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莫言得奖，翻译有功

　　当莫言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位中国籍作家的消息传来，他的瑞典语译者陈安娜也成为中国读者关注的对象。由陈安娜翻译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等三本小说在瑞典出版，最近一本《生死疲劳》今年更在哥德堡书展上被隆重推荐。诺奖评委会给予莫言的“魔幻般的现实主义”评价，正与《生死疲劳》的主题契合。为此，不少中国网友向陈安娜表示感谢，称赞“好的翻译是作品的重生”。而陈安娜也通过微博回应：“谢谢大家!请别忘记，莫言有很多译者，文学院也看了不同语言的版本：英文、法文、德文等。大家一起高兴!”

　　正如陈安娜所言，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莫言是作品被译介至国外的数量第一人。目前，他的大部分长篇都被翻译成外文，其中《红高粱家族》有16种译本，长篇小说《酒国》有6种，《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等都有各种译本。文学研究专家普遍认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耀，也是国际文坛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肯定，而这其中，莫言作品的译作家们功不可没。

　　莫言作品翻译最多也最精确

　　诺贝尔文学奖开设以来，获奖作家多来自欧洲和北美。莫言之前，亚洲仅有印度的泰戈尔、以色列的阿格农和日本的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四位获奖者。1913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成为亚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诗作最初多由孟加拉语写作，由泰戈尔本人亲自译成英文后才获得世界性赞誉。可见，语言问题是文学作品的世界影响力和感染力的重要制约因素，而译者的水平直接影响原作的文学魅力、艺术水准。

　　在如今的英法主流阅读市场上，莫言作品的翻译既是中国作家中最多的，也是最精准的。这使得莫言在今年夺标之前，就在欧美文坛享有广泛的声誉，萦绕在他头顶的获奖呼声一直不低。

　　年逾古稀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被中美媒体称为“唯一首席接生婆”。他与莫言的合作最愉快，也翻过最多莫言的小说。“首席”凸显葛浩文的翻译水准，而“唯一”也折射中国文学在欧美得到的译介仍不广泛。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吴洪认为，翻译是中国作家作品走向世界舞台的最大阻碍因素。“从目前情况来看，国内外译中有大量翻译人才，但中译外的力量严重匮乏。译文社及其他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的专业出版社，引进翻译了大量国外优秀作品，但几乎不涉及中译外，主要原因就是无法保证中译外的质量。文学作品的翻译除了语言因素外，还在于它特有的文学性，‘中国式’翻译很难让外国读者很好地接受中国文学作品。”一方面，目前中国作品的译介主要由一些汉学家承担;另一方面，遍数欧美文坛，从事翻译工作、够得上水准的汉学家不到20人。

　　文学翻译在语言更在艺术

　　今年，与莫言并列夺奖呼声最高的还有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事实上，村上春树在中国拥有大量读者，这其中，翻译亦起到了关键作用。昨天，村上春树最主要的中文译者林少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文学翻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既能成全一个作家，也能毁掉一个作家。文学翻译的特殊性在于，它既关乎译者包括母语和外语在内的语言功力，更在于译者的文学悟性和艺术感性，能否准确传达文学作品语言背后微妙的艺术信息，从而再现原作的神韵和意境。”

　　译作与原作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界和读者关心的有趣议题。诺贝尔奖的颁奖词将莫言与魔幻现实主义，与福克纳、马尔克斯等大师的传统相连，莫言本人也曾有过这样的议论：“像我们这样一批不懂外语的作家，看了赵德明、赵振江、林一安等先生翻译的拉美作品，自己的小说语言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的语言是受了拉美文学的影响，还是受了赵德明等先生的影响?我的语言受了赵德明等先生的影响，而不是受了拉美作家的影响，那么谁的语言受了拉美作家的影响呢?是赵德明等先生。”林少华则这样形容，翻译是在路上的艺术，“永远向原作无限接近，但没有百分之百的纯净水”。

　　多渠道拓展译者队伍

　　作为发自内心喜爱莫言作品的译者，葛浩文这个“接生婆”有时会到书店看望他的“孩子们”。“基本情况是根本找不到，偶尔可以找到一本已经非常意外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中国文学作品能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吴洪认为，长期以来，语言成为中国作家作品走向世界的制约因素。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文化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并非西方读者认知的主流文化，他们不关注也不太重视中国文学。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望让更多西方读者关注中国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他还建议，可以在外国留学生中发掘和培养中国作品的翻译者，通过提高稿费、提供出版平台等方式，吸引这些热爱中国文化、有一定汉语能力的外国留学生，承担起把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介绍出去的“媒介”重任。

　　“我们不要急于求成，文学走出去不同于出口商品，这是缓慢的过程。”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莫言曾就“文学走出去”话题发表看法：“今年翻译一百本，或者明年一本没翻译，对世界没有任何影响，世界可能会以上百年作为一个周期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文学。译介可以是多渠道的，汉学家也要主动发现，兴趣化、个性化的翻译更有意思。作家同行们也应该互相推荐，利用国际讲坛等各种形式积极主动地向认识的汉学家推荐介绍同行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