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走出去”需要学习国际经验

　　凤凰网文化讯 由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主办、凤凰新媒体承办的“中华文化怎样‘走出去’”论坛，于2011年11月5日至6日在凤凰新媒体演播厅举办。11月5日的主题为“中华文化‘走出去’需要学习国际经验”，以下为论坛全文：

　　中华文化怎样走出去·中华文化“走出去”需要学习国际经验

　　尹梦：各位嘉宾各位凤凰网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由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主办，凤凰新媒体承办的《中华文化怎样“走出去”》论坛，今天论坛讨论的主题是“文化交流的国际经验”。我是凤凰视频的主持人尹梦，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讨论将通过凤凰视频面向全球网友进行直播。

　　首先，由我来介绍参加今天论坛主题讨论的各位嘉宾及对话讨论的主持人，我左手边的女士是易玛·孔萨雷斯·布依主任，易玛·孔萨雷斯·布依为孔子学院在西班牙的成立做了有贡献的工作，并提供关于中国教育、文化与传媒方面的咨询。2005年中西两国签订互设文化中心协议后，塞万提斯学院中国项目官员，开始筹备北京的文化中心，现任北京塞万提斯学院院长，我们欢迎易玛女士的到来。

　　阿克曼先生，前歌德学院中国区总院长，现为孔子学院总部高级顾问，并成为当时中国最早的外国留学生之一，80年代初他成为了第一批从事中国的翻译家。

　　许琳女士是国务院参事，国家汉办主任，她曾经担任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欢迎您。

　　下面我要介绍的嘉宾是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及行政总裁、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刘长乐先生，注重中国媒体传播中国文化的“走出去”。那么介绍了今天的各位嘉宾之后，我要隆重向大家介绍今天论坛的主持人许嘉璐先生。许嘉璐，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会委员长，多次与世界各地宗教的人士进行交流。那我们把时间交给许先生，以及今天在场的各位嘉宾。

　　许嘉璐：由我来点名请各位嘉宾发言，在请各位嘉宾发言之前，我想说一下，我们这次论坛得到了全球网友的高度关注，这次一共有6883位向我们提出了三百多个问题。

　　在我们论坛交谈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时时的切入网民现场所提问题，请各位嘉宾解答。在这里我总的说一下，在网民所提出的三百多个问题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中华文化自身的关注，这也是网民一个很合理的逻辑思维的顺序，那就是我们中华文化走出去，首先要中华文化自身要强大，可现在在中华文化的圈子里文化的状况有很多让人担心的现象如何解决，同时外国朋友对中华文化的理解，有很多的障碍，不管是天然语言之间的障碍，思维模式上还有其他力量的干扰。另外中华文化如何创新，这个问题和刚才的第二个问题紧密相连，只有中华文化创新我们才能够克服一种艰难的障碍，来达到交流的欲望，换句话说网民的关注是中华文化如何建设，另外如何创新。我们所说的创新只是一种新的形式、新的内容，现在网民说这种创新应该把突破语言和民族、国家界限在这方面的创新，这样才能让中华文化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理解，我想这个问题似乎与我们谈中华文化怎样“走出去”既有关又有区别。

　　我希望有另外一个时间能和大家重新坐在一起，就我们关心的刚才所说的问题有所讨论。今天我们还是集中于中华文化怎样走出去。

　　今天我们推出各国在文化交流当中，也就是本民族、本国的文化走出国界的经验，这样一个交流，像易玛女士对于在中国介绍、传播西班牙文化，积累了很多的经验，阿克曼先生对德国的文化日尔曼文化如何在亚洲地区积累了经验，刘长乐先生主管的凤凰卫视开展的工作，他本身就是面对不同国界不同民族的受众，自然要在自己的传播内容和形式上进行探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许琳女士主管孔子学院走出去的工作，那更是大家所关注的，所以我想我们把我们各自的经验介绍一下，易玛女士请你介绍一下你的经验。

　　易玛：我觉得这种文化和我们不一样，中国的文化交流避免很多的冲突，主要的冲突发生是因为不了解对方，我来北京已经五年了，主要工作就是要做一些让大家了解西班牙文化的工作。我们找一些共同的题目，比如说我们西班牙的历史我们向中国介绍，这样比较熟悉，要不然就是一个陌生的文化，可能西班牙在国内不是很了解，就觉得可能通过当时一些，我们前一段时间也做了中国人去过西班牙就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那个时候开始讲西班牙人跟中国怎么开始接触，那个时候西班牙人对中国开始感兴趣，或者说中国参加了西班牙的内战，从那个时候了解，我觉得比较有意思，找一个共同的地方来讲，不要说做一个单独的发言做大课，这样没有意思，这样人们不会关注你了，我觉得必须找一个共同的点来介绍彼此的文化。

　　许嘉璐：谢谢，阿克曼先生您在中国多年往返中国和德国之间，在今天是需要甚至是急需的你积累了哪些经验?

　　阿克曼：我觉得文化教育是客观的需要，整个过程利益的调整，互相的合作的技术需要文化交流，有一个美国的学者，他甚至以为文化是互相的这种调整全球大问题重要的基本的因素，我基本上也同意这个观点。所以文化交流不是一个你愿意或者不愿意的事情，是客观的、必要的一种事情。我们大概尽量在一种基本上互相了解对方的价值观，对方的思维方式的条件下，能解决我们的共同的大问题，面临的一些问题。

　　许嘉璐：许琳女士，在你向全世界交流，应朋友的要求来双方共建孔子学院的过程当中，就阿克曼先生所说的，希望了解对方的价值观和思维的模式才能够进行交流，才能把事情办好，你呼应一下他，从你的经验上来看是不是这样?

　　许琳：是，我完全同意，完全赞成阿克曼先生还有易玛女士的观点。我们确实是在孔子学院走出去和外国合作办孔子学院的过程当中，的确是每每，每天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应该说像歌德学院和塞万提斯这种模式走出去，孔子学院的模式虽然借鉴了他们很多经验，但是不完全一样，不完全一样集中表现在我们这个孔子学院出去办是外国的，现在中国热、汉语热特别急切的情况下，在人家强烈要求下我们出去的。反过来说我们没有准备好要出去，事先没有很多人想着要出去。所以对刚才阿克曼先生讲的观点，你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是必须的问题，认识并不充分，是我们把老师送出去的，然后老师开始到那儿觉得很不适应，要哭很多场，外国人怎么这样，我挺好的，他们怎么不理解我，然后才慢慢的有了这种意识说我们在文化上有很多不同点，那么我们要互相吸取，要互相交换、互相交流，我们是被动的知道了你说的这个道理。

　　许嘉璐：这样就有一个问题，阿克曼先生说在交流的时候需要了解对方的价值观，要理解他。要了解对方的思维模式，也要理解他。于是我们才能对话，才能交流，孔子学院才能办成。但是是不是也遇到这些问题，就我所知，无论是歌德学院，还是塞万提斯学院，还是英国的文化委员会等等，法语联盟在和中国交流的时候，我们不大考虑易玛女士你怀着输入西班牙的价值观，阿克曼先生你把日尔曼的价值观输入，我们没有这个想法，但是孔子学院一建立当地就会有人提出来你在输入中国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文化就带着价值观，我们是想要对方了解，并不是要强求你接受的价值观，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刘长乐先生在凤凰向全世界传播的时候，遇到没遇到过这种指责或者是责难?

　　刘长乐：其实应该说遇到过，因为我们凤凰其实是讲普通话的，我们也办了广东话台，以后也许会办英语台，是一个商业的民间的电视台。但是当它在全世界155个国家落地以后，有些国家的这个政府部门或者是包括媒体，也对我们有一些非议，认为你们来干嘛来了。其实我们是个讲普通话、讲华语的电视台，是为全球华人服务的，当然也为学习汉语的这些汉语爱好者，或者是正在研修汉语的人服务，因为我们除了有自己的汉语之外，还有中文字幕，为大家学习汉语很方便。

　　我认为文化的交流必要性有这样一个概念，我们都有三字经一句老话叫做“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们要承认文化差异，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差异是很大的，文化的冲突和文明的冲突也许在很大程度上会超越其他的政治的和经济方面的冲突，它的危害可能更大。

　　比如说现在宗教方面，咱们不展开谈这个话题，我觉得理解方面和沟通方面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承认差异是前提，但是我们文化走出去也罢，或者是文化和海外的人进行融通贯穿也罢，目的是为了交流，这个交流很重要。

　　现在都讲经济全球化世界是平的，实际说经济全球化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文化也要承认它的全球化，因为文化不依附经济和哲学思想这样前提存在的，如果说文化的问题，我觉得文化全球化这样一个过程也是文化融会贯通的过程，我觉得我们中华的文化走出去是为了和世界沟通，让世界其他文明来理解中华文明，来理解中华文明。

　　许嘉璐：谢谢。看看在场的观众有什么，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的?

　　提问：我是北师大的老师，在过去几年我也从事这方面的交流工作，就我个人所得的经验和实践，我发现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是传播方面，一个是交流方面，就传播方面来说，我觉得有时候是不是我们应该自己推出去怎么样的文化，这个要结合我们切实的调查。

　　比如说当地的人，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年龄层次，还有他们从事于不同的职业，还有城市侧重于是商业、文化还是历史，这样都会影响当地人接受文化。我有一次组织音乐家们到海外去宣扬中国音乐的活动，当地人生活节奏比较快，他们就喜欢视觉冲击这样一个感觉，他们会觉得国外那边，你们能不能推出比较安静的，那么我当时跟他们协商的时候，中国这边的主办方说，这样不会成功的，没有人喜欢，观众会睡着的，他们就坚持不愿意。他们说我们这边的观众会喜欢的，会接受的，结果发现到那边以后，那一场宴会下来整场没有一个人说话，但是结束之后当地人说这是我们听到中国最好的音乐，因为它是把中国诗词和中国的音乐按照不同的朝代这样顺下来，他们说这是中国音乐的精华。

　　许嘉璐：这位老师是从第一线概括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候，如何能根据不同国别、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人，给他适当的文化，这一点我们做好准备没有，这个我想请许琳女士给。

　　许琳：没有，这种准备没做好，应该说孔子学院，我们自我感觉是汉代的研究生，还有北师大高等学院合作办孔子学院过程当中，我们主动的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我刚才的观点没有主动性。我们因为第一次这样大规模成建制有组织的走出去，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教训，而是我们只能在实践当中去碰，好在我们出去的人都是老师、研究生志愿者，所以他们素质都很高，像海绵一样吸取外国这种推介文化的先进经验能力还是很强。所以很快就能够调整过来，然后就能够和当地人民融合在一起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他们融合了就回来，然后又派出一批不融合的，然后就开始这么一个过程。

　　许嘉璐：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个层次来看，一个层次是像刚才老师说的，是我们派出的或者是人家邀请去的志愿者与老师，他自身能不能够适应当地不同方面，不同年龄段的需求?第二像这个老师就把中国的音乐家请去了，那我们音乐家做好准备没有?

　　许琳：没有。

　　许嘉璐：我同意许琳女士的意见，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因为这和教育有关，常常我们的老师和志愿者，他从一进入大学就进入到一个很窄的专业范围，读到硕士、读到博士就越来越窄，不是很广博的知识，随机应变得能变，想变我不懂，就无法变。

　　另外就是中国有关文化的部门也没有做好准备，比如国画家他就不知道这个外国的朋友喜欢看什么样的国画，能不能看懂国画，同时我怎么用很简单的语言能把国画讲清楚。说法也是如此，京戏也是如此。所以我就是一句话，可以回答我们老师的问题，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特别是我们的教育系统以及文化部门没有做好“走出去”的准备，但是形势又像阿克曼和易玛女士所说世界急需要中华文化，因为这是一个避免冲突促进和谐的多元世界所不可少的一员。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首先应该从我们出去的人和孔子学院做起。

　　所以走出去有助于中华文化的建设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缺什么，这一点我想塞万提斯学院和歌德学院可能比我们经验要丰富一些。

　　许琳：肯定。

　　许嘉璐：这样是不是请易玛女士你就你塞万提斯在中国办的时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贡献点经验?

　　易玛：我觉得对对方文化了解过程中面临很多问题，我就说我们这边的经验，就像刚才老师说的那样，可能对便想要去了解一些历史已经很悠久，它有一些现成的框架，比如说对西班牙或者是弗拉明戈，或者是西班牙的音乐，或者是西班牙的斗牛，那你怎么样呢?你来这里只能做这些吗?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我刚才说的，你办活动他可能没有理解，他可能没有兴趣，比如说你搞一些兴趣或者是搞一些文学上不理解的那些人他可能就不来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请当地的一些人，比如说我们在中国肯定请中国的作家或者是中国的艺术家来参与这个事情，一起跟我们自己要讨论的问题融合起来做，要不然没有办法，你只能做弗拉明戈，你只能做斗牛，你做其他的人们不会来也没有兴趣，你在这单独发言，人们也没有兴趣，通过融合的方式来接近对方。

　　许嘉璐：你派出的人来到中国的这些塞万提斯的工作人员也好，老师也好，他们在来之前做好了哪些准备工作?

　　易玛：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学员也是在现在在考虑一些新的模式，因为以前我们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机构，我们只有20年的历史，我们今天是刚刚二十周年了。

　　许嘉璐：那你比孔子学院还要长13岁，大13岁。

　　易玛：我们还是一个小小的，已经不是小孩，是还没有成熟的小伙子吧。我们现在有一些，就是到了当地也必须有一个过程了解对方，比如说来了一些新的人员开始培训中文，有一些文化课，但是我们希望来之前对这个国家的文化有一定的接触，要不然很困难，我觉得这是必须的。你先去了解对方然后才能做好自己的工作。

　　许嘉璐：阿克曼?

　　阿克曼：我觉得这个老师提到一个文化交流核心的意义，我也同意易玛的观点，我们在西方有一个观点叫“不但要符合钓鱼者的胃口，而且要符合鱼的胃口”。

　　许琳：鱼饵要符合钓鱼者的胃口，还要符合鱼的胃口，这样鱼才能上钩。

　　阿克曼：你说中国的这种流行音乐可能在国外没有市场，在中国就是特别的热特别的火，在国外没有爱听，古典音乐现在在中国听众很小，但是在国外可能影响比较大。这是一方面的问题，但是可能更多的考虑的是，像易玛所说的那样，你要对自己的文化有深刻的理解，要对对方的文化也要有深刻的理解，这确实需要一种准备，一种比较长期的训练这是一个事情。

　　第二，不管对方的要求是什么，不仅是一个内容的问题，不仅是你放流行音乐或者是带古典音乐，从我们的经验来讲，我们在中国是第一个外国的文化交流中心，1988年成立的，24年之内我们是唯一的，表达出这种文化交流的困难特别是跟中国的困难，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西方的窗户，人家通过我们这种比如说图书馆或者是活动或者是语言教育更深刻的理解西方，看西方。

　　然后就是通过三十年和二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这种需求有变化，我们现在不需要做这种重复作用，有网络，中国人随时就可以出国自己看看。我们的需求现在是我们说一个交流的舞台，或者是更重要的是一个合作的空间。实际上所谓的文化交流，有三个阶段。

　　一个是文化的接触，我看见一个新的东西，我听见一个新的，还没有听到过的音乐，这是第一步是接触还不是理解，可是因好奇我更理解，我更进入。

　　第二部分那是交流，我不仅把我的东西给你看，这是一个感情到，而且是一个真正的交流，我理解对方的困难。

　　许嘉璐：状况。

　　阿克曼：很难得，第三个阶段那是合作，那是要求最高，不过效果最大的一个，对理解的进步，最重要的一个形式。所以你应该了解一下你这个国家在什么阶段，对方从你那儿要求是什么，更多的知识，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合作。

　　许嘉璐：两位都介绍了很好的经验，我觉得这是肯把金针渡于人，刚才阿克曼先生比喻很好，我很喜欢吃苹果，但是你把苹果挂在鱼钩上去钓鱼，鱼不会上钩的，教育者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放在文化交流上面往往忘了。我建议许琳主任在对我们的老师在行前的培训当中，把这个道理充分讲透，这并不是失去自我，而是在鱼外面包上鱼爱吃的东西，但是这个比喻不恰当，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我们不是让外国学者上钩。我不知道这方面网民对这个有什么问题，对我们文化交流的必要性有什么问题没有?

　　尹梦：我们的网民也提出自己的问题，有一位来自北京市的网友他想问今天的嘉宾，我们文化走出去或多或少与当地文化存在出入，当地人对中国文化认知也存在差异，不同文化之间如何理解，我们是要与之相容还是保留自己的传统?

　　许嘉璐：这是很尖锐的问题，我们让许琳女士谈谈她的理解。

　　许琳：我的理解可能一部分人赞同，一部分人不赞同，但是我还是要坚定我的理解，我们很多老师说你自己的文化搞清楚了没有，你自己弄不清楚你怎么走出去?我觉得不是这样看的，正是因为你弄不清楚你才走出去，在跟人家交流、交锋的过程当中，你才能真正发现你的差异，你的优势，你的缺点，或者说你应该丢弃的东西。

　　外国人老说很羡慕你们五千年文化，但是也挺发愁你们五千年文化，我们五千年文化包袱太多了，一直说老子怎么说的，孔子怎么说，一直往回找，外国人一直往前看，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很大的不同。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我们不要再讨论这些弄清楚了没有，或者说到底是保持我们的文化还是交融文化，就像刚才这个阿克曼说的她是一个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须变化的一个事情，你这个文化应不应该与时俱进，你应该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就丢了自己的文化那肯定不应该这么说的，既然是与时俱进你昨天的文化跟你前天的文化就应该是有区别的，我觉得中华文化跟世界文化融合，学到各国文化先进的，至少是先进的表达方式我们的文化才能够被全世界认同，到那个时候自己也就真正的认同了，否则你自己永远在怀疑自己。

　　刘长乐：关于文化走出去必要性问题，还有怎么走出去的问题，我刚才说了我的观点，现在很多外国的媒体或者是外国的政治势力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个问题有很多非议，这恰恰证明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因为中国文化核心是包容，五千年中华文化这种包容的问题大家看得很清楚，你对这个中华文化的理解你越深你越觉得中国人没有什么个企图，正是因为他不理解不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才对中华文化走出去有非议。

　　第二个文化其实也是一个产业，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孤立的意识形态，这个观点其实也有后冷战思维的可能，中国的出口已经占世界第一位了，中国的文化产品或者是中国的文化市场在世界的文化份额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有一个数字是非常清晰的，中国文化43%被美国文化占领，不能说占领美国文化产业，占了43%的份额，欧盟是34%，亚太地区占19%，其中日本占了10%，然后中国的和其他的国家只占到了4%这个份额。你看看中国的出口是世界第一，但是你看中国的文化这是一个反差，反应了中国文化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开放的，这是我们很大的问题，它中国文化不具备和世界文化产品角逐和竞争的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最近请了好莱坞的大导演和我们合拍《富春山居图》，在合拍的过程中间大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中国故事世界制造，还有一句话中华文化国际包装，这不代表中华文化走出去全部的经验或者是观点，但是它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中国的走出去。

　　比如说《功夫熊猫》，或者是《花木兰》，说好莱坞把我们给拍拧了，根本我们的熊猫不是这么回事，我不持这个观点，比如说美国好莱坞拍了《花木兰》之后，至少让全世界知道了有《花木兰》这个故事，知道了有精忠报国，替父从军这样一个方式，但是它的包装是好莱坞。包括《功夫熊猫》，谈到中华文化走出去我很赞成许琳主任说的，以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就是过去的文化走出去，而且其他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有差异，在这方面，包括很多人认为还认为中国现在是裹小脚呢，我们查了资料，裹小脚的现在只剩12人，这是稀世珍宝了，这12个人需要抢救，不是抢救别的，是抢救小脚的资料。所以中国的文化走出去，我们特别强调当代的文化。

　　许嘉璐：长乐先生，因为你在一百五十几个国家落地，但是你落地被接受了，这里面必然就有很丰富的经验。长乐先生提出两个很本质的问题，第一我们在走出去文化的形式不要老套，不要是我们从小到大习惯的那种形式走出去，因为这是接受不同的接受方式，不同的思维模式所决定的。第二个不要老介绍2500年前的事情，2000年前的事情，最多是几百年前的事情，这也是必要的，更多要介绍我们的今天，要了解今天的中国人，我们说过去也是为了说今天，我们今天的情况是为了延续过去的发展。这两点恐怕是供我们关心这个问题所有的网上和现场的朋友值得重视的一点。现在不知道网上对这个问题还有没有朋友提出问题。

　　尹梦：现在还有一位网友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我在这里给大家读一下，他的问题是美国教授亨廷顿以《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一书享誉了全球，他的问题是中华文化走出去如何保证不与其他文化产生冲突。

　　许嘉璐：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很好，恐怕我们的网友大部分是年轻人，为了中华文化的建设，为了中华文化和其他文化交流也动了很多脑子，但是似乎这个问题一句两句说不清，是不是现在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请四位嘉宾去思考，说不定我点谁来回答，让我们休息一下，谢谢网友的关注。

　　尹梦：欢迎大家回到由由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主办，凤凰新媒体承办的《中华文化怎样“走出去”论坛下半场，我们下半场的论坛现在继续进行，许老师还是要把时间继续交给您。

　　许嘉璐：谢谢，正如刚才各位嘉宾所说，世界期待的文化也让世界变平，让地球村变小这样一个客观的需求，同时孔子学院这些年在不长的时间里，应对方的要求，双方合办了387所孔子学院以及400多所孔子课堂，我想面对刚才前一段我们所讨论的种种问题，虽然质疑的声音也有，但是更多的是对孔子学院有一种期待，特别是易玛和阿克曼两位，你们作为这方面的专家，你对你的同行也就是孔子学院的举办者有什么期待没有，希望我们下一代怎么样做得更好?

　　易玛：现在孔子学院的教师是非常重要，因为在全世界都非常需要去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的语言，实际上这个时间没有像其他的国际机构历史那么长，但是这个事情是非常关键，而且你们这种模式我觉得很赞成，就是通过一种合作的形式来建设中心，在有需要的国家和城市，这种发展速度是很快的，而且在当地取得支持，和当地的有关部门和老师，我觉得将来到更多的国家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在我们学校受到这种教育，在什么地方能够学习汉语，在什么地方可以实习，我觉得这个东西现在太多了，这个实践太重要了，关注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

　　许嘉璐：阿克曼先生。

　　阿克曼：以我来说，孔子学院六年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非常佩服，我知道建立这么一个机构，一个系统、一个网络是多么困难。在五、六年之内建立那么多的分院，是有点不可思议。歌德学院在六十年之内建立了150个分院，孔子学院在6年之内建立了350个。

　　刘长乐：还有孔子课堂。

　　阿克曼：这是一个数字的事情，从这个事情来讲我同意易玛的观点非常合适，你们现在利用中国热和汉语热这种条件是非常聪明的，不过长期来看这种热有一个特点是一种比较临时、短期的东西。

　　阿克曼：你把这种热变成一种长期的。

　　许琳：常态。

　　阿克曼：对，就是一个现在你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我也非常佩服你们这个模式，为什么?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做这种对外文化交流的形式是用本国的机构，本国的人员到国外去，我觉得你们用了一个符合未来需求的模式，是一种合作型的模式。每个孔子学院设一个当地的机构，有一个中国的院长，有一个本国的院长，这本来已经是一个文化交流的一个。

　　许琳：对平台。

　　阿克曼：有非常多的困难，我知道这个并不容易，回到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文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可是怎么处理这个?我觉得孔子学院这种模式来对待这些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新鲜的，是非常有创造性的。可能就是孔子学院现在从这种快速发展要慢慢的变成一种稳定，把一个更好的基础的，一个更有秩序性的一个。

　　许琳：规范。

　　阿克曼：我的期待是实际上这个对外文化交流可能有三个目标。一个目标改善一个国家的形象，这是一个公关的工作PR。

　　许琳：同意。

　　阿克曼：临时可以起一些作用，长期作用不大，第二是软实力，我用我的文化、我的价值观说服别人，介绍我的价值观，就是服从我的想法，这是软实力，软实力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我不赞成把软实力做出文化交流的唯一的说法和主要的目标。第三种确实是推动发展互相的理解，做一种解决公众问题的基础一个工作。我期待孔子学院属于每一类的这种，就是有这么一个结果。

　　许琳：我跟他第二点不同，我第二点跟阿克曼先生有不同，他就说第二个作用是要说服人家，让人家服从我，这个中华文化里头没这个，我觉得我能说服人家已经是我终极目的了，我不希望人家服从我，大家各有各的观点嘛。

　　许嘉璐：求同存异。

　　许琳：反正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中华文化这个忍让还是很厉害的，我们之所以在外国学校里面我们派人去，人家提供条件，提供教学地方，提供场地，七年走下来，就是中方老师出去以后不愿意吵架他能忍，忍了之后用时间让外国人来了解他的想法，而不是通过吵架让人家来同意他的想法。所以有时候回来的老师还很委屈，觉得很吃亏，外国人老师同台教课他到点就走了，不加班，我们中华文化老师觉得这不是勤劳刻苦嘛，有人来上课我就教，我就加班。所以基本上孔子学院都是中方老师的工作量比外方老师的工作量大30%到50%，但是大家很快乐忍了，觉得外国人愿意来学汉语，那就说明他喜欢了解中华文化这是我的好事，我为什么不做呢?他这么做的，但是他并没有说我加班你也来加班，你凭什么不来呢?他并不强迫人家，我们并没有让人家服从、屈从的一个宗旨。

　　我在这里特别想说一下，许先生我占一点时间，中国事情挺有意思软实力本来是美国人提出来的，美国人说没事，等到中国人说了你就不成，中国人念上帝的经，念着念着还真成上帝了，就不赞成软实力，软实力就是钱，就是变现，文化就是个河流，就是交互的东西，你说跟软实力有什么关系?觉得软实力给力，能说明这个东西，但是这个软实力特别跟外国人，还有你理解的软实力不一样，我们把这个词借过来就成了我们的话了，人家觉得你软实力，我拿软实力我征服你。

　　刘长乐：人家说软实力，咱们开始软实力的时候人家开始巧实力了。

　　许琳：约瑟夫奈(音译)就是哈佛大学。

　　阿克曼：发明的这个词。

　　许嘉璐：有些西方的广告，美国的广告就是power，power是这样的，也是通过软的方式出去的。中国的软实力是指我们民族的凝聚力，我们民族的认同，以及我们的文化走出去是让大家欣赏是这个力，这又碰到文明冲突的问题的，首先是语言的不对称，其实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有，中国的先德早说过，语言的表达互相很难理解，近代从海德格尔以来特别指出权势学，还有哈丁曼斯(音译)这三代人说得很清楚语言的交流是很困难的。

　　刘长乐：我关于孔子学院这个事情。

　　许嘉璐：我要给你加码，你那么多的信息源150几个国家，同时你又有员工反馈回来的，包括孔子学院也是大家关注的热点之一，你从他们的信息源里面能不能对孔子学院提出你的和其他朋友的期待，刚才我们上一段要结束的时候谈到冲突的问题，我想你150多个国家，你落地了之后难免有投诉和冲突，怎么落实这个问题，你把这两个谈一谈?

　　刘长乐：现在孔子学院面临着一些网上或者是海外都有一些非议，刚才主任和委员长都讲了，二许都讲了，我们也听到很多，包括我在南京参加第二次对外会议的时候，就民间文化怎么走出去的问题，蔡主任就是说两条腿，民间一条腿，国家一条腿，这里面有两个情况。

　　一个是走出去还是送出去。这个走出去就是很文明的，我们讲中国的文明的崛起，文明的崛起包括两层意思，一个崛起的过程应该是文明的，第二个意思文明本身要崛起，中华文明有一段时间说句老实话受到很多挑战，这个过程当中华文化本身有一个崛起的过程，同时崛起的过程也是文明的，包括低碳过程和和文明崛起的问题，我觉得不是走出去，不是送进去，而是应该融进去，融进去就比较好一点，要不然就是比较麻烦。

　　孔子学院在海外的情况，我觉得孔子学院的举动，正如刚许主任讲的一样，阿克曼现在说你们利用了汉语热，他的母语不是华语了，我有点不赞同，我们不是利用了这个汉语热，我们是顺应，实际上是被动的，许主任讲了我们并不是哭着、喊着走出去，我们是被动的。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快速以后，我的一些朋友们都在学中文，包括政要孩子们都在学中文，学中文的热潮我觉得一时席卷全球，我估计还会更热。所以不是我们利用了，而是顺应了。

　　阿克曼：我不同意因为利用是比较积极的态度，顺应就是被动的态度。

　　刘长乐：就是因为我们被人家利用惯了。

　　许嘉璐：可以咱们中和一下就是借东风的借，风是吹来的，就是借势。

　　刘长乐：不管怎么样孔子学院这样成功的开花结果我觉得非常了不起，非常不容易，但是为什么它有非议呢?除了我们的方式方法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形象的问题，是国家形象和政府形象，能不能在国家形象和政府形象上做一些调整。我刚才问了许主任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都叫您孔主任了，我听网上说了，您自己也在说，这个是经费不足，您说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不让说，我还得说，我想帮忙。

　　我们看了肯尼迪的文化中心国家出一部分钱，是靠了公众的力量，咱们说就是资本家的力量都有，市场的力量。所以把肯尼迪中心办得很好，所以我就在想孔子学院能不能组建一个非政府的，或者是政府为辅政府参与的资金，这个里面吸纳企业界的，社会名流的，当然也包括各个阶级的参与，我想的在华投资的外籍公司他肯定愿意出这个钱，就是我帮你培养汉语能力给他们一些权益，像港澳的大老板拿了那么多钱在中国的大学里建这个楼，那个楼多少个亿，为什么他们不拿钱帮助中国文化走出去，其实是帮助中国我觉得是完全可能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也完全有这样的能力，这样的好处第一你解决了资金来源，包括凤凰卫视，包括我自己都捐了很多钱，你要有这个盘子我们就愿意捐，我们过去讲请将香资投入金箔之内，你得有一个金箔，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是改变这个形象，使这个形象变得更加的公众化，就容易在海外能够很好的运作。

　　当然有基金的介入和参与，很可能在管理上也会出现变化，就是能力使它更持续、更持久的发展，品牌能够更好地延伸，说老实话能够很少的受到政府的干预，我可能说这个话冒昧了。

　　许琳：你回应。

　　阿克曼：我想制止你刚才说的这些想法，歌德学院也不是一个政府机构，歌德学院的成果跟这个事是有关系，国家拨款是三分之二的来源，我们机构的特点就是政府给钱，但是政府尽可能不要干涉我们的工作，并不是德国政府特别的文明特别的聪明。

　　刘长乐：中国政府也很文明。

　　阿克曼：只是它明白了文化是一个活的东西，你刚才说的非常对，问题就在于对外文化交流的成果，你送或者是你走出去，你送出去或者你走出去，你送出去早晚人家就开始怀疑你是一个宣传的工具而已。你不是一个代表中国文化的一个机构，你是一个代表中国政府的机构，这种怀疑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有影响。你越让人家明白，你确实代表中国文化，你不是一个宣传，你的主要目标不是宣传某某一个政策，或者是一个政治目标，人就越会相信你的。所以我希望就是一个期待，中国政府给孔子学院这个空间，这个活动的空间尽可能少干涉孔子学院的工作。

　　许嘉璐：这个就我理解。我接着阿克曼先生的话说，实际上中国政府对孔子学院完全是自主，不进行什么意识形态的，或者是政治的干预的，同时中国政府早就提出来，应该是2007年就提出来，从政府来支持要变成政府、大学加社会三方来共同办，建立这样一个新的机制。但是这个机制经过这四、五年了，只有在局部地区实现，局部问题上，利用我的汉语国际推广的北京基地我做主任，我们经常吸纳一些社会的资金来办事情。

　　但是就全国来说，像中国的企业家像刘长乐先生这样，深入思考中国文化是走出去，是送出去，融进去的人不多，他们还热衷于搞公益事业，实际上他们做广告，要求得回报，这种事业实际上没有汇报，完全是类似于慈善事业，完全是做公益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中国企业文化成长当中才能实现。

　　刘长乐：我参加董建华先生中美交流基金会，中美之间有很多障碍有很多误区，也有非常多的冲突，这个时候董建华建立了中美交流基金会，我不要政府一分钱，我不是反对孔子学院拿政府的钱，拿政府的钱越多越好，中美交流基金会由香港政要和企业家出钱，这样容易取得美国的信任，做了很多中美交流的活动。

　　我觉得孔子学院里面国家是不可避免的话，我觉得有两个方法，一个孔子学院体制继续存在，第二成立一个基金把这个基金多元化或者是把两个合在一起，我们国家有识之士人很多，他们愿意出钱。我们参加了故宫会，北京故宫成立一个基金，不是建福宫那个是故宫文化保护基金会，我们八个企业家发动的，八个企业家出钱，根本没有什么回报。

　　许嘉璐：我当时提出来就是你希望的那个模式，是前一个模式，还不是后一个模式是融合在一起的模式，如果有这个基金，孔子学院机制有改变的话，我希望凤凰卫视是第一个。易玛你想说?

　　易玛：刚才说走出去和送出去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成熟的问题，前几年几个国家都有送出去的形象，像阿克曼先生说的送出去可能是短期的，走出去呢一个是成熟，一个是有人迎接你，现在中国人是迎接你的时候，所以这个时间就是走出去的时间。

　　刘长乐：我最希望的，我相信大家最希望的是融进去。

　　许嘉璐：最后融出去。

　　易玛：但是融出去你必须要走出去。

　　阿克曼：走出去。

　　易玛：要有人拥抱你。

　　许嘉璐：刘长乐先生是全国都知道的家喻户晓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也善于把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不是送出去这样一个文化人，所以他上来就谈这个融资的问题，怎么融资的多元化，进一步改变孔子学院的形象问题。凤凰卫视打造这样一个形象，今天我们在国外留学的青年，他们都受孔子学院的熏陶和灌溉，回头看你们对孔子学院有没有什么建议?

　　许琳：我先垫一句话，因为现在现在正在编预算，别误导了财政部。

　　许嘉璐：太危险了。首先我们一定要明确一个观念，就是文化走出去，首先是政府的责任，那么也就是说呢我的根据是，英国文化委员会法语联盟，包括你歌德学院，塞万提斯，政府都是你说的三分之二是你几十年之后才变成三分之二的。开始的时候全是政府出钱的，因为你长漂亮了，衣服有了，戴个是施瓦洛奇，戴个项链，这个就是政府的事儿，这个是政府的责任。

　　第二个我原来在财政部工作，我知道财政部姚谦的难处了，我这个面子说实话我都城墙拐弯了很厚，我是为这个事业我不是为自己，我就是按中华文化那个，我都哭死了，我跟企业家化缘我去姚谦那，我做过很多这样的尝试，我先找国有大型企业，找了很多单位，我们先开那个座谈会，我有机要，很多人都是我们想捐钱，但是国资委有规定，只要捐钱二十万必须报国资委批，他们说这个过程太麻烦了，我就不捐了，我宁可在外面给你孔子学院学员一些奖学金，差不多二十万。

　　董建华曾经派他的秘书来探讨，能不能建这个孔子学院基金会，后来发现太困难了。我还找煤老板，我给刘长乐钱，因为他给我凤凰卫视打广告，打完广告有收入，我可以给你投资，但是你告诉我多长时间拿回这个收益，你说我怎么告诉他怎么拿回这个收益，独立学院办的办老板都办不下去了，在中华文化里面先生我不知道您同意不同意这个观点。

　　还有一个弊端，这是我们的劣势不是优势有钱人不投文化和教育的，他继续投对他那个事业还有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这个跟国外比起来差远了去了，你健全吗?公民没有这种捐文化捐教育，我不图名不图利没有回报。

　　许嘉璐：慢慢来。

　　许琳：你这个观点我同意但是十年以后可能才能实现，再一个我觉得孔子学院也用不来这么来包装，包装好像我们真有阴谋似的，你本来歌德学院德国一年给你两亿欧原，两亿不少了，你要是这两亿给我我什么都不要。财政部昨天还给我们打电话说马上就给你钱，你不许给我闹，这还了得了，不让我闹。

　　许嘉璐：我比许琳乐观一些，我想像陈嘉庚这样的华人企业家慢慢会多起来，过去既然有陈嘉庚现在也有李嘉诚、董建华、邵逸夫这样的人，我想大陆慢慢的发展，我们的企业家会变得越来越成熟，我们请留学生提问，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提问：我叫蒋思哲，我现在凭孔子学院的奖学金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我先说一点，我觉得今天我非常欣赏你们的论坛，我觉得现在谈的问题是非常关键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由许琳所说的，中华文化不能把它看成一个产品，因为它不是一个产品，它是一个河流。对我来说我现在接触中华文化已经不少年了，我最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就是迎接的、享受的不是一个产品而是河流，因为我跟中华文化的交流和经验一直在改变，我越学我越理解，对这个文化的看法也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要想中华文化走出去，你先要是想明白它走出去之后，每个国家的每一个同学介绍它之后，这个效果都会不一样。如果有的人看了之后说，这个中华文化这些点我觉得非常喜欢，这些我不太喜欢，也不是说这不是一件好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因为都是沟通，对每一个的人影响都是不一样。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不是说我有一个产品，我有一个中华文化，我想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享受这个同样的产品，而是说我给你一个平台，你可以走上这个平台，各有各的经验，我觉得这才是一件好事。

　　许嘉璐：好，谢谢。怎么样你谈一下。

　　许琳：西班牙小姑娘。

　　提问：大家好我叫温美佳，我是西班牙人现在在北大学汉语，这是我的第二年，今年就获得了这个孔子学院的奖学金，我很开心。因为我就是觉得有这个机会可以继续学习汉语。现在我理解有四个孔子学院，是马德里、巴塞罗那等等，有五个。

　　我是巴塞罗那人，可是我要说的是，我觉得西班牙语和中文很不一样，我来中国发现那个文化对学习语言很重要，因为我的专业不是中文，所以老师说话的时候有很多内容不太理解，就是跟文化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在西班牙学中文，可能比较难理解这个文化慢慢学，可是在北大学习会很快得到比较好的水平，所以这是我的看法。

　　许嘉璐：主持人现在网民就这个问题有什么一些什么问题没有?

　　尹梦：网民提了很多关于孔子学院的，有一个网民说各国都在不遗余力的推广各国的文化，成功推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经过了较长的历程，比如说歌德学院有140多个分院。而中国说要在2020年之前建立500所学院孔子，是不是急功近利呢?

　　许嘉璐：这个问题很尖锐。许琳主任评估一下。

　　许琳：我觉得网民提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中华文化里面最大的一个特点之一就是“稳”，没有“稳”哪来的“和”?所以这是比较底层的观念性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孔子学院所秉承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呢?只要外国人需要，只要他们强烈要求，我们就尽可能克服困难，说到五百家，就是因为现在有三百多家在申请，而且是在强烈申请，我们觉得五百个数字还是保守的，肯定是会超过五百个。大家可能在理解上也是用传统的想法来理解孔子学院。就好像孔子学院肯定也是盖大楼，要有一批老师，要吃喝拉撒，水电费，在当地怎么维持下去……这种担心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自己解释得不够，孔子学院实际上是在人家外国的大学里，他们提供了所有的条件，我们只是派老师过去，派志愿者过去来帮助他们来学汉语。但是因为我们的老师和志愿者都是中国出钱的，还有我们的教材一般是赠送的，这种情况下一般还是有花费的，那你也得叫孔子学院，不叫孔子学院怎么能体现中国对你的贡献呢?

　　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概念，是像咱们建小学中学一样有大楼，我们的成本是很低的，千万不要认为五百个孔子学院就是五百个大学，效果是是这样的，但是形式上不是这样的，我们没有投资。

　　刘长乐：许主任说的这个观点我也赞成，就是英国的文化委员会和歌德学院这么多年发展了150多家，它这个尺寸不一样。中国是13亿人口，文化体量和经济体量完全不成正比，中国现在出口占全国第一，但是中国现在整个文化体量和它目前有的经济规模差别太大，这是跟过去不同的。

　　第二个很大不同我觉得就是汉语的需求，英语作为世界上流通的语言，本身它的传播方式很多，而且它已经相当普及了，德语也差不多，而且歌德学院和英国文化委员会不是以语言为主的，而这个孔子学院是以汉语为主要需求，这个需求来说是一个买方市场，这个需求量非常大。

　　所以我觉得孔子学院发展五百家并不太多，而且我也同意你的观点，假如说从汉语教学角度来讲应该更多一些，这也是我刚才提出来的能不能把社会资源调动起来的原因，我非常理解许主任的作用，国家在这上面的主导作用是毫无疑问的，我是想能不能早日把社会资源调动起来，在这方面凤凰愿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许嘉璐：我给你鼓掌，我们的时间在不知不觉当中流失，我没有想到这么快，我们要抓紧时间了，上午一个多小时，我们触及了中华文化走出去最要紧的命脉。

　　第一个问题就是像阿克曼先生提到的亨廷顿的理念，也就是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甚至是州与州之间的接触，之间的接触搞不好就是冲突，冲突的本身是文明的冲突和文化的冲突，在冲突上能化解的就是避免造成真正的冲突，那就需要文化的交流，这是一种客观的需求，客观存在的问题，也是从有人类以后就需要追求的目标，因此不是谁强烈实行的。

　　例如孔子学院走出去会不会产生冲突的问题，我宁可用不同文化的“冲撞”，我不会用“冲突”，这两个词很近，冲突可以包括政治上的冲突，包括意识形态的冲突，甚至包括生活当中的一些冲撞，我们所说的其实常常是生活上的，因为这种文化交流，我们其实不可能躲避开意识形态，但是我们可以毫无政治性，这种往往在人民之间是很会解决的，我是交给人民。人们常常说，比如说我们的留学生住在中国的家庭里，或者是中国的留学生住在国外的朋友家里，恐怕天天衣食住行、经常声音大小都有冲突，为什么没有吵起来呢?大家互相忍让，包容这又是中华文化。

　　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社会上有一些误解，孔子学院是一种产品，刚才我们的留学生说得很好，他把文化看成一条河，不是一个产品，我可以再沿着他的话说，就像在美洲，欧洲，或者是亚洲，一条大河它是多种小溪慢慢汇集而成的，一路流下去都有东西加入，最终河都流向了哪里?流向了大洋，虽然我们在命名上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实际上都是一个洋，不过是人们强制叫这块叫孟加拉湾，这块叫太平洋等等，我们要是这么认识问题，其实就是大海，是全民族、全人类的一条大海。

　　第三个问题就是刘长乐先生首先发难的，就是孔子学院的体制机制问题，我想这是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自身强身，把自己的文化建设好，这就需要体制和机制的问题。许琳说十年之后再说，我恨不得希望现在解决，那就让我们沿着这个继续向前走，我想随着文化体制的改革得到更好的解决。

　　刘长乐：我们还是强调融进去，我觉得咱们现在谈的话题是就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我觉得最佳效果就是融的问题。

　　许嘉璐：融进大海。

　　刘长乐：融进大海，我们要尊重几个规律，比如说文化规律，实际上这个规律基本上全球文化是通用的，我们讲这个规律。再一个是市场规律，我们说文化是河流也罢，是产品也罢，文化市场本身是有规律可寻的。第二一定要尊重各国的文化习惯，我们要融进去一定要这样来做比较好。所以我希望我们中华文化的交流和我们现在能够谈到的话题，都能够让网民和我们，让我们跟东西方的观众一块“融进去”这样我觉得就好办了。

　　许琳：我接着刘绅士的话来说，我非常同意您说的，文化是要相融的，在这个相融的过程当中呢，我希望孔子学院就是一个搅拌机，因为如果一个鸡蛋“啪打”出来打到碗里，你如果不搅和的话，蛋黄还是蛋黄，蛋清还是蛋清，你拿筷子这么一打就融合了，虽然颜色是黄色，那就看蛋黄多还是蛋清多，如果是蛋清多，那你那个黄肯定要变浅色了。但是是需要搅拌的，我们愿意起到这个搅拌的作用，在这个搅拌的力度上，或者是搅拌的均匀上我们得向歌德学院和塞万提斯学院学习，学习你们这个很好的经验来使得我这个搅拌更加快，更加均匀。

　　许嘉璐：那就请阿克曼先生说说，日尔曼的鸡蛋和中国的鸡蛋怎么搅拌到一起。

　　阿克曼：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就想简单的说一下，我就希望像今天早上这种论坛起一些作用，就是无论是中国老百姓或者是中国官方更理解对外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和更支持孔子学院这种对外文化交流的这种适应性的方式。孔子学院用这种模式来做文化交流确实是完全一种新的模式，我知道这出好多问题，可是还是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有传统性的，非常有希望的一种方式来举办这种文化交流。所以我希望对孔子学院的理解，也能增加。

　　许嘉璐：这个论坛是由你开始的，现在由你来结束。

　　易玛：时间快到了，我就觉得其实这些模式一直在变，我们是一个国家机构，我们是一个国家机构，我们不是一个民间机构。但是我们也在学习一些新的模式，比如说跟一些社会的企业我们去沟通，我们也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因为有很多企业他们也希望跟一些国家部门能够挂钩，他们比较希望跟这些(有合作)这个时间不短了，二十多年了，代表这个国家做文化传播，能够有一个好的长期的合作关系，所以我们现在也接受了很多企业，帮助我们给我们提供一些赞助，我觉得并没有矛盾，你是一个国家部门也可以接受类似的帮助，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情况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也可以增加一些内容，对我们的活动，这个并没有矛盾。

　　还有一个包装文化的问题，你还是必须考虑到你要运到哪里，或者是做到那里什么地方运作，你用什么模式包装，这个是很作用，你并不是说在北京和在其他的地方做文化，和在柏林或者是美国做文化肯定是不一样的，你要吸收当地的文化，要做得更好。

　　许嘉璐：我在这里给包装这个词做证明，产品不可能赤裸裸的摆在那里，因此给它包装，方便提、抱、运输，可是现在常常在演艺界，本来是一包装成十，本来是黄的包装成黑的，本来是黑的包装成白的，里面有掺假的成分。

　　我理解易玛女士和刚才刘绅士说的包装，我们很好的内容，对方需要的，我们用一种对方的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它体现出来。我在这里想用一个现场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作为我们这次论坛的结束，我在进到这个演播室之前我才知道易玛来自西班牙，而她身上穿的衣服是在中国买的。许琳主任典型的中国人，她身上穿的这套服装是西班牙买的，我想这就是一种交互交融，互相包装，我们这样来理解。好，谢谢在场的朋友，谢谢网上的网友们，我现在交给主持人。

　　尹梦：谢谢各位嘉宾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讨论，如果各位网友觉得意犹未尽，您可以登录我们的凤凰网文化频道为这次论坛制作的特别专题。再次感谢大家，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明天的论坛讨论，也是关于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去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