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的环转印刷机 视频截图由上海音像资料馆提供
商务印书馆的排字车间
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的“拳头”产品也有自主拍摄的科教片;曾以“教科书革命”闻名的中华书局，为与商务印书馆鼎足抗衡，于上世纪30年代发起了中国出版业最早的“洋务运动”。
上海书展今天拉开帷幕。作为特别活动之一，上海音像资料馆将于明天在上海展览馆，首次披露新近发现的中国近代两大出版巨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独家历史影像。
[商务印书馆篇]
全景式记录生产工艺
商务印书馆1897年2月11日创立于上海，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
著名电影教育家孙明经于1936年拍摄的一段影像资料，全景式披露了能容纳千人的大生产厂房内部。
影像伊始，偌大的厂房内，工人们身穿白大褂在流水线前忙碌，铸造铅字。“你看这些铅字都是凸出来的，极费手工，因此也称为凸版印刷。 ”上海音像资料馆规划部编研虞伟红说，这是当时最先进的印刷技术。而这样全景式记录商务印书馆印刷工艺的影像，至今仍是首次发现。
除了出版外，商务印书馆的摄影更是其曾经的 “拳头产品”。 “当时的胶片贵过黄金，因此，即便是实力雄厚如商务印书馆，史料记载一共也只拍摄了十多部影像，且大多为科教片、风光片。 ”虞伟红说，此次公布的两段影像就来自印书馆影戏部，系首次发现。
其中一条片子拍摄于1918年前后，画面中显示的是在四川北路新靶子场(后改名虹口公园)内举行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田径比赛。另一条片子拍摄于1918年6月，记录的则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建造新会所募捐的镜头。
由于商务印书馆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中，遭到日军轰炸，其拍摄的大部分影像拷贝已被付之一炬。因此，此次披露的两段影像尤显珍贵。
出版业巨头曾被炸两次
影像中紧接着出现的，是“一·二八”事变事件中，由美国战地记者拍摄的商务印书馆遭轰炸后的惨状。影像中显示，在商务印书馆的宝山路总厂，厂内低矮建筑已基本倒塌，只剩水塔孤零零地竖立在原地。而在商务印书馆的第四印刷所，五层楼的建筑内，几乎没有一扇完好的窗户，建筑一角已经被炮弹打落。专供印书馆职工子女就读的附属小学——尚公学校只剩下了一面破墙，一名19路军战士正在废墟旁站岗。
轰炸结束后，元气大伤的商务印书馆进行了资产清点，能修复的设备则尽量修复，继续使用，不能用的则紧急变卖。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商务印书馆终于宣告复业。他们悬挂着巨幅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最鼓舞人心的是，商务印书馆很快实现“日出一书”的奇迹。
不过，好光景没有持续太久。 “这次披露的影像中可以看到，5年后，商务印书馆又在“八·一三”事变中再次遭到日军轰炸。而这在此前的史料记载中是没有记录的。 ”汪珉说。
这次轰炸后，占地80亩的商务印书馆基本只剩下残垣断壁。这一次，第四印刷所建筑外立面上的 “商务印刷”4个大字被彻底轰塌。而东方图书馆，则由五层变三层，整个建筑基本丧失使用功能。虽经努力恢复，但由于种种原因，商务印书馆最终没能恢复亚洲第一文化出版巨头的地位。
[中华书局篇]
原版拷贝系胶水手工粘贴
中华书局于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创办人为陆费逵。初系合资经营，资本25000元，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 1913年设编辑所，陆续编辑出版《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童子界》等杂志和大型汉语工具书《中华大字典》。曾以“教科书革命”闻名，是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
在由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拍摄于1930年的影像中，则展示了迄今为止影像能记录到的中国出版界，最早的“洋务运动”——去日本考察其出版业。影像中，陆费逵、舒新城、印刷所所长王瑾士与钱歌川等7人，耗时40天，赴日考察出版印刷界、教育界。
“影像中室内镜头比较少，也很暗，当时日本人对印刷技术的保密程度可见一斑。 ”上海音像资料馆规划部编研龚伟强说，“虽然是业余摄影家，但舒新城的影像摇镜头运用丰富，影像清晰，1930年代的日本大阪、东京、奈良等地，文明程度已可见一斑。 ”
这部影片在日本拍摄完后，便进行了即时剪辑，并在访问团返回上海前的日本答谢宴上，进行了首次放映，获得了当时参与宴会的日本出版业同行的好评。
除了印刷所，影像还记录下了中华书局鼎盛期在上海的3个主要场所全貌。包括静安寺愚园路上的总办事处、澳门路上的印刷总厂及福州路上的总营业所。镜头所及，建筑物高耸林立，颇为壮观。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镜头均来自音像资料馆的首次民间影像征集，亦是首次披露。11盘胶片均由手工胶水粘贴而成，乃拷贝原本，相当珍贵。 ”汪珉说。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17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