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古籍普查 加强古籍保护

　　编者按：古籍是华夏文明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同时也因其不可再生而弥足珍贵。为更好地了解我国现存古籍的保护状况、加强对古籍的保护和管理，我国于2007年正式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古籍普查作为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基础性工作，是古籍抢救、保护与利用工作的重要环节，其目的是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级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及民间所藏古籍情况，对登记的古籍进行详细清点和编目整理，建立中华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形成《中华古籍总目》，以便国家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古籍保护工作，加强对古籍的管理，促进对古籍资源的利用。

　　5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下，在文化部的统一部署下，全国范围内古籍普查工作积极开展、成效显著。2012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将深入开展古籍存藏与保护现状调查，充分发挥“古籍普查平台”的作用，逐步建立国家古籍登记制度，致力于海外中华文献典籍合作保护，推动古籍保护工作深入开展。

　　为让更多读者了解古籍普查工作开展情况，我们约请了相关领导和专家撰文予以介绍。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创造了极为丰富的典籍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利用好祖国的典籍文化遗产，对于维系中华民族血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增进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推动人类文明进步，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古籍普查工作是古籍保护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重中之重。

　　按照文化部要求，全国古籍普查登记为今后一段时期古籍保护工作的重点。为促进古籍普查登记顺利推进，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将着重开展全国古籍存藏与保护现状调查，尽快掌握全国古籍存藏整体概况；大力开展古籍普查登记督导工作，成立普查登记督导工作组，选派专家到各相关单位检查和督导普查登记工作落实情况，同时提供业务指导；加强古籍普查登记人才培养工作，在继续完善现有培训模式的同时，开拓思路，在实践中培养锻炼古籍普查的骨干力量；开展海外中华文献典籍合作保护，实现重要海外中华文献典籍的数字化回归及海外珍稀文献典籍再造工程；加大对古籍保护尤其是古籍普查工作的宣传力度，和全社会共享古籍普查心得和成果，充分发挥文化遗产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古籍普查工作成效显著：已在除港、澳、台之外的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域开展，普查内容除汉文古籍外，还包括各少数民族古籍，特别是于2010年分别启动了新疆古籍保护专项和西藏古籍保护专项，因地制宜，开展古籍普查工作；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研制的“古籍普查平台”已基本覆盖到全国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为及时展现古籍普查成果提供有力的支持；截止到2010年，已有3批共9859部古籍进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50家收藏单位获“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殊荣。2011年，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选工作已完成，1511部古籍、16家收藏单位分别进入推荐入选流程。浙江、江苏、山东、河北等省启动了省级《珍贵古籍名录》评定工作，古籍分级保护机制初步形成。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古籍普查工作还面临许多问题，形势严峻。我国历史悠久，文献典籍卷帙浩繁，分藏文化、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单位及民间，基础条件差，古籍普查人员和经费匮乏。

　　2011年10月19日，文化部部长蔡武在文化部学习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干部大会上指出，要进一步推进古籍保护工作。这为我们下一阶段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我们要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充分认识古籍普查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克服困难，精心安排，切实做好古籍普查工作。

　　文献典籍是记录文化、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做好古籍普查工作，是保护我国优秀文化的有效途径。少数民族一般地处边陲，自然环境较为恶劣，不利于古籍收藏，众多民族文献的保存现状令人忧心。

　　通过普查摸底、平台登记，不但能够尽快了解古籍存藏现状、更好地保护珍贵文献，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推动学术研究更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民族文字古籍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很多汉文典籍中的历史事件，通过与民族文献中的记录横向对比，得以证实。如吐鲁番文书中，有一份唐天宝十四年交河郡的《长行坊马料账》，其中多次出现“岑判官”，还有其领马料的记录。这位岑判官乃唐北庭都护府安西节度判官岑参。此文书与岑参边塞诗内容相照应，成为其出塞为官的佐证。

　　民族文字古籍是古籍普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完整性意义重大。做好这项工作，才能更好地体现我们国家兼容并蓄、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文化政策。我们也呼吁政府能够给予古籍保护工作更多的重视，在政策制定上、资金上给予更多支持，培养更多优秀人才，竭尽全力地将这些珍贵古籍保护起来。相信通过一代代古籍保护工作者的努力，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能够一脉相承、发扬光大。

　　古籍保护应分级管理，突出重点，逐步实施，为此就要制定古籍定级标准。而要制定标准，就必须进行全面的古籍普查，从宏观上把握现存古籍的珍贵程度，从而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古籍定级标准，反过来推进分级管理。

　　古籍保护分为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原生性保护指对古籍进行必要的修复。修复要有轻重缓急，但要能分出轻重缓急，需要进行全面的古籍普查，否则，级次不清，数据不明，修复就会陷入盲目，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还会轻重失当，先后失次，贻误抢修良机。再生性保护指运用缩微、扫描、影印、数字化加工等手段令原本再生，借以减少原本流通，从而使原本得到应有保护。而要正确运用上述手段，也需要进行全面的古籍普查，否则就会抉择失当，重复复制。

　　古籍普查牵涉全国古籍数据库的建设，牵涉馆藏书目、分省书目，以及全国古籍总目的编纂。没有古籍普查作为数据基础，上述书目都将成为泡影。古籍保护牵涉人才培养、书库改善、器材配备、装具制作等诸多方面，这些都需要准确数据才能做出符合实际的资金预算。如果没有全面的古籍普查，上述安排就失去了应有的依据。我们要积极响应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号召，扎实推进古籍普查，夯实古籍保护基础，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贡献我们的力量。

　　近年来，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开展，古籍渐成收藏界热点。我国藏书除历代皇室、官府藏书和一些书院、寺庙等带有“公藏”性质的藏书外，私家藏书也蔚为壮观，为后世保留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对传承文化尤其是珍贵古籍保护起了重要作用。

　　近代以来，像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藏书、郑振铎藏书等，可称是私家藏书的代表。他们的藏书，大多已捐赠或转让给了国家图书馆。可以说，现今保存于公共藏书机构的珍贵古籍，绝大部分都来源于私人藏书家的旧藏，由此可以看出私家藏书对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后，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全面开展。看到一些私人藏家积极参与到古籍普查登记和《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等工作中，我很欣慰。民间藏书家加入古籍普查，对于发现和珍视、保护那些散落民间、不见著录、鲜为人知的珍稀古籍意义重大。

　　希望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继续推动古籍普查工作，尽快摸清家底，为每一部珍贵古籍颁发“身份证”，以利于保藏。同时，也希望民间藏家能加强古籍保护意识，配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做好珍贵古籍的普查工作，使我国的珍贵古籍能世代相传、永久保存，为弘扬中华文明、保护珍贵文化遗产作出贡献。

　　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全国范围的古籍普查一直在持续进行，成效显著。

　　古籍，除了抄录出的钞本以外，全是应用刻本、活字本、木版水印本等印出来的。古籍在图书馆等处受到保护，一般说可保无虞。可是，书版则极易蠹蚀。我因授课需要，曾经存有一块书版，因保管不善，现已蠹蚀成粉末状。各种铜、木、瓷、泥等活字，以及饾饤版，保存更难。近10年来，我曾陆续参观过金陵刻经处、扬州广陵书社、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北京邦普制版公司等，发现后出转精，一处胜一处。特别是邦普的专门库房，对温湿度调节等更加注意。据说，南方如广东等处也有类似储藏点。但是，全国现存各种书版究竟多少，保存现状如何，总的情况未必有数。现在市面上书版交易活跃，有的抬高到十几万元一块。如听任流失，后果堪虞。

　　我建议：一、迅速成立全国性的书版登记编目主管单位，开始普查。二、责成存有书版的部门，切实改善保管条件，实行主管负责的责任制。三、对各地散见的书版，责成地方部门集中保管并由专人立即编目。四、学习古籍普查经验，成立各种学习班，培养训练出新生力量。

　　基于医疗实践和学术传承的需要，中医界历来重视中医古籍的收集、整理和保护工作。早在1958年，当时刚刚建院3年的中医研究院(后改称中医科学院)就与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合作进行了第一次古籍资源调查，共得1958年以前出版的中医图书7661种；第二次中医古籍资源调查始于1978年，共得1949年以前出版的中医图书12124种；第三次中医古籍资源调查自2005年开始至2008年，共收录1949年以前出版的中医图书13455种、版本3.2万余个。

　　回顾过去，令人欣慰的是通过半个世纪的坚持和努力，中医古籍资源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古籍保护和传承利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中医古籍资源丰富，分布面广，收藏分散，中医古籍资源调查仍然任重道远。当前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领导的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已全面展开，这为中医古籍资源调查进一步深入开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借全国古籍普查的东风，收集整合各地区中医古籍书目数据，充实完善已取得的调研成果，把中医古籍发掘保护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这是机遇，也是挑战。

　　新疆各类古代文献充分反映了新疆的历史发展进程，呈现出多民族、多语言的鲜明特征，开展并推进新疆古籍保护工作，有利于增强新疆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有利于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文化部主导的文化援疆工作是新疆古籍保护工作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助推力。新疆的古籍保护工作在科学规范地做好普查、保护、抢救和积极寻求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支持的同时，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法、学习借鉴兄弟省市先进经验，以普查、整理、研究、培训等基础工作为出发点，以评审珍贵名录、重点保护单位为抓手，通过编纂《中华古籍总目·新疆卷》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珍贵古籍名录》等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推动古籍定级、古籍编目、古籍修复、研究开发等工作的开展，发掘新疆存世古籍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使古籍普查、保护工作的成果服务于当代社会，推动古籍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

　　鉴于当前全国各地、各系统的古籍存藏与分布尚无详实数据，难以为科学开展古籍保护提供决策依据，而广大基层古籍存藏单位囿于无法达到技术要求有力使不上，建议从调动基层古籍存藏单位参与积极性的角度出发，适当调整工作策略，把建立古籍普查登记目录设定为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初期目标，从基层参与普查登记的实际可能出发，设计客观描述确保准确无误，刚性规范便于理解操作的登记方法与步骤，以便尽快在全国展开工作，尽早取得阶段性成果，使古籍普查登记能够在一个统一的时间点上，获得全国古籍存藏数量与分布的准确数字，进而及早为古籍保护的各项后续工作安排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为日后的古籍存藏变化提供参照坐标，并且为下一阶段拓展为《中华古籍总目》奠定基础。

　　此外，针对目前基层不容乐观的古籍生存环境与保护条件，建议加大由国家扶持建立地方区域性的古籍保护中心的力度，克服体制上的种种制约，改善古籍保护条件，延缓乃至杜绝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对珍贵古籍带来的不利影响。

　　西藏是古籍文献大区，流传古籍历史久远、卷帙浩繁，且大多数散存于个人和寺庙之中，古籍普查保护工作难度很大，需要进一步加大西藏古籍普查登记和人才培养工作力度，特提出如下建议：

　　人才培养利用建议：首先是联合培养，建议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西藏古籍保护中心主导，在条件较为成熟的大学成立“藏文古籍保护教学培训基地”，同时在西藏图书馆成立“藏文古籍保护实践基地”，联合开展各类型人才培养；其次是利用民间力量，协调相关部门，以古籍保护中心和图书馆的名义，给长期从事藏文古籍搜集、整理和出版的民间团体授予古籍普查保护机构的称号，积极利用民间力量参与藏文古籍的普查保护和人才培养；同时，建立“藏文古籍保护协会”，联合所有热爱藏文古籍保护人员，并对成绩突出的人员由国家和西藏自治区授予“国家级和自治区级古籍保护专家”称号。

　　普查登记工作建议：一、加大普查登记培训工作力度，尽快出台藏文古籍普查相关标准和著录规则以及“藏文古籍普查平台”，对西藏古籍普查业务人员进行系统培训。二、设立藏文古籍普查补助经费，在制定标准时考虑藏文古籍条目的藏汉翻译等因素。

　　基层图书馆(如北京市各区县图书馆)所藏古籍往往随意堆放在一起，我们在普查过程中，就从待处理的“废纸堆”中，拣选出如明万历刻《唐氏画谱》等。所以，对基层图书馆所藏古籍的普查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基层图书馆所藏古籍由于保管条件等原因，很多亟须修补。修补一定要在地区保护中心的统筹安排下进行，切忌各行其是。北京已经有过这样的先例：将馆藏千种古籍全部修补，更换函套，重装护封，一律整旧如新，如此修补，不如不修不补。因此，建议制定一个有关基层图书馆馆藏古籍修补的政策性规定，使这项工作得以科学进行。

　　每见一些极为珍贵的善本古籍辗转各大拍场，今年买进，明年卖出，被视若牟利商品，古籍损毁尤甚，都有切肤之痛。建议成立一个诸如“民间古籍征集委员会”性质的机构，统一论证、征购，集中保管，方可使这些流散民间的珍稀善本常保不虞。

　　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古籍被逐步纳入国家文物范畴，这要求我们更好地对古籍加以保护。然而，古籍中所包含的丰富的传统文化和精深学问，在今天又为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和研究所需要。如何处理好“藏”与“用”的关系，成为图书馆古籍工作人员面临的挑战。

　　给读者提供便捷有效的服务是图书馆的职责所在，对馆藏古籍采取保护与使用并重的态度是图书馆社会职能的要求，要想方设法使馆藏为读者所用。“善本再造”是其一，馆藏数字化是其二。这样可以使馆藏稀见善本典籍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得以一次性分离，之后原本典籍即作为文物永久珍藏和适当展示，古籍的影印复制本作为普通馆藏文献开架供读者阅读，数字化版本则可以通过网络得到更广泛的利用，这样不但可以解决馆藏善本典籍保护和使用的矛盾，而且为馆藏古籍文献内容的资源共享创造了条件。

　　自2007年古籍普查保护工作启动以来，人才匮乏始终是影响和制约工程大力推进的最大瓶颈。尽快建立一支宏大的古籍保护人才队伍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认为还是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个着眼长远，通过高校专业学历教育来解决；一个侧重目前，通过在岗培训来实现。二者并驾齐驱，不可偏废。同时要特别注意在高校学生与古籍收藏单位之间搭建畅通的渠道，让古籍收藏单位成为学生们经常性的实习场所和基地；让收藏单位的工作人员也有机会到高校做短期深造，提升理论素养。目前，最重要的是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从政府层面来讲，要高度重视、加大投入。首先，在更多的高校建立起更多的古籍保护专业学科，而不总是依附在别的学科的羽翼下。其次，增加古籍收藏单位的古籍保护专业人员编制，切实让高校毕业生能进得来，用得上。第三，加大对古籍收藏单位尤其是基层公共图书馆的古籍保护投入，确保各单位有一支相对稳定的专业保护队伍。这是古籍保护事业欣欣向荣的关键。

　　古籍普查就是要摸清家底，家底不清，就谈不上全面保护与利用。摸清家底有两层含义：一是查未编书，即做好未经编目之书的整理入藏登记。由于历史原因，不少图书馆至今尚有数量不等的未编古籍，国有资产面临损害流失的危险。二是查已编书，即进行重新校核，完善鉴定著录，准确揭示原书面貌。

　　有的图书馆担心缺乏内行把关指导，其实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普查登记数据平台能帮助解决问题，大家应充分认识、利用与发挥其主导古籍普查登记、培养人才的积极作用。建议该数据平台整体向各地开放，使各地不仅能看到自己的数据，还能看到别家的数据，尤其是别家的书影。各家资料及专家的审核意见若皆能参考借鉴，甚至利用平台进行工作与学术交流，编目人员之水准一定会不断提升，编制数据之质量将有所保证，工作进度则会加快。

　　仅就国内各级各类型图书馆的古籍收藏而言，收罗完备、著录准确、体例精整的馆藏书目或联合书目，成果仍嫌不足。“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以古籍普查为基础，古籍书目建设又以古籍普查为契机。岁月不居，机会当前，多年积欠，正待弥补。

　　收罗完备即古籍书目不仅应反映各馆善本及特藏，还应反映善本、专科书目以外的古籍收藏，现存民国以前抄写刻印的各类文献，均应进入古籍普查及编目的视野。利用数据库平台联合编目，附录书影，应提供大规模采集、甄别古籍收藏信息的保障。

　　著录准确即古籍编目应遵循统一的著录标准。古籍著录规则乃古今文献学者长期实践积累而成。规则的遵循实施，既是编纂古籍书目的必需步骤，也是评估编目质量的必备指标。

　　体例精整即规范著录的古籍信息须周密设计，严格编次。古籍书目有其自身的规则，利用普查成果，汇聚书目数据，古籍编目及版本考订之学，均可由此引发长足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