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对德国文艺的影响一直存在，而且在上世纪20年代左右尤其显著。”在2017“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结束后，德国汉学家廉亚明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说道。
因“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言论而闻名的汉学家顾彬退休之后，廉亚明接替他成为了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主要研究中国元明时期，伊朗、中亚与中国的关系。此番来华，是与26位国际汉学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和智库学者，以及中国19位学者一起，参与“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
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2017“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右二廉亚明
20世纪很多德国文艺作品充满中国元素
廉亚明认为，上世纪20年代左右，中国文化对德国文艺的影响尤其明显。除了记者列举的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和作家赫尔曼·黑塞，他说受到中国文化影响最重要的作家当数贝尔托·布莱希特和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他们特别有名。尤其是布莱希特，他把自己一些话剧的场景设置在中国（如《四川好人》）。”
贝尔托·布莱希特著《四川好人》
也有一些当代的德语作者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廉亚明说，其中之一是阿诺德·施密特，“但他的语言特别艰深，所以作品没有被翻译成中文”。在六七十年代，他写了一本书《无神论分子的学校》，内容是未来世界只剩下美国和中国，美国由女人领导，中国则由古代的君子领导，两个国家在德国北边一个中立的地方进行谈判。
廉亚明曾经同俄罗斯的同事聊天，发现他们没有多少人阅读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国内的相关翻译也不多。“但是如果去德国的书店，还是能够看到很多现代的中国作品。”不仅如此，德国的出版社还对一些旧译本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他举例，在过去，中国的四大名著德语版翻译得不全，而且常常是从英语译成德语的。“去年一个翻译家把《西游记》从中文翻译成了德语，这是很伟大的事情。”
不过，充满中国元素的作品在二战以后数目较少，而且也不是很重要。究其原因，廉亚明认为，是因为上世纪20年代左右德国在经济上领先，文艺也比较发达，而且重视研究其他国家的文化；而“现在的德国文学没有以前德国文学那么好，作者的知识储备没有那么丰富。所以现在的德国作品我一般不看。”
波恩大学拥有德国“比较古老”的中文专业
谈到波恩大学的汉学渊源，廉亚明如数家珍。他告诉界面文化，波恩大学拥有德国“比较古老”的中文专业。这个专业成立于1926年，第一位教授是施密特（Erich Schmitt）。“30年代，由于我们和中国关系非常密切，学校里有一些中国老师，其中最有名的是王光祈。”
“王光祈非常有名，他和毛泽东关系也很好。”廉亚明说，“五四运动”时期，王光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和“北京工读互助团”，介绍马克思主义，这两个社团毛泽东都参加了。虽然互助团很快被解散，但是它的发起人和参与者后来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共产主义小组。1934年，他以《论中国古典歌剧》获得波恩大学博士学位。在德国的十余年中，王光祈一方面为德国人介绍中国的乐器和音乐，另一方面著书给中国人普及欧洲古典音乐。“可惜，由于患脑溢血，他年纪很轻就在波恩去世了。”
王光祈。代表作《东方民族之音乐》、《欧洲音乐进化论》、《论中国古典歌剧》等
1938年，施密特教授和陆诒博士合编了一本《现代汉语入门》，因为德国没有办法印刷汉字，陆诒把手稿带到中国，寻找出版社和印刷厂。“他在中国坐飞机时，由于飞机上有国民党将军，日军进行了轰炸，飞机没了，将军没了，陆诒和教材也没了。”这场悲剧发生时，希特勒正当权，施密特教授找了个借口，说为了未来给中国人宣传纳粹主义，要印刷汉语教材进行学习，就这样，他亲自到了上海，完成了印刷工作。二战结束后，施密特教授在同济大学当德语教授，后来回到德国，在50年代去世。
1956年，霍布理（Peter Olbricht）接替了施密特教授的职位，他研究的内容主要是蒙古人怎么来到西方。波恩大学从这时开始重视中国历史的研究。从1986年到1995年，波恩大学汉学方面的第三位教授是陶德文（Rolf Trazuzettel），他的研究重点在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写过一本《中国古代史》。1995年，顾彬接任，以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为主要研究领域。
“2010年，顾彬退休后，由我接任。我的研究方向也是历史，尤其是中国在元明时期和海外的关系。”
廉亚明介绍，由于得到国家汉办的支持，波恩大学汉学系目前还拥有一个客座教授的名额，今年的客座教授是主要从事甲骨文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平，2016年为研究古代语言学的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李文。
当被问及是否认同德国汉学对现实问题不太关注的说法，廉亚明说：“德国汉学也关注现实问题。法兰克福、海德堡、柏林的汉学研究对中国现代经济政治比较关注，但现实问题对我们来说不是那么重要，波恩大学的研究重点在古代历史和语言文学。”
中国学生对本国历史了解还不够
在接受界面文化的采访时，当被问及有的中国学者认为，国人应该少沉迷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这一话题，作为汉学家和历史学者，廉亚明如何看待时，他立即毫不犹豫地回答“都得学。你得了解其他的文明，但也得学习自己的历史。”他说有很多在波恩深造的中国留学生。对中国历史的很多地方了解还不够。“中国的教育里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廉亚明
而谈到自己的学习经历时，廉亚明说自己是进大学先学习文言文，第二学期开始学现代汉语，后来出国留学。在学术研究上，慕尼黑大学汉学研究所的鲍吾刚教授（Wolfgang Bauer）对他影响颇深，在南京大学做研究的三年时光也对他影响很大。
在此次“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上，廉亚明说，“丝绸之路”是德国的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创造的名词。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有陆路和海路这两条，一度甚至延伸到地中海地区。明代初，中国与中亚、西亚国家的关系比较密切，根据文献记载，一个使节团从伊朗南边的克尔曼出发从陆路去中国，另一个使节团从忽鲁谟斯坐船去中国，结果他们在北京见面了。“所以，那时候人们就都知道去中国有两条路，可以从海上走或者从陆地上走。”
“罗马帝国的时候，欧洲和中国有联系，《后汉书》里写道，安息人劝班超的使节，去罗马太危险了，最好不去。”但是罗马帝国解体以后，就没有关于通往欧洲道路的记载了。显然，当时对于中国来说，中亚和西亚比欧洲更重要。
廉亚明说，不论是过去的丝绸之路还是现在的“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是商业贸易，然后人与人的交流才会“慢慢发展到宗教和文化”。他举例，粟特人是唐代的时候是最重要的商人，他们在中国传播了宗教。唐朝的摩尼教、景教和祆教这三种宗教，即所谓“三夷教”都是由粟特人从伊朗传来的。
采访时，他对界面文化笑称“中文不太好”，但作为座谈会当日唯一一位坚持用中文发言的海外汉学家，他赢得了不少赞誉。“我觉得这个场合应当使用中文，不该说英语”。
廉亚明（Ralph Kauz），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主要研究中国元明时期的历史，伊朗、中亚与中国的关系（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波斯湾和印度洋的政治经济史。著有《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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