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勤工俭学到中法大学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一场弥漫着怀旧气息却又很清新的展览在北京火了一把。这就是在东城皇城根北街老中法大学旧址老式四合院大门内举办的《2012 中国·法国 百年对话》展览。这个展览简明扼要地把20世纪中法文化交流的集体记忆：“教育合作，留学派遣”重新展现在北京公众视野中。

敦煌守护神常书鸿(里昂中法大学 )一家1934年巴黎(常沙娜提供)

　　中国和法国是东西方具有代表性的两个文化大国。两国的文化交流是双边关系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也可谓源远流长。史籍上甚至把两国最初的文化接触追溯到13、14世纪法国路易九世时代(1214-1270)，路易九世曾派使团与蒙元帝国的接触，完成了第一次接触和交流。本次展览的策划人之一、法国吉美博物馆馆长戴浩石先生更愿意把时间定在近代：“两国之间真正的交往始于十七世纪”。 但是，对于中国而言，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是从近代人员交往、即留学派遣开始。

　　清末的洋务运动推动了留学生的派遣，前往法国的人数并不多，从1904年清廷正式向法国派遣官费生留学起，每年不过几个人，而且多数学习军事、工程，有些清末留学生成为了某些现代学科的奠基人，其作用却往往不为后人所知。在留学欧洲的历史上被认为起到重要的人物是河北高阳李石曾(1881-1973)，他开启了从清朝转入民国的新留学途径、参与构建当时新的中法文化交流平台并荫及后代。由此，我们才真正进入百年对话的实际意境中。

　　西望欧陆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发生的推动历史前进的民主革命中，一个连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群体参与并在广大人民中传播了民主共和思想，在中国结束封建体制走向共和的历程中起过不可或缺的作用，那就是早期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他们以救国图强为己任，走出国门寻求真理，成为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理论、反封建的先锋。他们甚至把革命理念化为推翻两千年封建帝制流血牺牲的战斗，最终取得辛亥革命的胜利。他们在国家命运改变的关键时刻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个寻求救国途径、发动革命的过程中，中国人从法兰西的历史文化中吸取了宝贵的营养和力量。1900年起最早由留日学生首先创办的两种杂志起了引领传播新思想的先锋作用。第一种《译书汇编》专门刊载欧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译著。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第二种为《开智录》，专门发表自由平等之学说。1901年留学生又在东京出版《国民报》，宣传民族主义。这些西方启蒙思想著作提高了留日学生的革命觉悟，推动部分留学生投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这些转译的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也大大有助于唤醒民众，号召推翻封建政体，为辛亥革命做了大量的舆论宣传准备。

　　可以说，在辛亥革命前夕，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传统对亟待改变现状的中国的影响很深。中国的民主革命先锋们深受法国革命思想的影响。极力推崇法国的启蒙思想并从中获得思想养料。其中代表人物有邹容和陈天华。邹容在《革命军》中对法国革命大加赞扬，他还分析了法国革命的原因，以作为中国革命不可避免的佐证，陈天华则更明确地在《猛回头》中号召中国人民：学法兰西，改革弊政。孙中山先生曾多次到法国，也很推崇法国革命。他认为，中国革命后，就是要建立法国那样的民主立宪政体。孙中山对于法国革命思想的理解很透彻，对中国民众的宣传也做易于理解的诠释。他指出：“法国革命的时候，他们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名词。好比中国革命，用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一样。由此可说自由、平等、博爱是根据于民权，民权又是由于这三个名词然后才发达。所以我们要讲民权，便不能不先讲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名词。”

　　除了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的革命准备与实践中欧美留学生也与孙中山先生有过密切联系，起到过支持、宣传革命的作用。例如前面提到的李石曾，1902年赴法国学习，1906年加入同盟会并创办《新世纪报》，与1905年在日本发行的《民报》遥相呼应，在欧洲宣传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主张并向国人传播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社会思潮。此外，李石曾在法国学农，推崇大豆研究和应用，在巴黎开办“巴黎中国豆腐工厂”，成为在法国开办实业第一人。他在自己家乡招募的工人成为第一批华工，并在工厂开办夜校让工人得以学习法文和一般科学知识。这便成为李石曾后来倡导勤工俭学的思路和基础。

　　在对法兰西有相当明确的认识和推崇的基础上，辛亥革命成功后，1912年2月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1868-1940)就与李石曾等在北京成立“留法俭学会”，口号“尚俭乐学”，以鼓励指导更多的学生、青年以低廉的费用赴法国留学，期待达到普及教育、改良社会、振兴实业的目的。

　　工学风云

　　周恩来在他1921年为天津《益世报》撰写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一文中就对李石曾为豆腐工厂华工而设“俭学”一事就有正面评论：“而作工之暇授以普通知识，亦较居国内之工人为能进步，为有用心”。的确，豆腐工厂工人业余求学取得显著成绩，工人们甚至根据自身经验，提出“勤以做工、俭以求学”的主张。李石曾受到这种思想的启发，与当时也在法国留居的蔡元培等在1915年6月在巴黎发起成立“勤工俭学会”，其宗旨为“勤以做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这便是“勤工俭学”的由来。豆腐工厂的“以工兼学”的工人，实际上就成为中国最早的留法勤工俭学生。1916年6月蔡元培、李石曾等又与法国教育界友人在巴黎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蔡元培与法国人欧乐共为会长，李石曾为秘书长。同年，“华法教育会”会同“勤工俭学会”在巴黎创办了一所华工学校，负责对在法国的华工进行必要的职业训练和文化教育。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从中国招了十几万华工为战争后勤工作，他们多为不识字农民，华工的概念已经不限于豆腐工厂的工人。中法双方教育界人士都认识到华工教育很重要，通过提高这些华工的文化知识、使他们掌握法国先进工艺技术，有利于将来回国谋生发展、有利于改良中国社会风气。

　　事实上，许多事例证明了这是有远见的考虑。例如一位河北高阳青年胡玉树(1896-1989)追随李石曾于1913年前往“巴黎中国豆腐工厂”以工兼学。1913年深秋，胡玉树与同行的40余人从北京乘火车出发，穿越俄国西伯利亚及中欧诸国，于12月初抵达法国巴黎到豆腐工厂做工。1916年华工学校成立之后，胡玉树成为第一批学生，并于同年8月毕业。他一生珍藏着由蔡元培签名盖章的毕业文凭。毕业后大战正酣，胡玉树被法国工商部聘为华工队翻译，历尽艰辛，对战争与和平有了深刻的体会。战后，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在中国代表团驻地圣克鲁，觉悟了的胡玉树参加了中国留学生反对在和约上签字的行动。1922年3月胡玉树从马赛乘法国邮轮“博尔多斯号”回国。几经辗转，于5月中旬回到阔别9年的高阳故乡、生病的母亲床前。此后决心不再离开中国。作为一名在法国受过华工教育的过去的农民，他已经可以在李石曾开办的北京中法大学附属的温泉中学、温泉小学教授法文，并在温泉天然疗养院当过会计。后来成为在温泉村开设新线路华商电灯公司称职的、受尊重的雇员。更为重要的是，胡玉树作为在法国社会生活了9年的早期留法勤工俭学生，深受法兰西文化社会影响。回国之后，他以自己在法国得到的见闻学识影响一批由他教授法文的优秀河北籍学生，其中其妻舅郭文明从温泉中学考入北京中法大学，毕业时被保送到法国，成为里昂中法大学奖学金生，归国后成为著名生物学家、云南大学生物系副系主任。此外，还有同乡杜芬(棻)，学成归国后成为云南大学医学院院长，等等。1985年老人接受过记者采访。直到老人去世6年之后，1995年这篇“最后的采访”在《海外华人》杂志刊出，为后人留下一位最早的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宝贵记忆。这期杂志还同时登出胡玉树老人在1986年90高龄之际亲手写下的回忆文章“三克庐(圣克鲁)留法华工斗争纪实”，首次披露这段历史的亲历者的宝贵见证。他还留下了自己撰写的自传，用他的生命轨迹印证了留法勤工俭学洗礼对于一个普通农村青年的重大意义。

　　当年在巴黎的“华法教育会”被看成是中法文化教育交往的核心机关。1917年已经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与应他之邀回国任教的李石曾在北京也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在国内大力推广赴法勤工俭学。1917年夏，李石曾在高阳县布里村创办了全国第一所留法工艺学校。校内设有实习工厂，让学生学习简单的工艺技能。同时，李石曾还在保定育德中学附设了留法高等预备班，是向法国输送留学生最多的预备班。在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的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学号召传遍全国。勤工俭学的号召解除了大多数贫寒子弟出国留学的经济困境。通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走出了一条大众留学途径。李石曾等人早年此一别开生面的创举，为国家培养未来人才功不可没。

　　1919年初到1920年底，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达到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共有近2000名勤工俭学生远涉重洋，到达法国。他们努力通过勤工俭学掌握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立志归国后或“实业救国”、或“教育救国”、或“科学救国”，振兴中华。这个运动一开始就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思想解放的潮流。留法勤工俭学生来自中国18个省，除多数是中学生以外，还有小学生、师范生、大专生等不同文化层次的青年，甚至在政界任职者和退伍军人等。据不完全统计，在法国他们就读的学校有30余所，做过工的工厂有60多处。法兰西大地上，到处留下了中国留学生勤工俭学的足迹。此次空前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无论在中国的政治、科技、教育还是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皆造就了无数栋梁人才。其中有后来成为中国政界领袖及要员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科学家有钱三强、严济慈、张竞生，艺术家常书鸿、潘玉良、林风眠等、翻译家作家李健吾、盛成等各学科领域的优秀人才不一而足。

　　1921年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物资匮乏、物价上涨等萧条景象席卷欧洲，法国尤甚。在这一年留法勤工俭学生们失工失学、生活艰难。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一年里学生们进行了三次大的斗争：2月巴黎“二八运动”：一次向北洋军阀政府要“生存权、求学权”的求学运动;6月反对中法秘密大借款的斗争：一次反对法国政府帮助中国军阀政府打内战的爱国行动;9月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利用解决勤工俭学生求学与生活的名义捐款新建立这所中法共建的大学拒绝苦苦期待进入学校学习的广大勤工俭学生，而从国内招收的正规大学生入学。得知这一消息，陷入困境的在法的勤工俭学生义愤填膺，于是从各地选派代表，组织入校先锋队。在蔡和森、赵世炎、陈毅同志的号召并领导下奋起斗争，发动了著名的“入校运动”，争回“里大”。但是运动遭到法国军警的镇压，学生代表被扣押，蔡和森、陈毅同志等104人都被押送上法国兵船遣送回国。

　　经历1921年的三次大斗争之后，广大勤工俭学生认识到要使中国独立富强，必须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统治。他们中间的先进分子，如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一直与国内1921年建党工作有密切联系，此时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在法国建立一个严密的战斗性强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哥伦布森林中一个小空场上正式成立，赵世炎任少共总书记。留法勤工俭学生着手进行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的斗争。在这个运动中涌现大批优秀成员，出国留学使得他们走出国门认识世界，在20世纪成为引领中国前进的弄潮儿。

　　教育救国

　　留法勤工俭学涉及到创始人的教育救国思想。在中国，一批早年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影响的知识界人士期望通过科学、教育途径实现救国富民的理想。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蔡元培、李石曾等正属于这批人。作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者、发起人，李石曾、蔡元培等人早年留学欧洲，对于法兰西文化有深刻理解领悟，推崇法兰西的教育体制、学术成就，所以发动组织数千中国青年赴法国学习。

中法大学三位创始人：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但是，把法国先进教育制度引进中国、培养高水平科技人才是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的梦想，创办一所正规的、培养知识精英的大学就是把梦想变成现实的路径。为此，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李石曾、蔡元培等动员法国退还庚子赔款，以推动留法教育，加强中法文化交流，联络中法两国人士发起成立中法大学。中法大学由北京中法大学、广东中法大学和海外中法大学三部份组成，并由国立北京大学、广东大学、法国里昂大学负责筹备。其中，北京中法大学在西山碧云寺法文预备学校的基础上扩充为文理两科，于1920年最先成立，首任校长为蔡元培。

　　经过四年的工作和努力，到1925年北京中法大学便初具规模，大学部发展为分别以法国文学家、哲学家和 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四个学院，即服尔德(伏尔泰)学院、孔德学院、居礼学院和陆谟克学院。学校文学科于1925年秋从西山碧云寺法文预备学校移至北京城内东皇城根39号(现址：东皇城根北街甲20号)，并改称服尔德学院。大学校长室、事务处均定址于此，为北京中法大学本部。1926年1月，根据教育部指令，北京中法大学正式得到认可。除大学部外，北京中法大学还设有中小学部：四所中学。三所小学。

　　中法大学修建在原来皇城东墙旧址上，坐东朝西，以中式传统风格大门遮蔽院落中西合璧的校舍。院内分成北部中式建筑样式的校部及南部西式三层教学主楼。据载，北部校部是清朝末年的理藩部(掌管少数民族及外部俄罗斯事务)旧址;其余部分是李石曾为扩大校址，于1924年购买的一家工厂厂房及相邻的民居，逐步改建成而成。新校舍先后由两位留学法国的本校教师兼建筑师彭济群和汪申伯所设计，是中法建筑理念相融合的结晶。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北京中法大学根据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条例和法规，对学校的设置作相应的调整。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1939年7月间北京中法大学得到教育部的批准，将理学院、文学院先后迁往昆明。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中法大学由昆明迁回北京。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6月军管会接管北京中法大学。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停办中法大学，该校原有的文史系、法文系合并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生物系合并于南开大学，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合并于华北大学工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中法大学退出了历史舞台。

　　它在法国的姐妹学校里昂中法大学从1921年始创起，就与李石曾、蔡元培等的深谋远虑息息相关。他们一方面尝试着把法国的教育理念和体制引入中国，首先在中国创办北京中法大学;另一方面经过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的实践和国外实地考察，他们极富创意地提出在海外办学的设想。首选之地就是法国里昂。这个选择源于1919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以及李石曾等人在法国的考察。选择里昂,与法方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和细心安排也有关。考察团在里昂受到市长埃里欧先生、里昂大学校长儒班先生以及医学院院长雷彬先生的接待会晤。双方都有合作的诚意。校址也得到了解决。法国军事作战部把矗立在富尔维耶尔山丘(Fourvière)上的旧兵营圣伊雷内城堡(le Fort Saint-Irénée)划归里昂大学，捐给中法大学为校址。1921年7月"中法大学协会"注册成立。7月8日, "协会" 举行首次会议, 宣布成立里昂中法大学。同时国内北京中法大学组织入学考试，首批127名录取新生乘船赴法，于9月25日入学。此后，这里记录了中国首所海外大学的全部生命历程。

　　从创办历史背景来看, 里昂中法大学和当时的勤工俭学运动有很深的联系, 但它并不是完全为勤工俭学生而设的。应该说，中国方面留法勤工俭学的发起者，如蔡元培、李石曾等看到战后形势以及学生状况，感到某种失望。在筹划成立里昂中法大学之时，参与建校的中方大学，即北京、广东和厦门三所大学，明确提出的要求是：1)里昂中法大学应该是一所高等学校;2)学校培养的是精英人才;3)实行公开招考、择优录取制度。很明显在里昂成立中国的海外大学，旨在以完全正规形式为中国培养一批高级学者和研究人员, 同时为国内的大学提供合格的教授。

　　根据中法双方的协定, 里昂中法大学由“中法大学协会”负责管理, 董事会成员由中法双方共同组成。由于中方人员很多在国内, 因此实际决策和管理还是以法方为主。招考学生工作则由中方全权负责, 绝大部分学生在北京、广东、 上海等地通过公开招考而来。一些已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也争取到在1928年和1929年经过特殊考试进入里昂中法大学。里昂中法大学的经费来源主要为李石曾等人在中国国内获得的赞助、法方返还的庚子赔款、法国政府和里昂市政府提供的资助以及学生所享有的政府助学金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中国派遣留学生工作基本中断，战后只有很少数中国学生来此学习，1950年之后城堡中已经没有中国留学生，变成里昂大学学生宿舍。里昂中法大学只留下在饱经风霜后仍然清晰可见的圣伊雷内城堡大门上的中法文校名，向后人讲述那段不平凡的中法文化情缘。

　　千秋功过

　　光阴飞逝，但是历史不会忘记淡出时代风云的北京中法大学和里昂中法大学，因为它们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为教育改革、培养高水准精英人才作出过重要贡献。

　　北京中法大学只存在了30年，但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却是一所颇有特色的私立大学：

　　在学制上，北京中法大学一方面依据中国学制，同时又受法国大学区制的影响，大学不只限于高等教育，而是包括大中小学三级教育。北京中法大学附属的中小学部是大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完全纳入大学的管理之下。

　　在校风和学风上，北京中法大学受李石曾、蔡元培等创办人思想的影响，强调本校在德育方面，除普通德育外，特别提倡互助、勤劳、节俭。在体育方面，除普通体育外，特别强调接近自然的重要性。在学风上，则重视自然科学，重视实践和应用。

　　作为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重要机构，《北京中法大学组织大纲》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提出“本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材，沟通中西文化”为宗旨。在1920年至1950年的30年里，北京中法大学共有569名学生毕业，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优秀专门人才。例如从服尔德学院毕业的陈毅、著名医学家范秉哲、杜棻、生物学家郭文明、法国语言文学专家郭麟阁、罗大刚、齐香、著名文学翻译家沈宝基和把《红楼梦》翻译成法文而蜚声世界的李治华等。他们中大多数毕业后被送到在海外的里昂中法大学深造，学成后归国，成为传播法国文化思想科学技术的代表人物。

　　即使因形势变化而未能赴法国留学，北京中法大学的普通毕业生也在实践中显示出他们接受的先进科学教育的水平和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例如，1948年理学院毕业生左世荣，曾在北京玻璃厂工作后来成为厂长。当时工人是按照传统经验烧制玻璃，左世荣坚持建立现代实验室，按照配料比例、严格烧制玻璃的温度，大大提高了玻璃质量，使得工人们心服口服。他在50年代为我国自主制作人工红宝石作出贡献。此外。左世荣先生还翻译国外科学资料书籍、普及科学知识，自觉地肩负起了传播现代科学技术的使命。

　　“沟通中西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介绍法国的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在此，北京中法大学校刊起了重要的作用。校刊除报导与中法教育有关的消息外，大部分文章介绍法国的学术。介绍应邀来校作学术访问的法国科学家的生平成就，并将演讲稿予以译载。此外，校刊也译载、介绍了不同学科法国学者的论著、特别注重法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

　　北京中法大学在促进中法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邀请法国学者来华访问交流。据不完全统计，在1926年至1937年间，北京中法大学先后邀请了十余名法国学者来校演讲。与此同时，北京中法大学也积极派遣中国学生到法国留学。据统计，在1926年至1939年间，北京中法大学先后资送88名毕业生赴法留学，这些留学生归国后为传播法国学术文化思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北京中法大学还积极参加和支持各类中法文化交流活动，如1927年法国方面发起博得罗(Marcelin Bethelot1827-1907)诞辰百年纪念大会，并筹建巴黎世界化学院，北京中法大学予以响应，并出版博得罗百周年纪念专号。1934年北京中法大学资助在法国举办第一次中国画展。1935年在校刊刊出专号纪念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介绍雨果的生平和作品等等。总之，30年间北京中法大学在历史风云中肩负起作为“沟通中法两种文化之高等教育机关”、“ 中法文化交流最重要的中心”(北京中法大学原校长李书华语)的历史使命。

　　应该指出，北京中法大学的创办人存有远大理想，希求在中国实行一种新教育, 参照法国教育制度，结合中国国情传统，由中国人办学，以融中西方文化思想、创建理想的教育制度。故中法大学与其他国际合作教育事业或教会学校不同。只是北京中法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管理和规划等问题。法国的大学区制也不太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在国内单独实行大学区制，在形成自己的特色，如重视应用，重视法语的同时，也造成一定的封闭性，不能广泛吸收各类人才。北京中法大学长期以来生源狭窄，主要来自河北，就与它在国内单独实行大学区制有很大关系。

　　无论如何，北京中法大学作为中法文化教育交流的重要平台已经载入中法关系历史中。今天，这个中法两国知识界共同的记忆之地、北京独有的场所由艺术8创始人、法国哲学、艺术评论家佳玥女士及艺术8创始人之一、尚8文化集团创始人薛运达先生共同打造。未来这个中法大学旧址定将继续发挥中法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不辱使命。

　　至于它在海外的姐妹学校里昂中法大学，从1921年到1950年, 注册的中国学生人数为473名, 学习专业以理工科为主。大部分学生获得了高等教育文凭。他们中的多数学成之后回国工作, 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国科学界、教育界和文化艺术界的中坚力量。如著名科学家朱洗、汪德耀、著名医学家范秉哲, 著名文学家和诗人罗大刚、齐香等、著名历史学家沈炼之、著名艺术家常书鸿、王临乙、吕斯百等。留居法国的著名翻译家李治华先生则以因成功翻译法文版《红楼梦》而获得世界性声誉，成为了北京中法大学以及里昂中法大学共同的骄傲。应该说里昂中法大学在不长的时间里，为我国培养了一批高级人才，实现了最初建校时确立的宗旨。

　　以圣伊雷内城堡为标志的里昂中法大学曾在中法教育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独特桥梁、平台作用, 推动加强法兰西思想精神、学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同时也向法国人民介绍了遥远的东方大国中华文明, 加深了不同历史背景和文化取向的人民之间相互的认识和理解。这正是一个多元世界共同发展的理想基础。同北京中法大学一样，里昂中法大学的历史值得书写。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