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冀平：我们共有一个“孔子”

　　7月16日，景色秀美的济南大明湖畔，书香四溢的“奎虚书藏”，迎来了一群来自港澳的客人。

　　站在湖边的香港“团剧团”话剧团董事局主席何冀平，有一丝特别的激动，“我曾经根据《老残游记》改编过一出话剧《还魂香》，那时就凭着想象来写‘大明湖听书’的场景，这次是真正看到了‘实物’。”

　　定居香港25年的何冀平，说话轻声细语。乍一听有些像港剧里的口音，偶尔又露出一点京腔的韵味，这才让人记起她在香港写出过《新龙门客栈》、《新白娘子传奇》等影视作品，在内地写出过《天下第一楼》等戏剧作品。而她的作品，比她本人的名气更大。

　　北京长大，现定居香港，两地文化差异对何冀平的影响颇深，她说:“虽然在社会、经历、环境、观念方面千差万别，但是我们共有一个‘孔子’，只有一个为人之道。”

　　谈艺术修养——

　　孔子故里感悟“君子”

　　几天时间里，何冀平跟随“艺海流金——感悟齐风鲁韵”内地与港澳文化联谊活动团，从大明湖到泰山，从岱庙到孔庙，从孔府到蒲松龄故居，一路走来，她对齐鲁文化充满了敬意。

　　何冀平说:“有这么多的古圣今贤出自这儿，有我最喜欢的小说家蒲松龄，有我最喜欢的词人李清照，还有我最喜欢的‘官员’苏东坡，太了不起了。”

　　登泰山而小天下。而第一次登上泰山玉皇顶，何冀平想到了一副对联，想起了一个故事。一个老师带着一群孩子去登山，在登到绝顶的时候，老师以海为题出了一个上联:海到无边天作岸。没过多久，一个小孩就对上了下联:山登绝顶我为峰。这个少年就是林则徐。

　　何冀平说，这个下联有很多解释，有的人说我攀登到了群山的最顶层，“一览众山小”，把所有的山峰踩在脚下，但我最喜欢的一个解释不是把众山踩在脚下，而是我成为众峰之一，这样的解释才说明一个“君子”的胸怀。“君子是孔子提出做人的标准，君子之道是中国人的人格模式。”

　　何冀平说，君子是《论语》里边出现最多的，那么君子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要有高贵的人格，高贵的人格就要靠个人的修养。“一路走来，在孔子故里，让我更加认识个人修养的重要。”

　　17岁在延安插队时，何冀平便开始了业余戏剧创作，“演给老乡看，也娱乐自己。”有一次，她写的小话剧在打麦场上演出，汽灯突然坏了，四下漆黑。为了看戏，老乡们把自己平时舍不得用的马灯全拿了来，在台口挂满了一排，这一情景使她非常感动。多年来，她的剧作在美国、欧洲、东南亚的堂皇舞台上演出，但她的心中永远亮着那串马灯。

　　回到北京，何冀平一边当工人，一边继续写剧本。“那时候我是业余作家，北京人艺到工厂来排戏，他们看了我写的戏就觉得奇怪:一个小女孩还会写话剧？”于是，他们就想找何冀平去人艺当编剧，但她就想上大学。当中戏4年戏剧文学专业毕业时，北京人艺再次指名把她招进了剧院。

　　到了北京人艺，何冀平写的第一个戏就是以香港为题材的《好运大厦》。“那时候，我父亲在香港，有机会去香港探亲，对香港生活很新奇，于是就写了一部香港的戏，着重写一家人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从内地来的男孩子跟周围发生‘碰撞’的故事。”

　　就是这样一台戏，买票的观众排着长队，把售票亭子都挤塌了。何冀平说:“买票的人就想看香港到底什么样，那时候导演、演员没去过，就全靠我来讲述香港的场景、环境。”

　　正是由于父亲在香港，何冀平后来写出了北京人艺经典剧目之一——《天下第一楼》。“我父亲介绍一些朋友来内地旅行，他们就来找我。但我也不知道该带他们去看什么玩什么，就知道两样:一个是爬长城一个是吃烤鸭。但在吃烤鸭的时候，那些香港来的人就很想问一问:烤鸭是怎么做出来的，但当时那些服务员一句也说不上来，所以我就开始慢慢去了解。”

　　何冀平早就有写饮食文化的想法，因此开始着手创作，走遍北京东西南北城去访问，在北京南城荒僻的小胡同里找到了正宗挂炉烤鸭的第三代传人田文宽。这位已经70岁的山东籍老人，把何冀平带进了全聚德烤鸭店，她便开始在后厨体验生活。

　　为了《天下第一楼》，何冀平几易其稿，但对几个结尾都不满意。偶然间，她发现了一副对联，“好一座危楼，谁是主人谁是客？只三间老屋，半宜明月半宜风。”于是，何冀平便用这副对联作为整出戏的结尾，并添了一个横批:“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时任北京人艺院长的著名编剧曹禺，看到剧本以这副充满人生况味的对联结尾，也忍不住连声称妙，称这部戏为一部“硬梆梆”的好戏。

　　何冀平表示，“我的老师著名戏剧理论家谭霈生跟我说，搞创作的人首先拼的是生活，其次拼的是技巧，到最后拼的是人格和修养。面对这个浮华的社会，培养自己的人格、修养是非常重要的。”

　　谈文化差异——

　　难得的创作“新体验”

　　何冀平说，“我有幸在年轻的时候接触了一些文学艺术界的君子，他们有金子般的品格，有严谨的治学精神，让我获益匪浅。读书要读仰望的书，交友要交仰视的人。这也是我的感悟。”　　由于《天下第一楼》的大获成功，何冀平在国内话剧圈已经很有名气。她去香港时，有媒体曾对她的离开发问:“一个离开了自己乡土文化的剧作家，还能做些什么？”

　　来到香港，何冀平也确实感受到了与内地文化的差异，“连语言都不同”。“由于我工作需要，我和导演谈剧本都得用粤语，那时的香港不像现在这么多人会讲普通话，那时候全都要讲粤语。”最初的时候，何冀平一口气写出8个剧本大纲，都没有被采用，只因她在香港“不出名”。

　　一直到1991年，话剧《天下第一楼》到香港演出。著名导演徐克看完后，连夜找到何冀平，徐克说:“我有一个题材你愿意写剧本吗？”说着递过一张纸，上面是他对电影《新龙门客栈》的简单构思。何冀平并没有看过什么武侠的书，但还是接受了当时坐香港电影第一把交椅的徐克的邀请。

　　“我的家庭有粤语环境，那时候生活用语能听懂一些，但是徐克说粤语时讲得特别快，我就用随身带的小录音机，把谈话内容都录了下来，回家之后，让老公给我翻译。”就这样，何冀平开始了跟徐克的合作，一个月就写出了《新龙门客栈》的剧本。

　　电影公映后，开始有人来找何冀平约稿。“在内地的环境中，我两三年写一部话剧都没人管，但在香港绝对是没饭吃的。”何冀平说，到后来写《新白娘子传奇》时，自己一天写一集，而且导演在前方开拍了，自己就写一张传一张，通过传真机传到现场，就是这样融入了香港商业社会的速度。

　　“青山一道共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是王昌龄的一首送别诗。但是何冀平看到后，别有一番感触，写出了话剧《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与我个人的经历有关系。”

　　何冀平说，“这句诗可以是问号，可以是感叹号，也可以是删节号。问号是一种不平。我来香港的情况跟别人有点不同，大部分来港的人是觉得自己在内地生活不很理想，向往一个崭新的地方，但我不是。来香港之前，从文学界艺术界的影响到家庭环境、社会地位，都很好。反而到了香港，一下子跌到了低谷，完全不同了，可以说是云泥之别，你可以想象到我心理上的冲击之大。”

　　2001年，何冀平为香港话剧团创作出了《明月何曾是两乡》，借传统的中国龙须面店和新兴的意大利薄饼店之间的商业斗争，展现东西方不同饮食文化及个人和社会变化的冲突。

　　“初到香港，自己操持一个小家庭，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处处感受到香港人对自己不一样的眼光。我把自己融入香港这个社会，香港也接纳了我，圈子里的人现在知道我了，社会上也算出了名，比初到时好了很多很多了。所以，那句‘明月何曾是两乡’，到了我心里就成了感叹号。”何冀平说。

　　2003年，香港经历“非典”侵袭，何冀平便将话剧《明月何曾是两乡》改编了成音乐剧《酸酸甜甜香港地》，分别于香港、上海及杭州巡回演出。

　　“这个戏里面，有香港回归祖国后香港居民的心态。”何冀平说，“无论是SARS还是金融风暴，香港人的情绪‘跌到低谷’，但香港人的拼搏、坚持的信心，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都存在。这就是香港人的一种不死的精神。”

　　对于定居香港25年的生活，何冀平说:“除了眼界的开拓，还有观念的转变，这对我的创作是一个难得的新体验。”

　　谈话剧作品——

　　“我有中国文化的根基”

　　今年7月13日，话剧《天下第一楼》在北京迎来了第500场演出，这也是改革开放后北京人艺演出场次最多的一部戏。何冀平在北京一待就是近20天，“它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但是，何冀平在香港最出名的戏是《德龄与慈禧》。早在创作《天下第一楼》之前，何冀平就想把德龄和慈禧的故事搬上舞台。德龄是晚清宫廷走出来的一位美籍华人女作家，是清末外交史臣裕庚的三女儿。当时，绝大多数中国女人裹着小脚目不识丁，但德龄跟随父亲出使国外，学会了英文、法文等八国语言，还学会了芭蕾舞。

　　1903年，德龄和妹妹进宫成为慈禧的御前侍女。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姐妹俩在晚清皇宫里，与古旧的体制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然而，德龄同时得到了慈禧和光绪的宠爱。2年后，随着德龄的宫廷婚姻失败和父亲去世，姐妹俩出宫。德龄远走美国，并在日后根据这2年的皇宫经历，相继出版了7部英文作品，风靡海外，被称为宫廷“鸳鸯蝴蝶派”作家。

　　直到香港回归前夕，何冀平终于开始了《德龄和慈禧》的创作，“我把剧本定位在两个女人的故事，一个是皇太后，一个是年轻女子。她们俩的对比反差非常强烈，一主一卑、一老一少、一古一今、一中一西，加上她们的心态对比，传统和现代的对比，这样就有戏了。”

　　何冀平说:“我写这部戏的时候，已经在香港生活8年了，这8年和我没去香港的时候感受是有很大不同的。身处在这么一个中西文化既有共融也有冲突的环境中，香港人基本上都是中西文化的组合体，所以我在写《德龄与慈禧》的时候，设身处地感受着香港人的生活，所以这部戏能受到香港人的喜欢。”

　　2008年，作为北京奥运会系列文化活动之一，话剧《德龄与慈禧》登上国家大剧院并大获成功。两年后，何冀平牵手国家京剧院，将话剧《德龄与慈禧》重新改编成京剧《曙色紫禁城》，这对何冀平又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在这出京剧中，何冀平改变了原作的许多情节和细节，但仍然坚守了自己的创作风格，眼光盯着剧场，也盯着观众，设法在艺术与市场中取得平衡。

　　“这可能是因为我本身就有中国文化的根基吧。”何冀平说，“我是从祖国内地长大的，有传统文化的根基和积淀，再加上香港商业社会运作的因素，我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写出的作品既不同于内地的作品也不同于香港的作品。”

　　何冀平说，“香港的作品制作精良、技巧纯熟，但在展现人生真理方面略有欠缺。但我的剧有中国文化的基因，这也就形成了我的风格。有香港人疑问:一个内地人写出来的东西，怎么会受香港人欢迎呢？最后，有香港观众说，‘我要带全家人去看的戏只有何冀平的戏’。”

　　如今，何冀平的《德龄与慈禧》、《天下第一楼》等作品，被收入香港中学教材。“除了喜欢看外，香港人觉得这两部戏有一定的文学色彩，可以作为孩子们学习戏剧的参考，老师可以作为例子来讲，于是作为教材了。”

　　有看过《德龄与慈禧》的评论家认为:“是香港和北京的文化成就了她。”

　　谈齐鲁文化——

　　孔子有“忠恕”之道

　　在香港定居25年，何冀平见证了香港与内地的发展与交流。

　　“刚到香港时，我讲普通话，别人都以为我是台湾人。”何冀平说，“那个时候在香港，讲普通话的人是很特别的，而现在是很普遍的。那个时候，香港演艺界有一种说法，不会讲英文就不能拍电影。而现在，变成了不会讲普通话就不能拍电影。”

　　但是，内地与香港“不和谐”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你对内地游客与香港市民公共场所行为方式问题产生的风波怎么看？”　　最近一段时间，何冀平被频频问及这个问题。

　　她说:“看到这个现象，我其实心里很难过。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不理解而导致了碰撞和冲突。在争执的时候，大家会说你随地吐痰不礼貌，但对方会说我们是来做客的，你们没有文化，都会用文化来互相指责。不同的社会环境会产生不同的文化。”

　　何冀平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她在香港路边见到许多人，排着一条长队在等公共汽车。车来的时候，队伍里突然有四五个人往后跑，然后这个队伍就乱掉了，这几个人就是我们内地同胞，然后香港人就不高兴了，“大家都排得好好地，这不是捣乱么？”

　　这让何冀平的心里很难过，“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在内地的时候，公共汽车总是停前或停后。但是，香港公共汽车绝对停到那个最标准的站位上，一点都不可以退后也不可以靠前，这是这么多年的规矩形成的。”

　　何冀平说，香港与内地有很多差距，有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经历，这种不同的对生活的理解和经历造成了很多不同的东西，也造成了很多的误会。这些东西不能靠硬性的规定或制止来改变，“我们现在在孔子故里，孔子说了两个字‘忠恕’，最主要的还是‘恕’字，就是真诚的理解和沟通，这才能慢慢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硬性地规定你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毕竟内地与香港在许多方面的差别确实很大。”

　　何冀平说:“现在，虽然由于社会、经历、环境、观念的千差万别，导致两地发生了很多的冲突，但是我们共有一个‘孔子’，只有一个行事准则，只有一个为人之道，一些生活小事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走过齐鲁大地，何冀平不由感叹，“自古山东出豪杰，这么多古圣今贤都出自这里，山东人的热情、诚恳、坦率、正直，一直在中国人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这次山东之行，我亲身感受，确实名不虚传。”

　　在山东期间，何冀平欣赏了吕剧、柳子戏演出以及杂技剧《聊斋遗梦》，“悠久丰厚的齐鲁文化，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何冀平建议说，山东应该利用好自己丰厚的文化积淀这个优势，把山东地域特色加进去。

　　“你可以用话剧、用吕剧，也可以用柳子戏，来写李清照、蒲松龄、苏东坡啊，利用这些名人来宣传齐鲁文化，这是一种捷径。”

　　现在，何冀平的作品在香港被认可，在内地更受欢迎。

　　“我是用真情去写的。我希望有机会能跟山东合作一部山东题材的作品，也祝愿山东像孔子诞生一样才人辈出，像黄河入海一样奔腾前进，像泰山崛起一样牢固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