看，南来文化人到这片土来，就是暂且栖身，他们都各有各的向往，各有工作目标。他们不去别的地方，因为这片土既有接近母国的方便，也具备了可用的自由空间，让他们尽本分向祖国发声发光。

　　回归十年，这片土上，人间渐渐在意——在意追查历史身世，在意保育历史痕迹，在意关怀与祖国的血脉相连。我们应该珍惜这些前人足迹，珍惜香港特具的一些优点。

　　——小思(《香港文学散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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