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徐汇燕萍京剧团《涅槃之夜》剧照
在采访前期，当记者与同仁说起正在做民营京剧团生存状况的调查时，同仁惊呼：“京剧还有民营院团存在?!”其实，并不能怪他孤陋寡闻，因为这也是大多数人的疑惑。
虽然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的政策，但京剧的生存环境仍然不容乐观，少数国有院团甚至面临着解散的局面。而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多以名角“一己之力”支撑的民营京剧团却在市场中勇敢地摸爬滚打。他们中的一些人无奈地败下阵来，但仍有一些人虽然伤痕累累，却怀揣着对京剧的热爱而拼命努力着。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记者走访了北京、天津、上海三地的4家民营京剧团，它们都是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的胜利者。记录下它们曾经犯过的错误和如今成功的经验，不仅可以让更多的民营院团少走弯路，也能为正在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国有院团提供参考。
天津刘荣升京剧团 一个剧团催生一个基地
刘荣升出身梨园世家，4岁时就随父演出《西游记》中的小猴，6岁正式练功学戏。“父亲要求很严，那会儿上午要学余派文戏，下午学杨派武戏，还要兼学海派艺术、国学音韵及昆曲等等。”刘荣升说，那会儿很害怕吃饭，因为一吃饭父亲就要给他说戏，经常吃不饱。
经过严格训练，少年刘荣升不仅能登台主演近百出文戏和武戏，也养成了坚韧果敢的性格。
上世纪70年代，刘荣升成为天津市属京剧二团的演员，在新编京剧《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中担任主要角色。
虽然进了国有院团，有了铁饭碗，但刘荣升心里总是有点别扭。“平时，剧团很少更新剧目，演员练功也没精神，一到年节，剧团不仅不演戏还放假了。”刘荣升想起父亲经常和自己提起的二三十年代的传统京剧团模式，那时梨园行里大多是主演挑班，演员按劳取酬，剧团活力很足。这时的刘荣升萌生了自己搞剧团的念头。
到了2000年，刘荣升坐不住了，周围亲戚、朋友、同事、领导的强烈反对甚至是冷嘲热讽也没能阻挡住他向天津文化主管部门提出建团申请。对于这个孕育之中的首家民营京剧团，天津市各级文化部门给予了全力支持。
2000年7月，简单的宣传加上租来的戏服、场地，刘荣升京剧团在天津中华曲苑举行了首场演出。“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观众竟然爆满，还有许多人因为没买到票等在剧场外面。”那天，剧团演出了《断桥》、《钓金龟》、《挑滑车》三出戏，几乎一句一个叫好。从那时起，刘荣升悬着的心放下了：京剧真的有市场。
也是从首演之后，刘荣升养成了一个习惯——从演出前到演出结束，身边一定要跟着两个人。“首演那天，我正在化装，剧场的工作人员跑来跟我说，外面还有200多名观众没进来。因为我那天是2000块钱包场，所以如果让工作人员再搬椅子、准备茶水，他们肯定不会配合。如果加座能按分成来算，剧场和团里都能增加收入，他们应该能让那些观众进来，但是我身边就是没有一个能帮我去和剧场沟通的人。”刘荣升说，其实直到今天他也没真正找到一个得力的助手。
因为完全没有闯市场的经验，刘荣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剧团成立之初，共有20名左右的固定团员，其他演职员按演出情况外借。原本刘荣升的想法是，参考以前“老板班”的做法，按照演出收入大家分成，但是最终变成了给固定团员每个月发工资，外借演职员按演出场次结算的分配模式。“这样的话，变成了我一个人承担风险，我的压力又大了。”
随着演出的增多，各种问题接踵而至。没有排练场地，就租用居委会的老年活动室;没有演出服装，就四处去借;到了露天演出时，全体演职员就一起搭台。“最困难的第一年，由于租用的剧场存在资质问题，演出计划一度无法实施。但说来也奇怪，无论情况有多难，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放弃。”刘荣升说，他常常告诉自己，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往上顶，有百折不回的冲劲才不会被压趴下。
2003年的一天，天津天华景剧场邀请刘荣升京剧团去演出。这里硬件不错，但是个“冷园子”，没有知名度，而且是在六楼。刘荣升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先包场。“那时，包场才几百元，如果赔了，就算我的。”但令他没想到的是，演出当天，观众爆满，演出收入达3000多元，而刘荣升京剧团也在这里扎下了根。
随着刘荣升京剧团名气的逐渐变大，演出自然也就多了起来。12年来，刘荣升京剧团在演出中不断摸索，在了解观众口味的同时，不断在传统剧目的继承和发展上下功夫，在提高演员素质和演出水平上花气力，剧团在天津水上公园、天津天乐戏院、天津民族文化宫、天津滨湖剧院等地先后演出过《四郎探母》、《二进宫》、《林冲夜奔》等一大批剧目，深受观众欢迎，接到外地剧场的演出邀请也常年不断。
此外，刘荣升还着手挖掘一批生戏、冷戏、连台本戏，整理复活余叔岩的诸多保留剧目，如今已有《美髯公千里走单骑》、《薛仁贵跨海征东》两出戏问世，受到专家和观众的一致肯定。
对于新编现代戏，刘荣升也进行了尝试。《指点江山》是王振星编写的一部伟人戏，讲述了1965年期间，沙患泛滥，毛泽东决心治沙，并最终派彭灼飞奔大西北治理沙患的故事。王振星曾在京津沪三地寻找演员，皆因演员无法传神塑造毛泽东的形象而失败。最终，王振星联系到了刘荣升，在看了刘荣生的扮相并听到他的唱腔后，最终选择了刘荣升和他的京剧团。2011年8月，该剧首演，获得了成功。
刘荣升告诉记者，为了让观众看得起戏，剧团成立以来就一直坚持低票价，最初是5元，现在是10元、15元。此外，剧团能够根据观众的要求随时更换场地，演出剧目也很灵活，适应了市场的需求，再加上各级部门为民营剧团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大力支持，才有了剧团“海阔凭鱼跃”的空间。
让刘荣升意想不到的是，他的京剧团还促成了一个基地的建成。2009年，到天津视察工作的李长春读到了有关刘荣升京剧团的报道。之后，在李长春的批示下，由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今晚传媒集团、达仁堂京万红药业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天津市民营剧团产业孵化基地成立，天津市20余家拥有演出执照的民营院团被纳入基地之中。达仁堂京万红药业有限公司分3年期资助100万元用于孵化基地中民营院团的发展。天津群星剧院也更名为群星大舞台，用于民营院团的排练和演出。
北京京评戏曲剧团 没戏着急，有戏更愁
“近几年，随着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和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流派班的成功举办，一大批优秀的京剧青年演员脱颖而出。都说京评不分家，但是评剧的青年演员却没有这么好的机会。”2010年，本着为京评青年人才搭建实践与演出的平台，实现舞台年轻化的指导思想，北京京评戏曲剧团成立，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艺术团团长、评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马惠民担任团长和艺术总监。
“2010年，北京京评戏曲剧团组织《国粹青春戏园》京剧系列演出专场30余场;2010年，承办了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市百人工程戏曲演出达20余场;2011年，排演了现代京剧《大山里》，获得了全国优秀剧目奖、北京市现代题材优秀剧目奖，并于北京民族文化宫、北京长安大戏院相继展演4场，该剧自创排共演出20余场，获得良好社会影响与业内外的一致好评……”这是记者手中剧团简介里沉甸甸的荣誉。马惠民说，取得这些荣誉的过程，用“酸甜苦辣”4个字来形容，都显得苍白。
2011年，在圆满完成北京市百人工程戏曲演出的任务之后，马惠民决定要给剧团排一出新戏。“我对《大山里》这个戏情有独钟。1990年，我在黑龙江省评剧院工作的时候主演了评剧《大山里》，并因为这个戏拿到了第十届中国戏剧梅花奖。1993年，评剧《大山里》参加了文化部主办的全国现代戏汇演，又拿到了大奖。”于是，由评剧《大山里》移植而来的同名京剧，成了北京京评剧团的第一出新戏。
京剧《大山里》由马惠民担任导演，老生马力、青衣姜亦珊、丑角谈元、花脸熊轩、花旦黄亮5个青年京剧演员主演。“不同于国家院团的大制作，我们的戏以巧取胜。”马惠民说的“巧”不仅体现在紧凑跌宕的情节中，也体现在精致唯美的舞美中。
2011年4月18日，京剧《大山里》在北京中国评剧大剧院首演，座无虚席。之后，该剧又参加了2011年全国现代戏优秀剧目展演和2011年北京舞台艺术新剧目展演，并作为唯一一部民营京剧团制作的剧目在湖北武汉参加了第六届中国京剧艺术节。
《大山里》的成功，给了马惠民信心。2012年，原创大型现代评剧《什刹海》面世，这一次马惠民从幕后转到台前，担任主演。“评剧作为北方地区的重要剧种，曾深受大众喜爱。近年来，评剧市场萎缩，演员出现断层，观众流失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于2011年开办地方戏曲系评剧班，为评剧培养后继人才，在院领导的信任下，我担任了系主任。”马惠民说，剧中6个主要角色，均由地方戏曲系师生担纲，演出不仅检验了地方戏曲系的教学成果，也锻炼了学生们的表演能力。
虽然两部戏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但马惠民还是很愁。“没戏的时候着急，有戏的时候更着急。”没有排练场所，马惠民就四处找关系去租、去借;没有演员，马惠民到各个院团高薪去请。但最让马惠民犯难的，还是钱。“《什刹海》的投入将近200万元，年底的时候北京市文化局的扶持基金可以解决30%，但其他的成本还是要自己掏。”
如今，虽然有固定的团员，但是从制作到演出的任何一个环节，几乎都是马惠民亲力亲为，甚至是到外地演出时道具的运输都要他来联系，而除了团里的工作，马惠民还要给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学生上课。“按说，一个梅花奖演员又终身享受着国务院的津贴，不该像我这样忙。但是谁让我爱戏曲呢?”马惠民说。
上海徐汇燕萍京剧团要想生存，就得拿出“一招鲜”
5月9日，上海徐汇燕萍京剧团2012沪京港三地巡演在上海逸夫舞台正式拉开帷幕。新编历史京剧《黄道婆传奇》、原创京剧《道观琴缘》及多媒体京剧《涅槃之夜》相继亮相。作为一个民营京剧团，以三出原创大戏完成三地巡演，上海徐汇燕萍京剧团创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上海徐汇燕萍京剧团团长周燕萍，曾经是江西上饶京剧团的主要演员，后来因为该团解散而来到上海京剧院。2003年，她创办了燕萍文化工作室，2009年上海徐汇燕萍京剧团挂牌，至今该团仍是上海122个民营剧团中唯一的京剧团。
“没有新的创作，任何艺术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对民营剧团来说，创新尤为重要。”周燕萍说，院团建立之初，他们也演出过不少传统剧目，但是传统剧目各个团都能演，要想在市场中生存，就得拿出“一招鲜”，于是周燕萍开始了她的原创之路。
2005年1月8日，由翁思再根据明代传奇《玉簪记》改编，周燕萍、于万增主演的《道观琴缘》在上海逸夫舞台首演。2010年，周燕萍从越剧移植来了《黄道婆传奇》并亲自主演，序幕、尾声加上6幕戏，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内，周燕萍要从20多岁演到80岁。
创作《涅槃之夜》的初衷始于2011年，周燕萍说这个戏筹划了很长时间。《涅槃之夜》的故事非常经典，它用纪实的手法讲述了1949年11月27日重庆渣滓洞大屠杀前夜，共产党人江姐、许云峰等在牢狱中的真实故事。而对于江姐、渣滓洞这样耳熟能详的题材，如果做不出新意，那就真是得不偿失了。所以，从有了设想到真正动手去做，从想买版权移植到最终决定自己创作一个全新的剧本，这个过程前前后后持续了将近一年。
《涅槃之夜》的故事结构完全打破了以往的惯式，整个演出中有闪回、有倒叙，而舞美设计也使得空间上有了交错，这样的演出不太像京剧倒更像是一出结构性戏剧。在京剧唱腔表演之外，融入了影像视频、灯光音效，更加符合现代戏剧表演的特征，也更适合当下观众的欣赏口味。
“台上显贵，台下受罪。”周燕萍在台下的罪受得确实不少。“我们团是上海仅有的一家京剧团。身处上海这座更青睐越剧和沪剧的城市，京剧院团的生存艰难可想而知。”为了打造原创大戏，周燕萍曾把自己的房子抵押贷款，也曾不遗余力地找企业赞助。
“最开始，团里的所有戏都是在家排练的。后来，就去租各个区的文化馆，因为老换地方，导演经常跑错排练的文化馆。”如今，周燕萍在上海杨浦区的上海800艺术区里租了一个300平方米的创意园区，既解决了排练的场地，也可以用画廊经营、艺术品销售、“一桌一戏”等多种经营方式补贴京剧演出。“如果单靠京剧演出，剧团很难生存下去。”周燕萍说。
谈及这些年的发展，周燕萍很感慨，她说，京剧团靠的不是一人唱独角戏，尽管剧团的收入比较低，但是多亏了同事们的支持，她才能走到今天。
由于养不起太多人员，剧团在演出时更多的是从外面租演员。但随着剧团发展进入稳定期，他们也正在计划招募更多自己的演员。“其实从去年起我们就开始向社会招募从戏校毕业的学生了，不过确实很难招啊!”周燕萍坦言，很多学生甚至他们的家长都对民营剧团不放心，觉得没有安全感是主要原因。周燕萍说，她很能理解他们的担忧，但是在她看来，比起国有剧团，民营剧团也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比如，这里的发展空间大、演员戏份重、实践机会多。“我们演员毕竟比较少，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小演员们来说，一毕业就能演到重要的角色，这在国有剧团来说是不可能的。”
北京国声京剧团不同于一般票社“找个乐子”
2010年11月8日，北京国声京剧团成立，剧团由一群戏迷票友自愿组织而成，绝大多数是工作或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的机关工作人员、街道干部、外企白领、农民和教师等。“2008年，北京市朝阳区举办了首届京剧票友大赛，参与人数千余;2009年，朝阳区56个票房进行了一场票房大赛。这两次大赛中的22名佼佼者，组成了北京国声京剧团。”据北京国声京剧团书记安训生介绍，与其他3家民营京剧团不同，北京国声京剧团有着北京市朝阳区在资金上的全力支持。
尽管不是专业出身，但大多数成员曾拜在不同流派京剧名家门下学艺，功底扎实，演出水平高。副团长王椿立是马派名票，曾获央视票友大赛金龙奖;温娜自幼追随京剧表演艺术家李金泉学习;冯长城收藏京剧行头2000多套，人称“京城第一箱”;杨秀丽曾获得央视票友大赛金奖……
演员虽不是专业的，但北京国声京剧团有着一支绝对专业的乐队——几乎所有乐队成员都是专业院团退休的艺术家，其中国家一级演奏员有7位。“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常务团长李宏图就曾经夸过我们的乐队，说国家院团都没有如此的豪华啊!”安训生说。
国声京剧团起点很高，2009年的首次亮相就是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成立一周年他们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京剧交响音乐演唱会;两周年庆典时，他们又移师梅兰芳大剧院。今年，剧团又将演出阵地扩张到了国外——6月20日，北京国声京剧团亮相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剧团的演员为观众带来了《霸王别姬》、《苏武牧羊》、《贵妃醉酒》、《天女散花》和《打龙袍》等8个京剧经典折子戏。
早在策划之初，国声京剧团为自己设置的愿景，就不同于一般票社的“找个乐子”——他们不仅要自己乐和，还要把这份快乐带给别人。剧团将自己的舞台从排练厅、大剧院延伸到朝阳区大大小小的校园、工地、文化活动室、部队大院。去年，剧团全年演出40场，80%在基层，场场充满掌声和欢笑。“我们的宗旨是‘繁荣文化、弘扬国粹、服务基层’，运作方式是‘政府支持、公益为主、社会赞助’。所以我们的所有演出都是公益性的，演职员也几乎没有报酬。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剧团还是坚持这样的原则。”安训生说。
在这4家民营京剧团的故事中，没有固定的排练演出场地、团长一人身兼数职分身乏术、严重缺乏资金几乎是所有剧团共同的困难。而这些困难，仅凭着一腔对京剧事业的热爱，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这不仅需要爱京剧的人们的帮助，更需要国家对民营院团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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