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电影：美国的形象大使和文化大使

　　美国政府是好莱坞电影走向世界、称霸世界的强大后盾，好莱坞电影也成为美国最佳的形象大使和文化大使。好莱坞与华盛顿一拍即合，为美国的公共外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好莱坞电影的公共外交成效有限，其根源就是贬低和丑化其他文化。

　　美国文化产业的繁荣是其强大软实力的重要保证，尤其是美国的主流电影工业好莱坞，是世界文化产业圈中名符其实的霸主。在好莱坞一百多年的成长过程中，美国政府是好莱坞走向世界、称霸世界的强大后盾，好莱坞电影也成为美国最佳的形象大使和文化大使。二者相互成全，可以说好莱坞的成长史就是美国政府公共外交的成功史。

　　美国政府不用花钱的形象大使

　　好莱坞是美国的主流电影工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好莱坞电影甚至美国的代名词。凯文·李在《小国务院：好莱坞和好莱坞电影协会对美国贸易关系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美国的好莱坞已经主宰了全球的娱乐工业。好莱坞电影现在已经占领了150个国家的电影市场，而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利益集团——好莱坞电影协会骄傲地宣称：“好莱坞电影工业提供的家庭娱乐产品遍布全世界千千万万家庭。”

　　2005年，好莱坞电影业的总赢利为95.5亿美元，超过美国电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三个行业赢利的总和。2006年，全球大约有85%售出的电影票是出自好莱坞电影的贡献。电影贸易完全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好莱坞电影主宰着国外电影市场，但是外国电影在美国市场却无所建树，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只有1%。据《洛杉矶时报》2011年1月报道，好莱坞电影社团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好莱坞电影2010年的全球票房高达318亿美金，比2009年增加8%。在美国，电影出口产值仅次于航空业。

　　好莱坞原本只是美国电影工业所在地的名称，后来慢慢变成美国国家品牌的标志，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资源。其实，早在公共外交这一概念诞生之前半个多世纪，美国政府就已经开始与好莱坞联手进行公共外交了。好莱坞也没有辜负美国政府的扶持和被寄予的厚望，成为美国政府不用花钱的形象大使，高效而隐蔽地执行着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塑造美国形象的任务。可见，好莱坞电影工业及其产品好莱坞电影共同构成一种“多功能国家利益聚合体”，是国家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综合体。

　　好莱坞与华盛顿一拍即合

　　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充分认识到好莱坞电影工业与好莱坞电影文化的强大力量，可以说好莱坞帝国是在美国政府一手扶持下发展起来的。早在公共外交的学科定义诞生之前，好莱坞就已经成为美国公共外交的践行者。

　　出于对彼此作用的充分认识和需要，华盛顿与好莱坞一拍即合。在这个过程中，好莱坞的开拓者和彼时白宫的主人都显示出高度的敏锐性和决断力。1915年，好莱坞环球影业创始人卡尔·莱默尔就开始想方设法让好莱坞与威尔逊总统结缘，他持续不断的努力最终为好莱坞获得了关注，威尔逊总统认识到了好莱坞电影工业与好莱坞电影的潜在力量。从此，美国政府开始了有意识地使用电影充当形象大使的历程。好莱坞电影中所塑造的美国看上去符合人们所普遍具有的生活构想，这个特质与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深度吻合。一战的爆发令威尔逊更加明确，好莱坞影业及其产品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收益，同时还是意识形态传播的最佳载体。该认识为后来美国历届的总统所铭记。

　　在威尔逊总统任内，还建立了国会公共信息委员会。该机构的宗旨明确：“通过电影推广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威尔逊亲自任命著名记者乔治·克里尔为负责人。当时好莱坞电影出口的审查条件是：“出口的电影中必须含有20%的教育内容，所有不利于美国的正面形象及其价值观传播的电影都严禁出口。”这一规则到二战后变得更加苛刻，欧洲各国院线在购买美国的普通电影时，必须附带一定比例的含有“教育内容”的影片。如此，到一战结束时，“好莱坞的电影已经成为美国新建立的全球实力的一大文化延伸”(见加拿大学者马修·弗雷泽《软实力：好莱坞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一书，第33页)。

　　美国加入二战后，好莱坞也大力开动了宣传机器。美国战争情报局专门设置了电影处，与好莱坞的制片厂进行合作并行使督促监督的职能。在此期间，好莱坞拍摄了大量丑化敌对国家并鼓舞本国及盟国士气的影片。杜鲁门总统刚刚入主白宫，国务院就对好莱坞抛来橄榄枝，宣称：“战后阶段，国务院渴望与制片业进行全面合作，以保护海外的好莱坞电影。本着确保海外发行影片要为美国增光的期许，国务院期望制片业同样能与政府精诚合作。”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华盛顿与好莱坞持续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好莱坞与华盛顿之间始终保持着高层之间人员流动的传统。例如，在1946年到1949年间，曾经担任马歇尔将军助理，并出任过助理国务卿的弗兰克·麦卡锡出任好莱坞电影出口协会的驻巴黎代表。

　　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和好莱坞共同致力于“要”让好莱坞“在思想领域为全球性的‘马歇尔计划’”作出贡献。以好莱坞电影为载体对德国、意大利及其他国家开展思想意识的清洗战，同时促进好莱坞电影重新树立在这些国家的统治地位，“马歇尔计划”成为“好莱坞巨头计划”。在该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为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被迫开放了本国的电影市场，美国政府和好莱坞成功实现了“将赚取利润与反法西斯和反共的政治意图同时实施”的目标(以上引用部分见戴维·普特南爵士的《好莱坞与全世界》，第198页)。

　　从冷战后的前911时代到911之后，好莱坞一直都在配合政府的政治需求，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恐战。从《波斯王子：时之刃》《300勇士》《魔戒》《全面围攻》《夺宝奇兵》等新老电影甚至《反恐24小时》等剧集中，都可以看到影片将伊斯兰文化与恐怖主义对号入座的主题表现。而电影上演时的国际政治局势也总是非常微妙。例如《300勇士》上映时，适逢美国政界展开了对是否对伊朗发动攻击的争论，电影内容是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斯率领300勇士与波斯的温泉关之战。美国当时就有媒体打趣：“为了责任、荣誉和辉煌，如果把电影中的长矛大刀换成M16和装甲车，《300勇士》就是一场军事动员电影。”(詹姆斯·P.平克顿，《娱乐为政治议程服务》，《纽约日报》，2007年3月13日)

　　好莱坞的公共外交评估

　　对于好莱坞的成功经验可概括为五点。第一，好莱坞电影的经典模式最初就是为适应移民社会所创，天然不受国界限制，通俗易懂。第二，美国政府在好莱坞电影工业发展早期就对其价值有清醒的认识，并进行了大力的扶植。第三，美国的强大实力和领先的科技是好莱坞赖以成功的保障。第四，在好莱坞电影发展历程中，美国政府对好莱坞电影工业进行了多次整顿，成为其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使好莱坞后来成为成熟、规范、先进的工业体系。第五，好莱坞工业体系根植于美国社会清晰牢固的主流文化与核心价值体系。

　　上述要点中，核心价值体系是一切个人与社会行为肇始之原点，也是好莱坞电影工业得以强大的根本土壤。美国主流文化体系的核心在殖民地时期就已大致确定：新教理念及由此生发的蕴涵了民主、自由、平等政治理念的“美国信念”。具体而言，当新教理念中的“天赋使命”观与爱国主义合二为一时，最终形成了一种集体的政治无意识，久而久之，包括个人、宗教团体、舆论、政府在内的整个社会都浸润于其中，形成了好莱坞电影所产生的特殊社会土壤。这种土壤的决定性作用反映到好莱坞电影中，就是无论主流影片的剧情和包装怎样千变万化，其核心模式永远不变，讲述的永远是民主、自由和英雄拯救的故事，美国永远担负着光荣而沉重的拯救世界的责任。这种表达稳定、简洁、清晰，被编织在精彩的故事情节中，被不断升级的特效手段和魅力四射的好莱坞巨星的光芒遮掩，不被抵触，不被反感。好莱坞电影的全球票房表明观众对此非常买账，正是在轻松和娱乐中，美国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丝丝缕缕得以传达。

　　除了电影的主体精神架构之外，好莱坞电影所表现的主要内容也很重要。总体而言，美国主流电影所表现的价值观念采用了积极乐观的表达方式，例如，通过分析100部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榜单可见，其中绝大多数影片提倡个人成长、奋斗、信仰、救赎、正义、家庭观念，传递给人的信息大都是积极向上的人生精神。观众在寻找快乐的同时，还能收获许多鼓励，这也是好莱坞电影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历史和现实已经表明，好莱坞在美国的公共外交领域贡献卓著，推广了美国文化，塑造了美国自由、热情、法治、高科技、多元文化等特色鲜明的国家形象。除了内在机制的建设和政府的扶持之外，最值得重视的是美国主流电影中所表现出来的“天赋使命”的文化自觉性，这种自觉性又产生了良好的连锁反应，即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良性循环。

　　但是，好莱坞在公共外交方面同样存在难以克服的弱点。许多美国主流电影在象征性地表现美国“拯救世界”等情结时，常常会作为反衬，对其他文化进行负面塑造。从好莱坞初期的电影开始至今，猥琐的华人、凶悍的墨西哥强盗等固有形象都曾引起相关国家的抗议，中东恐怖分子更成为一种程序化模式。在《真实的谎言》《摔跤手》《300勇士》《反恐24小时》中，伊斯兰、波斯文化成为美国敌意的最大承受者。

　　“在民族自尊面前，好莱坞电影再有魅力，其公共外交效果也是有限的。”2007年时，伊斯兰人权委员会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好莱坞及英国拍摄的一些电影歪曲了阿拉伯文化。报告在对1250名英国穆斯林调查的基础上做出的。其中62%的被调查者认为媒体患有“伊斯兰恐怖症候群”，14%将媒体歪曲阿拉伯文化的行为称作“种族主义”。

　　美国的有识之士一再指出，美国成为世界领袖是因为其道德感召力，这种文化感召力的魅力在于它所表达的美国令人向往。但好莱坞电影在传播自身积极文化的同时，贬低和丑化其他文化成为一种惯用手段。这样一来，出现下述真实的状况也毫不意外：外国观众在电影院欣赏好莱坞电影时可以获得最大的视觉快感，但并不妨碍他们离开电影院后继续敌视美国。美国在世界上被“既爱又反”就是由于美国文化表现出的感召力与其追逐现实利益时无所顾忌所造成的必然现象。(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

　　徐海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