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行之有效的价值制约

　　“文化是人们的生活样法”

　　田：长久以来，“文化”是一个人人自明、却又难以说清与定义的概念。在众多有关文化概念的论述中，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令人欣慰的是，在思想观念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但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文化”却被泛化与滥用了，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因此，我很想知道，您是如何理解文化的概念和内涵的?

　　衣：正如你所说，在当今中国，文化是个热门的话题。文化就像一个标签，在很多场合大家不一定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但都冠以文化之名。这是一个喜忧参半的现象。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文化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些变化?……我曾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生活批判”来表述我的学术关注。

　　对文化的一般性理解，我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一是作为具体艺术形式和产品的文化，例如，文学、舞台艺术、广播电视传媒等各种艺术形式都属于这个层面，这是一种狭义的文化理解。第二个层面就是作为精神形态、观念形态的文化，主要是指价值观。也就是具体的艺术形态内在所包含的最深层的东西，这是比较重要的。换言之，就是社会主导性的价值观、社会心理，也就是社会的精神形态或者说文化软实力。第三个层面，我称之为“文化模式”。当人们谈到文化时，总是指那些文学艺术中的具体样态，但是真正的文化实际上不仅存在于这些艺术形式当中，而且更多的是体现在社会的经济运行、政治运行等所有领域，作为社会经济政治各领域内在制约力和驱动力，作为内在机理和图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地凝结成的文化类型、文化样态、文化模式，等等。例如，那种完全“靠天吃饭”的传统自然经济的内在机理是一种经验文化模式，而精于计算和依托知识的现代经济的内在机理则是一种理性文化模式。文化模式带有整体和整合的特征，它把习俗、传统、民族性格、社会心理、价值、道德等各种文化要素和文化特质整合成一种内在相对一致的文化模式，构成一种影响和制约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行动和运行的背后力量，是沉淀在人们生活方式之中的稳定性特征。因此，我非常赞成梁漱溟先生的说法，“文化是人们的生活样法”。

　　田：您对文化理解的“三层面说”十分精辟。确实，从更高层面上讲，文化不应是政治、经济的附庸，而应是人的一种“生活样法”。文化是渗透到民族以及每个个体血液中的东西，并自发地影响着人们的各种活动而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文化模式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民族、国家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衣：其实文化模式的产生，与人们日常生活的样态高度相关，因为日常生活是文化模式产生的土壤。我一直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模式根基是在自在自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形成的图式，这种图式影响了文化模式。农业文明往往是循环的，如放牛——挣钱——娶媳妇——生娃——放牛。这种文明给人一种重复性和经验性的模式、礼俗等，在这种农业文明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观念具有重要位置，所以儒家文化很少思考人同外部自然的关系，而是关注人伦，即人际关系和人情关系。这种经验的、人情的文化模式左右着人的行为方式，而且在深层次上影响到政治、经济、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建构。而西方文明则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关注理性，关注精神自由，思考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等，因此，自然科学和技术，以及经济理性化、社会契约化等较早地在西方的文化土壤中发展起来。

　　在这里，我想作必要的说明，我们分析和比较文化模式的差异，并不是要比较各种文明模式的好坏，目的在于把握文明模式对于各自社会的生存方式、社会制度、民族性格等的影响。因此，在从事或评价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是不能简单用优劣来评价的。

　　缺乏与市场经济相应的行之有效的价值制约

　　田：确实，不同文明模式之间存在着客观差异，这种差异并不意味好坏、优劣之分，他们之间既可能是彼此冲突的，也可以是相辅相成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现在很难有哪种文化能够遗世独立，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将不可避免，并日益激烈，最终，文化融合将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衣：你说的是一种理想的愿景，问题在于这种文化融合是以何种尺度与方式进行的。西方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理性文化。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时候的科学是非功利的，古希腊的科学是思辨的、沉思的，思考的是世界的本原与人生的意义，具有强烈的形而上色彩。这与今天的科学是不一样的。今天的科学和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强烈的实证和功利特征，其目的总是想征服某样东西，或总想得到某种物化的结果。20世纪其实在检验着西方的理性文明，验证它的优点和局限性。优点就在于这种理性文化精神和现代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实际推动了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而缺点则在于工具理性的价值观念与衡量标准的泛化，这是理性文化的问题所在。

　　田：对此我深有同感。我时常思考这样的问题：科学技术进步的目标是什么?它与人的幸福及全面发展是何种关系?等等。科学的进展与人类的幸福指数显然并不是成正比的。科学技术使人从宗教神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了，然而，现代人似乎却变得更加浮躁不安。于是，我的内心极其自然地萌生了这样的疑问：是科学本身出现了问题，还是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与方法出现了问题?答案其实是显然的。我认为，以功利的态度和定量的方法对待科学、教育、艺术、管理等一切，不仅使人文精神日渐消隐，而且导致功利主义盛行。

　　衣：确实，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西方人在充分享用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已深切感受到现代性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并致力于改进和规正。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只有有效规避现代性的消极影响，才可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如何才能克服现代性的负面影响呢?我认为，这不仅是我们人文学者应面对的社会责任，同时也应该是各个学科应该思考的问题。特别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建设文化强国中必须首先解决的重大问题，这是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文化自觉的题中应有之义。具体说来，目前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社会道德和价值问题，实际上不是一般的思想教育和道德呼吁的问题，其深层问题在于，我们已经全面开启了现代市场经济，极大地促进了现代性的生成，但是，还没有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行之有效的价值制约。

　　田：是啊，这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目前全社会的道德水准和价值状况的确令人担忧，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再深入探讨一下。

　　衣：这是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因为通常，正是这种社会普遍的价值感召力、国民形象的亲和力，以及制度的吸引力和社会的创造力等，共同构成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目前我们断言在文化软实力上存在着“西强我弱”的问题，并非说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形成有影响的文化软实力，而是说，曾经让全世界瞩目的传统中国文化无法直接来应对市场经济的文化挑战。快速流动不断增值的资本、日益创新的技术，以及把二者紧密结合与配置的市场机制是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资本的逻辑”是市场经济得以高效运行的动力机制。在现代社会，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如果不善于运用资本和市场的机制，都无法获得快速的发展，或者说，无法在资本的运动和市场经济之外获得发展的空间。因此，当我们进行现代性反思和技术理性批判时，不是说要限制市场经济逐利，不是说不让资本增值，而是如何在积极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利用资本的力量推动社会发展的前提下，批判和抑制资本逻辑所造成的各种不平等、不人道的消极后果，形成一种健康的文化价值和道德约束，防止物化人格、异化、不健康的消费、货币拜物教、社会冷漠等消极现象。其中，最核心的是企业文化和商业伦理。现代社会的价值是建立在健康的商业伦理基础上的，首先要诚信，企业和商家可以逐利，甚至自私，但决不允许损人害人，必须以产品的质量和数量保证消费者的权益，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其次生态责任，允许可持续地、科学地运用资源而盈利，但必须坚决杜绝资源的掠夺和破坏。特别要说明的一点，通过健康的商业伦理来构建对市场经济的价值约束，并非是一般的思想教育问题，而是需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个方面，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媒体和舆论手段多措并举，对企业和商家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不道德行为实施“零容忍”的约束才能建立起来。只有在这种基础上，社会公德才可能走向健康。而这正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所在。

　　大学的使命：“守望”和“引领”

　　田：在当代，市场原则已经贯穿到文化领域，工具理性已经渗透到人们的行为方式之中，工程技术思维模式逐步固化而成为决策者和管理者的心理定势与行为习惯。在我看来，“文化强国”应该是“文化强盛的国家”，而不是单纯指文化转变为生产力。

　　衣：当然，文化强国如果仅从经济的角度理解，就太狭隘了。我想这里还应该包括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民幸福感的增强、精神生活的丰富、社会的公正安定等很多方面。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应该避免急功近利的心理与工具理性的衡量原则。

　　田：事实上，在以往的文化建设过程中，重理轻文的工程技术思维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的，而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无疑是对以往文化建设的纠偏。另外，现在讲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文化建设应当是循序渐进的，它强调内容的感染和氛围的熏陶，我主张采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路径和方法，而不能仅靠运用“运动式”的方式进行文化建设。

　　衣：你的观点很尖锐!我当然明白你忧虑之所系。在我们当今的时代，人文精神的失落与道德的失范已经成为主要的社会问题，功利主义与工具理性的结合几乎成为社会的主流，并且漫延到方方面面。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我们正处在“诸神远逝”的时刻，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这句话也很恰当地描述了我们当今的时代状态，人们在市场经济的氛围中缺乏对神性和崇高的尊崇。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时刻恰好是人文精神显示其力量的时候，我相信，沉迷于消费社会之洪流中的世人，总有一天会意识到“思想使人高贵而伟大”。除了前面我们谈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通过制度约束、伦理约束和价值约束来扶正社会的道德与价值外，还需要在深层次上通过我们的教育，特别是现代人文教育，来发挥先进文化潜移默化和润物无声的“文化天下”功能。因为人之为人，首先在于人的精神生活，正如帕斯卡尔《思想录》中关于人作为“能思想的苇草”既脆弱又伟大的断言：人脆弱如芦苇，却高贵而伟大，因为他知道生与死，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而这个目标就是我们人文学者的使命，也是大学教育的理想境界。

　　田：我们之所以忧虑是因为期待至深。我很欣慰地看到，不仅人文学者意识到了我们时代精神的困境，政府也在作出这一方面的努力，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对于文化作用的强调为文化的繁荣营造了很好的环境。确实，文化是无形的，但其力量和作用却是巨大而深远的。我想说的是，(曾经)作为一名大学校长，你是如何认识大学的功能的?

　　衣：大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大学的本质就在于文化——在于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启蒙、文化的自觉、文化的创新。因为脱离了文化传承、文化启蒙、文化创新等大学的本质性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会成为给定知识和技能简单传递的工具化活动。

　　田：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目前，学界也正在热议“四功能说”，将文化传承与创新作为大学的第四种功能，显然这也不足够。文化传承与创新应该内化于其他三种功能之中，并且更为根本。除此以外，我认为，文化具有保守性和开放性两大特征。文化的开放性特征要求大学必须走出校园，服务社会，在服务社会中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文化;而文化的保守性特征则要求大学必须坚守“精神家园”，在这种坚守中传承文化，使学生获得文化的启蒙和文化的自觉。确实，大学可以没有“物理围墙”，但不可没有“精神围墙”，大学必须小心呵护着与社会的距离。

　　衣：文化的功能之一在于“守望”——守望人类的精神家园。我曾经做过十年的大学校长，一直以来我也首先把自己定位于学者，然后才是其他的社会角色，一个具有社会良知的学者与大学校长的使命就是“守望”，守望能够给予我们的心灵以滋养的精神之乡。学者或者学生仅仅具有丰富的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人文的关怀和社会担当，这就是文化天下。如同塞林格所描述的，“面对着在麦田里四处奔跑的可爱的孩子们，我必须紧紧地站在悬崖峭壁的边缘，防止任何一个孩子掉下悬崖去，这并不是限制孩子的自由”，要做到这一点真的很不容易。我深知呵护这些孩子们的最好的办法，不仅是提供给他们丰富的知识，还必须有人文的关怀和心灵的滋养。

　　大学的使命就在于文化启蒙，这是我一直的观念。因此，我从来不讲校园文化，而是说文化校园。我主张把大学建成一个全方位育人的文化校园，把大学的课上课下，大学的历史和现实，大学的一草一木，大学的每一景观、每一机制，教师的一言一行，都要渗透浓厚的人文教育，都要培养学生的诚信、仁爱、自律、责任等现代人文气息，都要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积极创新、独立思考的自由本质。大学如果离开了人文精神，我们真的很难理解文化。记得美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就是体现这个意思。我们从事教育，一定要超越工具化的、功利化的培养模式，才能够回归大学文化的本质，这才是社会的希望之所在、人的幸福之所系。(本报编发对话精要，全文详见即将出版的《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作者：中央编译局局长 衣俊卿;苏州大学副校长 田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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