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一天，一个瘦小的姑娘走进上海明月社的考场，唱了一支民间小调：“我有一段情呀，唱拔拉给诸公听呀……”一曲唱完，女孩紧张地看着考官黎锦晖。黎锦晖和蔼地说：“你有不错的唱歌天赋，只是现在的嗓音太过纤细，只要你刻苦练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这个当年只有12岁的女孩就是日后享誉歌坛的周璇。
也许你会惊叹，这场景跟当下火爆荧屏的“中国好声音”简直如出一辙。没错，民国时期，学员若想因“好声音”扬名，也需经“导师”考核。那么，当时的“好声音”是怎样选的?除了选秀，“学员”们还有哪些出道方式?
3000人报名海选
只选出了1个吴莺音
民国时期的“好声音”选拔流程跟现在大体相似，最大的不同在于，当时的媒介不是电视台，而是广播电台。
电台招聘歌手，吴莺音“过五关斩六将”
民国时期，收听广播电台是主要的娱乐生活方式之一。为了迎合听众的口味，当时的广播电台喜欢播送一些轻松愉快的流行音乐。一天十几档栏目，总有几个固定时段是属于音乐的。这些音乐是怎么来的呢?有时候是播放现成的唱片，有时候是请大明星来上节目，还有的时候就是招聘一些没有名气但怀揣着明星梦的人在电台驻唱，边唱边播。
1941年，上海有一家广播电台就想招聘这样的驻唱歌手，它公布了招聘信息。
3000人报名参加了这次海选，初试只录取了300人;然后是残酷的300进10，复试中只留下了10个人;最后是决胜的10进1，只有1个女孩留了下来。这个幸运的女孩，名叫吴剑秋，被录取后改名吴莺音，在这家电台踏上了她的音乐之路。
“吴莺音在电台驻唱了4年，一直瞒着父母。她家里属于中产阶级，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女儿‘卖唱’在他们看来是不成体统的。后来吴莺音的母亲先察觉到了，但禁不住女儿的哀求，只好帮着隐瞒。谁知道，她父亲也是个音乐爱好者，无意间买了吴莺音的唱片，事情暴露。母亲知道女儿一心喜欢音乐，帮着劝解父亲，这场风波才平息。”电影史学家、中国流行歌曲史研究者赵士荟告诉记者。
吴莺音喜欢唱歌，天赋又好，很快就红了起来。她录制的第一张唱片叫做《我想忘了你》，是流行曲大师黎锦光的作品。这张唱片的销量甚至超过了当时歌坛最红的周璇和姚莉。1946年，她与百代唱片公司签约，成为该公司的台柱子歌星，被称为“鼻音皇后”。
“金嗓子”周璇电台竞赛得第二名
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广播电台是非常多的，光上海就有几十家，不仅没名气的人要通过它累积人气，有名气的人也要通过它增加自己的曝光率。比如，我们都知道的“金嗓子”周璇。
1932年，周璇进入了明月歌舞团，并以一首《民族之光》初露头角。1934年，她参加了《大晚报》举办的“广播歌星竞选”。
“竞选过程有点类似现在的大众评委投票。”赵士荟说：“先在报纸上和电台节目里发布消息，竞选过程从5月份开始，大概一个多月后截止。其间，歌手们在电台直播间里一字排开，听众通过电话现场点歌，然后把投票寄给报馆，报馆会每天刊登当天的投票数。竞选结束后，累积票数，得票最多的就是擂主。”
当年，那场比赛前三名的最终得票数分别是：第一名，白虹(明月社)9103票;第二名，周璇(新华社)8876票;第三名，汪曼杰(妙音团)8854票。周璇虽然只是第二名，但歌声却被媒体喻为“如金笛鸣”，也因此获得了“金嗓子”的称号。
而获得第一名的白虹，也因此奠定了歌坛擂主的地位，获得了“播音歌后”的头衔。
1940年，“影坛巨子”周剑云组建影片公司，将白虹引入麾下，由她接连主演了四部影片，而且“每片必歌”，先后演唱了《无花果》的插曲《埋玉》、《孤岛春秋》插曲《春之舞曲》、《地老天荒》插曲《镜花水月》等，充分发挥了她的歌唱优势，她的歌声伴随着她出演的电影放映，到处流传。她一生之中，共灌制了一百多张唱片，歌声传遍了海内外。
星探看中
黎锦晖发掘了严华
成名的严华又发掘了姚莉
民国时期，“星探”这个词还没有出现，但这并不妨碍那些有慧眼的伯乐，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发掘到一颗闪耀的明星。
姚莉，是《玫瑰玫瑰我爱你》的原唱者。她自幼丧父，和哥哥、姐姐相依为命。哥哥姚敏在一家电影院当领票员，被电影里的插曲吸引，爱上了音乐。于是哥哥做伴奏，妹妹当歌手，两个人一起开始去电台唱歌。
有一次，姚莉去参加电台举办的慈善捐款点唱节目，周璇和严华也去了。听姚莉唱完一首后，严华称赞说：“这个小妹妹，唱得很不错啊!”然后就介绍她去了百代唱片公司，并为她编写了成名曲《卖相思》。
那一年，姚莉十六岁，因为《卖相思》红了，被上海滩著名的仙乐斯舞厅邀请去唱歌，薪水很高。她的哥哥姚敏也成为了著名的作曲大师。
星探的眼睛不仅关注美女，也关注着帅哥，严华正是帅哥中的代表人物。
1930年，黎锦晖带着明月歌舞团北上巡演，在天津演出时，后台来了一位小伙子，自称是团里姑娘严斐的哥哥。原来，他们一家定居在北平，十几岁时父母先后去世，兄妹四人只好各奔东西。严华是个歌迷，得知明月歌舞团有个叫严斐的女孩后，猜测可能是自己的妹妹，就立马找过来了。
兄妹团聚后，严斐就拉着严华去找黎锦晖，想让严华也参加明月歌舞团。
严华的形象气质很不错，黎锦晖对他的第一印象很好，就叫严华唱一首歌听听，严华随口唱了一段，黎锦晖表示满意。就这样，严华成了歌舞团的台柱子，后因演唱《桃花江》，被誉为“桃花太子”。
茶社驻唱
南京群芳阁“歌后”王玉蓉
当下，不少歌手在成名之前都有酒吧驻唱的经历。眼见着“前人”走这条路红了起来，新人们也纷纷效仿。做驻唱歌手，一来可以锻炼舞台经验，二来也积累了人气。
其实，在民国时期，驻唱同样也是歌手成名的一种方式。只不过，那会还没有酒吧，她们驻唱的地方是茶社，在南京，就有一位驻唱走红的歌女，名叫王玉蓉。
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老南京”苏洪泉告诉记者，王玉蓉原名叫做王佩芬，是苏州人，生于1911年，15岁那年来到南京。“王玉蓉在夫子庙的群芳阁、天韵楼等茶社演唱，和她同一时期演唱的还有张翠红、王熙云、王熙春姐妹等人，都是当年秦淮河畔名噪南北的女歌星。”苏洪泉说。
那时茶楼老板为了赚钱，实行挂牌点戏，观众点什么演员唱什么，王玉蓉技压群芳。师傅为了让她名声更响，在群芳阁组织了一次歌后比赛，那年王玉蓉19岁。结果，王玉蓉果然夺得“歌后”，成了“头牌”。
当了“歌后”自然风光，可是却给王玉蓉的生活带来了影响。那时，她为求上进，一边在茶社“驻唱”，一边偷偷地用本名王佩芬在南京京华中学读书。得了“歌后”之后，有人向经常涉足歌场的校长傅况麟告了密。校长闻讯大怒，以败坏学风为名，将王玉蓉开除。
王玉蓉忧伤地离开了南京，却在北京闯出了一片天空，她拜京剧大家王瑶卿为师，星途大好。
科班出身
民国女高音“四大花旦”
两人与南艺有缘
也有歌手的成名走的是“科班”路。他们在专业艺术学校求学，甚至有留洋经历。记者到南京艺术学院采访时，就得知与该校颇有渊源的两位音乐家——黄友葵、喻宜萱位列民国女高音“四大花旦”。
黄友葵被誉为“中国第一女高音”
黄友葵出身湖南湘潭前清翰林之家，从小跟着美籍教师学习钢琴，但1926年黄友葵考取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时，攻读的却是生物学专业。第二年，她转学苏州东吴大学，仍以生物为主修，并继续学习钢琴演奏。1930年黄友葵被指派赴美，在阿拉巴马州立大学专攻陶瓷图案设计，不过音乐系主任发现了她的音乐天赋，建议她改学音乐专业。1933年，黄友葵学成归国，东吴大学的音乐系就是她创办的。
黄友葵1936年参加了上海雅乐社举办的海顿清唱剧《创世纪》的演出，担任女高音独唱。被誉为“中国第一女高音”。黄友葵1958年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调任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任教授、系主任，后担任过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1990年9月，82岁的黄友葵因病逝世。
同列民国女高音“四大花旦”的喻宜萱是南艺的校友，上世纪20年代末，曾在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音乐，大学毕业后她在中央大学音乐系任教，1935年赴美国继续深造。
喻宜萱在美国也参加过歌手选拔
“学院派”的喻宜萱在美国也参加过歌手选拔。一天，她从报纸上看到一则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主办的青年歌唱家现场转播会招募演员的启事，便前去报名，经过考试取得演唱资格。演唱会举办那天，她身着靓丽的中国旗袍登台，面对上千听众，放声演唱中国民歌《紫竹调》、《凤阳花鼓》。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这首为国人耳熟能详的中国民歌《康定情歌》与其他国家的九首民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定为世界十大经典民歌。而这首优美民歌的首唱者正是喻宜萱。
喻宜萱也有过出唱片的经历。1948年春，上海大中华唱片公司邀请喻宜萱录音灌制唱片，并在各地电台播放，《康定情歌》和《在那遥远的地方》、《小黄鹂鸟》、《牧羊姑娘》、《青春舞曲》等歌曲广泛流传，风靡一时。
演而优则唱
阮玲玉开明星自演自唱先河
民国时也有一些歌手的成名路是演而优则唱，这跟今天娱乐圈的出名途径也是相似的。
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处处长陈建华早年编著的《民国音乐史年谱》中记载了“演而优则唱”的起源。1930年，联华影业公司拍摄了影片《野草闲花》，影片主题曲《寻兄词》由剧中丽莲的扮演者阮玲玉和黄云的扮演者金焰演唱。当时处于无声电影时代，为了配置这首歌曲，采用了蜡盘(唱片)发音的方法。在影片放映时，根据情节需要播放唱片。正是这部电影开了电影明星自演自唱电影歌曲的先河。
同样，一代巨星胡蝶也是“演而优则唱”。1935年10月，明星电影公司摄制的《夜来香》公映，片中主题曲《夜来香》便是由主人公卖花女的扮演者胡蝶演唱的。主题曲是影片主人公卖花女卖夜来香时所唱的歌，十分生活化，也充满了期待和忧伤，不过，很多人会把这首歌与上世纪30年代另一首流行于夜场的《夜来香》搞混，其实并不是同一首歌。因为她是演员、歌星“双栖明星”，胡蝶最辉煌的时期正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民国流行乐坛导师黎锦晖
他的学员主导了当时上海的歌坛、影坛
“毛毛雨，下个不停，微微风，吹个不停……”这首《毛毛雨》是20世纪30年代留声机里播放次数最多的歌曲，它也是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创作者是被称为“流行歌曲之父”的黎锦晖。如果时光穿越到今天“中国好声音”的舞台，黎锦晖一定是坐在“导师”椅上的那一位。周璇、聂耳、王人美、黎明晖……这些响当当的人物，都曾是他的“学员”。
黎锦晖最初创作儿童歌曲是受大哥黎锦熙的影响，创作歌曲推广白话文。如今老少都会唱的“小兔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就是黎锦晖创作的儿歌《老虎叫门》。此后，他又为平民创作歌曲，并在1920年成立了“明月音乐会”。自此之后，“明月”二字就与他的音乐生涯相伴。
1927年，黎锦晖在上海创立了“中华歌舞专门学校”，这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所专门训练歌舞人才的教育机构。学校原定招收120名学员，但报考那天前来应试者寥寥。当时很多人认为，到舞台上唱歌跳舞跟旧时的戏子没什么不同。最后招进来的学生只有40人，黎锦晖的长女黎明晖也在其中。因学校在上海举办了“中华歌舞大会”而名声大起。可因为当时政局动乱，办学被迫叫停。但黎锦晖心有不甘，又筹资建立了一所“美美女校”，钱蓁蓁、王人美这两个日后风靡一时的影星，便是在那时成了黎锦晖的学员。到了“中华歌舞团”(中国第一个歌舞团)时期，队伍里又多了黎莉莉、徐来(黎锦晖第二任妻子)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黎锦晖一跃成为“流行歌曲”之王，当时上海的百代、胜利、丽歌等大唱片公司，都以能约到黎锦晖的作品为荣。
不过，黎锦晖拥有绝世的音乐才华却没有商业头脑，在乱世之中，他创立的“明月歌剧社”几经浮沉，三起三落。值得一提的是，周璇和聂耳这两个颇具实力的学员是第二届明月社招生时被黎锦晖发现的。但因为舆论抨击黎锦晖的音乐是“靡靡之音”，明月社仍然没有逃脱最终解体的命运。
1936年，黯然回到家乡的黎锦晖只有45岁，却已然早生华发，一场繁华就此落尽。
唱片公司用低廉价格邀请明星录歌
清末年间，大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政策，来自西方的各种新事物进入中国，其中就包括留声机和唱片。
到了上世纪初，欧美各大留声机公司都希望能开拓出中国这个大市场，为了迎合国人的口味，灌录了一批唱片，里面是他们听不懂的“中国式音乐”——京剧。
随着留声机的销量渐增，市场对新唱片的需求日益增加。1914年，法商东方百代公司成为中国最初的唱片生产企业，中国本土第一张唱片就此诞生。百代公司成了当时中国境内唯一的唱片生产企业，每年都会灌制大量唱片，钻针片每张售价2元，钢针片每张售价1元5角。
上世纪30年代，国产有声电影开始出现，大量容貌姣好、歌声优美的女演员开始大红大紫起来。而电影，正好是百代公司除唱片外的第二大产业，因此它很容易就可以邀请到当时的当红女演员来录制唱片。
虽然这些女演员可以为唱片带来轰动效应，但她们录唱片的酬劳却很低廉，即使是当时最红的胡蝶等人，每灌一片所得酬劳也不过数百元而已，比起京剧界大腕录唱片的报酬差远了。考虑到支出和受欢迎的程度，百代公司决定转变策略，开始为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大受欢迎。
那时候的唱片，跟我们现在的磁带什么的不一样，每张唱片上只有两首歌，正面一首，反面一首，价格也不是一般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
广播电台制作歌曲、歌手排行榜
在同一时代，广播电台也开始兴起，并成了最主流的大众传播媒体，在各大城市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起来，它的兴起也影响了唱片公司的命运。唱片作为留声机附件的作用开始降低，作为广播电台节目的作用却日益上升，而且不需要支付报酬，这种白占便宜的方式让唱片公司气得牙痒痒。1935年，百代等唱片公司联合要求沪上民营广播电台尊重其著作权，播放唱片前必须征得出品厂家同意并支付相应费用。此事由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做出司法解释后才得以解决。
之后，唱片仍旧在广播电台的节目中占有重要地位。不过，为了吸引听众，广播电台也开始邀请歌星来电台现场演唱，并且还会制作歌曲排行榜、歌手排行榜等。现场演唱的方式当时被叫做“RADIOSHOW”，点唱率成为歌手人气和商业价值的直接证明，有名气的歌手也可以买下“RADIOSHOW”时间，自己拉广告。
明星效应为广播电台积累了人气，广播电台也借着节目捧红了很多歌星，乃至出现了两栖甚至三栖明星，在电台、唱片、舞厅都人气高涨。为了争取当红明星的捧场，唱片公司开始提升灌录唱片的报酬，比如百代曾经给周璇6%的高额版税，民国歌星们也逐渐过上了身价倍增的光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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