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化进程将世界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迈进，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正在积极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西方战略学家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大国，将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中最为确定的发展趋势之一”。这个看法，应该说是有远见的。大国崛起，要有经济准备、政治准备、军事准备，也要有文化准备。我想着重就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谈一些认识和思考。
一、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文化落后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多次讲过，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他后来还有个形象的说法，叫一穷二白，穷指的是经济，白指的是文化。而且他还讲过，落后就要挨打。经济落后问题，引起了全党全民族的高度重视，经过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艰苦奋斗，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连续30年平均保持9%以上的增长速度，GDP总量2008年达到4.333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三，2010年将可能超过日本而位居世界第二。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仅0.85%，而到200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额已达2.56万亿美元，也是位列世界第三，据预测，2009年可能超过德国而位居世界第二。我国的外汇储备，1978年只有1.67亿美元，而到2009年6月已达到2.13万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虽然我国的人均水平仍然很低，但可以说我国经济落后的状况已经或正在得到根本改变，我国的硬实力明显增强。但能不能因此说，我国文化落后的状况，也得到了根本改变呢?我认为，至少目前还不能这样说。我个人的认识是，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但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还需要大大加强。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角度来分析，讲我国文化落后的状况发生重大改变，是因为我国有两个根本优势：
一个优势是思想理论优势。讲国家文化软实力，不能不讲思想理论。理论是文化的核心。中国共产党诞生本身，就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孕育了中国共产党。而且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举起了马克思主义这面先进文化的旗帜，实现了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我们党有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些我们党自身的科学理论形态，是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强大思想武器，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个优势来之不易，务必十分珍惜，而且要不断深化、强化。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任务，要很好研究。
另一个优势是政治制度优势。文化结构，包括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次，其中物质是基础，精神是核心，制度是关键。我们党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是最有竞争力的政治制度，也是最有竞争力的文化制度。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西方政治制度的缺陷，也突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事实说明，一种制度的优劣，不仅要看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在的表现，而且要看其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自我革新的能力。只要我们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根据新的实践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将始终具有强大生机和活力。这两大优势，保证我国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同时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讲我国文化落后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是因为在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面前，我国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三个历史性课题，或者叫做三个历史性挑战：
一是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中国文化曾长期陶醉于以自己的辉煌成就铸造的思想牢笼中，陶醉于狭隘的视野所营造的封闭世界里。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下，在经历了与西方文化反复的比较和冲撞后，人们发现在器物和制度的背后是传统文化阻碍着国家的进步，于是传统文化成为批判的矛头所向。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冲刷和洗礼，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发生某种动摇，核心的价值体系、符号系统正在或者已经处于边缘化状态。从国家意识形态到国民教育体系、从精英阶层的主流话语到市井语言，都显示出某种传统的缺失，道德颠覆、信仰缺失、精神空虚、理想淡化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主流文化价值系统受到了挑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强国文化扩张势头强劲。他们依靠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的强大优势，处处强加于人，企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随着西方文化产品的多渠道大量输出，西方社会的政治理念、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或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到世界各地，“西方文化中心论”甚嚣尘上。一些人特别是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不断受到侵蚀，本土文化、民族传统受到极大影响，许多民族语言、艺术品种濒临灭绝，极大地削弱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这里有一个怎样看待我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我们既不要盲目自满，更没有理由盲目自卑。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如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大家都知道上个世纪40年代黄炎培到延安考察，提出了著名的“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黄炎培问题”。其实还有非常有名的“梁启超问题”和“李约瑟问题”。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写道：“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李约瑟在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皇皇巨著时，曾经感叹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在历史上创造了那么多世界第一;而令他更为感叹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三个问题虽然处在不同领域，但都可以归结为文化问题，说明我们的文化是有缺陷的。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重要阶段，我们必须有清醒的文化自觉。既要认真挖掘中华文化的精髓，以便把我们的优秀文化贡献给人类社会，又要认真反省我们文化的缺陷，以便更好地吸收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精华，并且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给中国文化以现代的诠释和解读，使之产生新的生机和活力。
二是民族素质和民族自信心问题。新中国成立60年，改革开放30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我国民族素质显著提高。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广度、深度和前进的速度前所未有，就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我们的素质准备是不够的，存在某种滞后甚至严重滞后。而从历史的和世界的视野来观察，一个大国的崛起，良好国民素质的养成和提高是最重要的内在因素之一。这里举德国和日本两个例子。
德意志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产生过许多举世闻名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大音乐家，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爱因斯坦、巴赫、歌德、海涅等等。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影响了广大的德国民众，成为德国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讲理性，守纪律;二是文化素质普遍较高;三是崇尚自强不息精神。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永无止境的追求精神，德意志民族才始终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才可以在二战失败的废墟上，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国家迅速恢复元气，重新成为欧洲乃至世界舞台上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再看日本，过去我们只知道日本企业家长于精细化管理，而这种精细化的思想，其实早已根植于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日本人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驱使着他们拼命地工作，而且在工作中互相督促、精益求精。在任何单位，如果有人做事不努力或者把事做砸了，就会有好多“好管闲事”的人上来指责。如果工作的事情没有做完，日本人是不可能下班的，这是他们的一种习惯。尽管压力巨大，但日本人的生活从容而有秩序。
同民族素质问题相联系的，是民族自信心问题。民族自信心也是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西方人面前，我们的知识精英和群众常常表现出一种内在的卑怯和不自信。有人甚至认为，一翻开中国古书，会觉得有一股陈腐之气扑面而来。而读西方古书却被认为是对西方思想源头的探险。这种文化虚无主义情结，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走向现代化道路中割裂和抛弃自身传统最为严重的国家，受“西优中劣”价值取向的长期影响，造成一些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也在慢慢地毁掉新一代的民族自信力。
三是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问题。一般认为，美国文化席卷全球有“三片”：好莱坞大片;薯片——美国快餐文化;芯片和微软操作系统。从整个西方文化来说，几乎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标志性的主导性话语，古希腊时期有“民主”，罗马时期有“法律”，文艺复兴时期有所谓“人”和“人性”，现代则有所谓“理性”和“个人意志”，等等。而与此相比较，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还不强。当我们在竭尽全力整理我们的传统文化资源时，西方人对我们的文化却充满误读。在文化产业方面，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报告》对15个国家文化产业竞争力的综合评价分析：美国的文化产业竞争力指数为0.87，位居15个受测评国之首，中国的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数为0.22，低于0.5这一国际竞争力指数的平均值，明显处于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弱势地位。在文化上总体存在的西强我弱的态势，短时期内还难以改变。
二、大国崛起的文化条件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是从公元1500年前后开始的，因为在这以前，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只有局部的接触和交往，没有人知道完整的世界是什么样的。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不同国家开展相互对话和竞争的历史大幕，从此才有了世界性强国的概念。
葡萄牙和西班牙位于欧洲西南端的伊比利亚半岛上。这两个国家依靠发达的海洋文化建立起近代最早的殖民强国。荷兰则依靠领先世界的商业文化而称雄世界。英国是一个岛国，地处欧洲的边缘。但英国在18世纪就开始了工业革命，是全世界第一个步入现代化的国家。英国的崛起，靠的是高度发达的工业文化。美国的情况大家都比较熟悉，美国两百年的历史，基本上走在世界前列。我个人认为，美国靠的是创新文化。
从这些大国崛起的历程和轨迹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谁创造了领先世界的先进文化，谁就能走在世界的前列，谁就可能成为世界性强国。深刻的文化变革和文化进步是近代以来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重心转移的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曾对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做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中世纪时，人们无论观察世界还是认识自己，都被一层宗教信仰、无根据的幻想和成见的纱幕遮住了，意大利人首先撕去纱幕，认识世界和自己，从而焕发出无穷的力量去促使他们创造奇迹。但丁这样的诗人在经院哲学笼罩下的欧洲决不可能出现。在15、16世纪，有许多人把个性发展到最高的限度，加上坚强的性格，和当时现实生活的需要，遂成为许多方面有成就的天才人物。粉碎了中世纪的枷锁之后，意大利人不但发现了世界，还发现了自己。文艺复兴更重要的成就是对人性的发现。一个关于世界和关于人的知识的最宝贵的果实是在意大利成熟的。
大国崛起的文化条件，以下四个方面，尤其值得重视：
(一)强化国家意识、坚守文化传统是大国崛起的必要前提。国家意识是对民族存在的一种自觉，它最大的意义就是增进民族认同，提高人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国家意识还是强化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助于唤起人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愿望。坚定的国家意识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动力和源泉。同国家意识不可分割的，是文化传统。任何国家和民族，失去自己的文化传统，就失去了发展和成长的根基。坚守本国本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是增强国家意识的内在要求，也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基本国策。如果给新兴大国画一个崛起坐标，有两个特点是鲜明的，就是老祖宗没有丢，又有新创造。
(二)增强文化感召力是提高国家战略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文化作为一种以思想意识、精神为特征的无形的集体认同力和感召力，能够对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施加影响和控制。随着整个人类的进步和觉醒，相对于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或科技实力等有形力量，以价值观念、精神追求为核心的无形的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战略作用日益增强。文化感召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胜负。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等殖民主义国家在进行殖民统治的同时，十分重视传播欧洲文化。欧洲文化对美洲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美国在强大以后，始终不渝地遵循一个战略目标，就是不断向世界输出美国人的价值观。强大的苏联之所以解体，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出现了社会思潮和大众传媒的西化、分化，导致思想信仰危机和精神支柱崩塌。
(三)培养开放的民族心态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民族文化在多样化的世界文化中不能像古董一样封闭在玻璃瓶中供人观赏。对一个国家来说，只有勇于学习外来先进文化，才能提高自身文化素质，振兴和发展民族文化。近代先后崛起的大国无一例外地都是以开放的心态在借鉴和吸收中发展自己。当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园地时，欧洲各国的学者纷纷来到意大利，接受它的先进文化;当英国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时，法国的一批思想家也到英国考察学习，成为“英国狂”;日本为了振兴强国，派出政府考察团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技术，大力输入西洋文明特别是西洋科技文明;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也深受海外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来自英国的政治革命和启蒙思想的清新空气;德国人用一种典型普鲁士式的“彻底精神”和“系统利用”的态度，来学习和利用外国的技术发明、投资、商业和工业组织范例，从而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美利坚民族也不断从欧洲先进思想中汲取营养;俄国的彼得一世甚至以沙皇之尊而匿名到欧洲学习考察。
(四)坚持思想引领和制度创新是促成大国崛起的深层原因。思想理论的创新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在一国崛起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说过，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有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和经济的改变。其中，最关键的是“人心的改变”。西欧国家的兴起，几乎无不是以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7至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为先导的。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吹响思想解放的号角，作为18世纪以来经济革命源泉的制度和技术创新不可能发生。英国深厚的文化思想底蕴和独树一帜的科技思想为英国取得长久稳定的世界霸权提供了重要基础。德国是富有理论思维传统的国家，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等杰出哲学家的思想，成为德国大国之路的重要思想源泉。
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在大国崛起过程中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影响更为深远，竞争更为激烈。美国之所以比其他大国领先世界更长时间，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更为完备和成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制度竞争将是长期的。
三、从战略上思考和谋划加强文化建设
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确立一个战略目标，这就是经过较长时期的奋斗，根本改变我国文化的落后状况，努力建设适应时代要求、符合中华文化优良传统、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需求、体现大国风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使中国文化走在世界的前列。为此，必须从战略上思考和谋划加强文化建设。
第一，充分认识文化的战略地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而且归根到底，要靠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文化是国家的根脉，文化兴则国兴，文化强则国强。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谁不认识文化的价值，谁不重视文化建设，谁就将犯历史性错误。要确立硬实力和软实力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深刻理解十七大报告的精神实质，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上，多动一些脑筋，多想一些办法，多用一些功夫，多采取一些措施，力争使我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有突破性的发展，使我国的文化建设扎扎实实地迈上新台阶。
第二，建立起充分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其间有无数可圈可点的文化名人和文化典籍，可谓群星灿烂，气象万千。对于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文化，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数典忘祖;也不能泥古不化，拜倒在古人脚下。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过程中，无论如何不能丢掉中华民族的文化本色。我们要用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伟大价值。我们要从我国伟大的历史文化中建立起坚定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造新的文化高峰。
第三，加强文化观念建设。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西方核心价值观的挑战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重新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观念，是一个战略问题。现在我们党已经确立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和重要内容，是我们党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多样化的形势下，团结带领人民开拓前进的精神旗帜和文化旗帜，是中华民族文化观念的核心。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中之重，要做精雕细刻的工作，要做潜移默化的工作，要做入耳入脑的工作，要做深入人心的工作，并以此来带动社会道德规范、法制规范和行为规范建设，促进全党全民族素质的提高。
第四，夯实文化建设基础。要把文化发展的着眼点放在提高国民素质这个最重要基础上。有必要实施国民素质建设伟大工程，经过15年到20年的努力，使我国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民主法制素质、健康文明素质，有一个显著的提高和进步。要加强文化基础理论研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文化基础建设。从长远看，加强大学建设，对推进国家文化建设、树立国家文化形象影响深远。我国大学起步较晚，同世界一流大学差距很大，要下功夫急起直追。
我国文化建设的基础设施，还严重滞后。以公共图书馆为例：英国平均1.2万人有一所，美国平均3.3万人有一所，法国平均2.2万人有一所，日本4.2万人有一所，韩国10万人有一所，我国平均46万人才有一所，人均购书经费不足0.3元。中等城市以上地区，要逐步建设一批民族性、时代性、标志性的高品位的文化设施。同时，要立足基层大力发展健康有益、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校园文化、乡村文化、军营文化、社区文化等，使文化的根基深深植根于基层和广大人民群众之中。
第五，深入探索文化发展规律。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邓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断，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文化建设，特别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提高与普及、主旋律与多样化、弘扬民族文化与学习外来文化等重大关系。
第六，在全社会造成尊重文化的浓厚氛围。文化需要尊重。必须广泛、深入、持久地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风气，必须广泛、深入、持久地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尊重文化的浓厚风气。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必然要求尊重文化，因为文化是劳动、知识、人才、创造的最基本因素，也是人的生活、发展、提高、进步的最基本因素。各领域发展都需要人才，文化领域尤其需要。要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造就一支数量宏大的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造就一批世界一流的思想家、教育家、艺术家、学者和作家。特别要造就一批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文理的文化领军人才。
第七，积极开展文化交流。文化发展离不开交流。文化的影响力超越时空、跨越国界。我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刻的文化交流。30年来，我国在学习世界、学习西方上有了很大进步，这个正确方向应该坚持。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上世纪初就大声疾呼：“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这些振聋发聩的话，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但总体而言，在文化交流方面，我们“引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两者还不相匹配。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成立30年来，总共只将33本中文书翻译成了外文，而从西文翻译成中文的书则有1000本。据北大中文系教授王岳川调查，自从奉行鲁迅的“文化拿来主义”开始，中国总共翻译了106800多册西方书籍，而?20世纪西方世界只翻译了1000多册中国书籍，二者相差100倍。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和影响力，让中国声音、中国故事、中国观念在世界广泛传播。(作者系中央纪委委员、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文化部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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