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阿祖帕迪（左）与马耳他国家图书馆的三本中国古书典藏
编者按：
马丁·阿祖帕迪（Martin Azzopardi）是马耳他圣玛格丽特学校“中国角”的创始人和科学老师，热衷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学习，与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长期常态合作举办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今年9月，他在马耳他国家图书馆查找资料时，发现了3本有关中国的古书，激发了他的浓厚研究兴趣并迅疾撰文分享。《马耳他时报》、新华社都对马丁的发现予以报道。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现编发其文章及中文译文，以飨读者和识者。中文译文力求准确，以“信”为先，“达”“雅”继之，倒数第二段有关钱德明《盛京赋》的译文的影响，编者为之补充了一些中文资料。
2020年9月2日的星期三，我在马耳他国家图书馆研究有关中国的文本资料和书籍，突然发现馆藏3本最古老的图书是18世纪关于中国的古书。马耳他国家图书馆也是马耳他的参考图书馆，坐落于首都瓦莱塔的共和广场。该馆由圣约翰骑士团大首领伊曼纽尔·德·罗汉·波尔杜克（Emmanuel de Rohan-Polduc）创建于1776年，当时藏书主要是骑士路易·古林·德·坦辛（Louis Guérin de Tencin）的收藏，自1925年以来一直是国家的法定缴存图书馆（版本图书馆），它与马耳他大学藏书一起构成马耳他本岛最大的知识宝库（Melitensia）。马耳他国家图书馆还收藏了圣约翰骑士团、姆迪纳大学和瓦莱塔大学的相关档案。该馆所在是一座18世纪晚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靠近大首领宫殿，由波兰和意大利裔建筑师斯特凡诺·伊塔尔（Stefano Ittar）和他的儿子塞巴斯蒂亚诺·伊塔尔（Sebastiano Ittar）共同设计。
应该说，我在马耳他国家图书馆发现的这3本关于中国的古书并非世所罕见，但在我们的国家藏书中仍然享有很高的声誉。
最老一本书可以追溯到1723年，从封面可以看到：书名《鞑靼征服中国史》，“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物，涉及到这两个国家的宗教、风俗习惯。用西班牙语写作，并由西耶·科尔（Sieur Colle）翻译成法语。” 作者帕莱福（Chez Jean Frederic Bernar），在阿姆斯特丹出版。
帕莱福（1600-1659）是西班牙道明会教士，也是一个历史学家、作家和政治家，曾任墨西哥普埃布拉主教、新西班牙总督。他没有到过中国，完全根据搜集资料撰写了《鞑靼征服中国史》。该书讲述1644年崇祯之死，清兵入关，到1647年，即清顺治四年清兵攻占南方最后三省广东、福建、广西这段时间的历史，涉及中国的风俗、礼仪、宗教和服饰的相关记录。其中一章论述了日本与中国的关系。
该书以西班牙语写成，1670年首次在巴黎出版，同年出现了法文译本。英文版于1676年出现在伦敦。帕莱福的作品基于传闻，不如1654年在安特卫普出版的《鞑靼战纪》（De Bello tartartarico Historia）那么的广为人知。《鞑靼战纪》由会说中文的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撰写。
帕莱福还以向罗马教廷正式投诉耶稣会士而出名，但是，教皇英诺森特十世拒绝了他的投诉，只是在1648年5月14日发布了一份简短指令，要求耶稣会士尊重主教的管辖权。
1655年5月20日，帕莱福和耶稣会士签署了一项协议，但双方分歧任然存在。同年，耶稣会士成功让帕莱福调回西班牙旧卡斯蒂利亚的奥斯马小岛。
帕莱福在某些亚洲使团中具有影响力，行使主教管辖权，指导使团工作。他的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反耶稣会著作涉及中国礼仪之争。根据哥斯达黎加学者里卡多·马丁内斯·埃斯奎维尔（Ricardo Martínez Esquivel）的说法，是否容许皈依基督教的中国教徒敬奉祖先的行为，这是他与耶稣会士的“个人冲突”的主要原因。
第二本古书可以追溯到1760年，书名《匈人、土耳其人起源的历史记忆》，德金（Joseph de Guignes）著，巴黎出版。
今天，这本书作为法国文学遗产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当时的思想观点，一些观点在今天是很难被接受的。但是，对于研究法国当时的思想以及历史背景，具有一定的科学和历史参考意义。
德金（1721-1800）是法国东方学家、汉学家和突厥学家，出生于巴黎的庞托瓦兹。他接替埃蒂安·福蒙特（Étienne Fourmont）在法国皇家图书馆担任汉文文秘翻译。1754年，他成为法国铭文学院的一名助理研究员。1757年，获法兰西学院的叙利亚语教席。
德金认为，即攻击罗马帝国的匈人就是中国史书中提到的匈奴人。这一观点因其同时代的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所著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采信而得到广泛传播。与此同时，这一观点也受到了包括穆肯·赫尔芬（Maenchen-Helfen）、海宁（Henning）、贝利（ Bailey）和瓦西埃（Vaissière）等在内的一众亚洲历史学者的激烈辩论。
匈奴人是由游牧民族组成的部落联盟，根据古代中国的资料，他们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世纪末居住在欧亚东部草原上。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公元前209年匈奴部落最高领导人冒顿单于建立了匈奴帝国。匈奴核心民族的身份认同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因为只有少数几个相关词，主要是头衔和人名保存在中文文献中。
德金注意到，中国古代学者曾用类似“Hun”的名字来称呼与匈奴有联系的部落成员，尽管汉字不同。现代法国历史学家埃蒂安·德拉瓦西埃（e tienne de la Vaissière）指出，在所谓的“粟特古代字母”中，Xiongnu（匈奴） 和Huns（匈人） 都被称为ywn或xwn，表明两者是同义词。匈奴是匈人先祖的说法虽然被许多学者接受，但尚未形成共识。
在国家图书馆中发现的第三本古书《盛京赋》可追溯到1770年，其书名页内容为，“赞扬奉天城及其周边地区；由中国皇帝乾隆创作的诗歌目前仍在流行。伴随着地理笔记，东方艺术的历史和中国古代习俗；由中国和塔塔尔族语编辑而成。” 钱德明（P. Amiot）将其翻译成法语，并在巴黎出版。
1743年8月26日，32岁的乾隆皇帝在登基后的第8个年头离开北京并赴盛京（沈阳）拜祭祖陵。这次巡访历时107天，给乾隆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满怀着感动的心情，用中国古代文体“赋”来纪念这次出行。
《盛京赋》以中文和满语出版。1743年的第一版，包含了以著名政治家奥尔泰（Ortai）为首的一批学者的详细注释，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许多典故提供了参考。全赋由7节98首诗，中文和满语的排序方式完全一致。赋前长序，极尽赞美，歌颂盛京物产之丰富、人文景观之鼎盛。
钱德明译文的准确性在当时及传播过程中褒贬不一，然而其译介此赋的文化意义，却因反响巨大而卓绝非凡。崇拜中国文化的法国作家伏尔泰以此为主题发表《致中国皇帝书》高歌“请接受我的敬意，可爱的中国之王”，狄德罗评述《盛京赋》“包含着一种父爱的精神，令人感动和着迷”。可以说，《盛京赋》在欧洲掀起的“中国风”，已逸出“赋域”，具有了更为广远的文化内涵。
这三本关于中国的古书是马耳他国家图书馆以及国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这些书的作者（译者）可以被称为“英雄”，他们为西方和东方之间建立的理解桥梁做出了贡献。不幸的是，这些书的现状不是很好，需要修复。我希望它们能很快得到修复，作为我们国家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受到持续妥善保护，以供子孙后代赏阅。
（马耳他时报报道）
（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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