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对科举制度的判断

　　1905年，科举为新教育制度取代。科举制度最为人称道的好处有两点，一是相对公正，为所有读书人提供了平等向上流动的制度保障;二是知识训练和道德养成合一的教育方式，让读书人的荣誉感真正成为一种内心需求。齐如山在《中国的科名》一书中曾讲过，明清两朝，进士出身的官员中，贪官污吏较少。不管怎么说，科举废除后，一般的历史观察，还是认为这个选择顺应了历史潮流，如今述说科举制好处的用心可以理解，但想要挽回这个制度的心理则不免迂腐了。

　　钱钟书对科举制度的判断，非常鲜明，以为荒唐处甚多。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知道这个制度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里的好处，而是他更多看到了这个制度的坏处，钱钟书从不说科举的好话。他在著作《谈艺录》中，对学业与举业，多有议论，他的明确评价是：“古代取士有功令，于是士之操术，判为两途。曰举业，进身之道也;曰学业，终身之事也。苟欲合而一之，以举业为终身之学业，陋儒是矣;或以学业为进身之举业，曲儒是矣。”(《谈艺录》第353页，中华书局)

　　1935年，钱钟书在苏州和陈石遗聊天，记为《石语》。陈石遗是举人出身，他说：“科举之学，不知销却多少才人精力。今人谓学校起而旧学衰，直是胡说。老辈须中进士，方能专力经史学问，即令早达，亦已掷十数年光阴于无用。学校中英算格致，既较八股为有益，书本师友均视昔日为易得，故眼中英髦，骎骎突过老辈。当年如学海堂、诂经精舍等文集，今日学校高才所作，有过无不及。以老夫为例，弱冠橐笔漫游，作幕处馆，穷年累月，舍己耘人，惟至欲动笔时，心所疑难，不得不事翻检。然正以无师自通，亦免于今日学生讲义笔记耳学之弊焉。”(《石语》第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钱钟书在此处有一批语：“所见先辈中，为此论者，惟丈一人，通达可佩，惜学校中人未足当此也。”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还引徐震的话：“原来有意思的人才，再不肯留心举业……那知天公赋他的才分，宁有多少，若将一分才用在诗上，举业内便少了一分精神;若一分才用在画上，举业内便少了一分火候;若将一分才用在宾朋应酬上，举业内便少了一分工夫。所以才人终身博不得一第，都是这个病症。”(第355页)此段意思和陈石遗所见完全相同，足证钱钟书对科举的观念，他把这种观念带到了《围城》及他的一切文字中。

　　钱钟书对博士的看法，可以理解为是对科举的另外一种评价。在《围城》中他说，方鸿渐到了欧洲：“第四年春天，他看银行里只剩四百多镑，就计划夏天回国。方老先生也写信问他是否已得博士学位，何日东归。他回信大发议论，痛骂博士头衔的毫无实际。方老先生大不谓然，可是儿子大了，不敢再把父亲的尊严去威胁他;便信上说，自己深知道头衔无用决不勉强儿子，但周经理出钱不少，终得对他有个交待。过几天，方鸿渐又收到丈人的信，说什么：‘贤婿才高学富，名满五洲，本不须以博士为夸耀。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贤婿似宜举洋进士，庶几克绍箕裘，后来居上，愚亦与有荣焉。’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围城》第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钱钟书间接的评价，还有更直接的。《围城》中方鸿渐跟唐小姐说：“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我父亲常说，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小孩子出过痧痘，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痘出过了，我们就把出痘这一回事忘了;留过学的人也应说把留学这事忘了。像曹元朗那种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呢。”(第81页)《谈艺录》中也引过《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鲁小姐的话“自古及今，几曾见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作名士的。”

　　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言中对宋代科举制度的评价是：“又宽又滥开放了作官的门路”，书中介绍文天祥早期的诗，认为大部分草率、平庸、都是些相面、算命、卜卦的，顺便说到“比他早三年中状元的姚勉《雪坡舍人稿》里有同样的情形，大约那些人都要找状元来替他们做广告。”(《宋诗选注》第3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提到科举、状元一类人事，钱钟书向不以为然，似可见出他对科举制的基本判断。

　　(作者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