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新中国早期文化交流的最佳媒介

　　书的封面设计，朴素大方，颇有历史的厚重感;“金色记忆”的书名，写得遒劲有力。“1949~1966”，37篇新中国早期文化交流当事人的口述记录，珍贵、翔实、鲜活、感人，还要加上一句亲切。前四句相信是每一个用心读过此书的人的共同印象，最后一句则是我自己，一个自1982年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至今的读者的独特感受。

　　理由如次：首先是书中的历史图片，相当多一部分注明“叶瑞福供图”，而叶瑞福同志就是我所供职的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中演公司)宣传资料部的老经理。所供图片充分说明了有55年光荣历史的中演公司，在书中记载的我国早期文化交流诸多故事中曾经扮演的重要的前线承办和幕后推手角色。作为中演公司的后来者，深感与有荣焉。第二，书中不少响亮的名字，如周巍峙、王昆、资华筠、白淑湘、吴祖强、周广仁、赵汝蘅、郭淑珍，在我迄今已30年的文化交流生涯中，或是我初入文化部时的部领导，或是我登门求教过的艺术界前辈老师，或是我曾经亲密合作过的老朋友，“亲切”二字确是发自内心的。

　　本文的题目，是逐篇细读全书后的一种深深的感悟。首篇《不能忘记那些壮丽的日子——周巍峙与新中国早期文化交流》，写的就是周老受周恩来总理委托，于1951年率领浩浩荡荡222人组成的中国青年文工团赴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而后用一年多时间巡演东欧西欧九国的动人故事。细数下来，37篇文章中，30篇写的都是如朝阳初升的新中国与世界各国演出领域的交流往事，占了总篇幅的5/6。从亚洲、非洲、东欧、西欧，一直到遥远的拉丁美洲，他们遍访建交友邦和大量的未建交国家。舞台表演艺术家们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文化使者、形象代表，比我们的外交官、新闻记者更早地走遍了世界，万里跋涉，甘苦俱尝，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把新中国的文化和友谊深深播种在天涯海角，播种在各国人民的心里。“文化先行，外交殿后”是当时国家的大政方针，正如采访贾作光老师的《以舞为媒，广交四海朋友》，当时每一位演员，都是一篇生动鲜明的、以歌声舞姿介绍新中国的动人通讯;每一个演出团，都是一家发行遍及全球、传播新中国的流动媒体。筚路褴褛，厥功甚伟，开辟之功，荫及后人，我们所有的后来者都应该永志不忘。

　　后人写梅兰芳先生在国际间传播京剧艺术，写得最多的是他上世纪30年代的那次访美演出。可是，1956年5月至7月由中国京剧院和梅兰芳剧团合组，由梅先生任团长，欧阳予倩、马少波任副团长的中国京剧代表团访日之行，才是他和姜妙香、李少春、袁世海等著名京剧大师，作为新中国的艺术家，带着《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奇双会》、《白蛇传》、《三岔口》、《闹天宫》、《将相和》、《野猪林》等25出演出剧目昂首阔步走上国际舞台的空前壮举，“阵容之强大，剧目之丰富，前所未有”。日本社会党主席铃木茂三郎先生为了看完《三岔口》，连国会紧急公务都暂时撂下。梅先生看望老朋友、日本著名歌舞伎演员中村右卫门的遗孀——77岁的中村夫人的亲切场景，以及老夫人泪流满面地表示要去观看梅先生演出，“一定去，一定去，就是爬着也要去”的感人话语，今日读来仍会让人肺腑间为之一热。演出归来，周总理高兴地说：“此次访日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艺术打开了日本人民的心扉，搭起了中日人民友好的桥梁!”

　　我在大学里学的是西班牙语专业，对于书中记载中国最早与拉美国家文化交流的篇章有所偏爱。资华筠老师的访谈《年轻岁月的特殊使命》，恰恰记录了1960年百人中国艺术团在拉丁美洲的7个月访演期间，时而听闻斗牛场数万观众欢声若雷，时而遭遇军事政变枪声骤起的特殊经历。当年24岁的中国舞者资华筠，被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誉为“你是我们的古巴姑娘”，原因就是在两个月的访问期间，她“收集学习了古巴的民间舞蹈《萨巴代欧》，经过加工，在访古的闭幕式上演出，卡斯特罗兴致勃勃地亲临观看”。后来家喻户晓的时代名言“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据说就是团长陈忠经总结在外演出的体会，给国内发电报中说出来的，此语当时就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

　　倾心投入的学习热情，在新中国早期文化交流中并不鲜见，充分显示了新中国艺术家在自信、自豪地展现优秀中国艺术的同时，学习借鉴外国优秀艺术的渴望和追求，也就是刘诗嵘老师那篇访谈所言——《学习：早期文化交流的关键词》。“引进来”，向来华访问的各国艺术家面对面地拜师求教。邀请苏联专家来华开办芭蕾舞培训班，在莫伊谢耶夫国家民间舞蹈团和莫斯科音乐剧院访华接待办内设学习组。“走出去”，在访演间隙中争分夺秒地收集、学习。同时，新中国最早一批艺术留学生走向了莫斯科，他们中就有李德伦、吴祖强、郑小瑛、郭淑珍、韩中杰、司徒志文这些后来在中国交响乐和声乐领域威名赫赫的扛鼎人物。毛主席对中国留苏学生发表的历史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许多年后仍然让当初在场的年轻学子吴祖强、郭淑珍、韩中杰有感于中，记忆犹新。

　　刚刚在北京闭幕的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合唱节暨国际合唱联盟世界合唱峰会，以其万人参赛的宏大规模和丰富的活动内容，以其五大洲9支顶级示范合唱团的风格各异、精彩纷呈，给剧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万千观众留下了与前不同、与众不同的深刻印象。《金色记忆——新中国早期文化交流口述记录》中恰好也有两篇与合唱有关，一篇是《用歌声传播友谊，赞美和平——新中国早期合唱艺术对外交流散记》，另一篇是《我们的血管是黄河的支流——严良堃谈新中国早期合唱艺术的国际交流》。后者所记载的上世纪60年代日本神户一家合唱团用日文演唱《黄河大合唱》，1957年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厅演出俄文版《黄河大合唱》，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中外合唱艺术交流史料。1967年，中国演员和阿尔巴尼亚演员在北京天桥剧场同台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也成为当年首都舞台上的一件盛事。专家们称赞阿尔巴尼亚演员扮演的“琼花”和“老四”：“他们的基本功看起来比很多中国演员还要过硬，脚下特别干净。”

　　在很多人的脑海里，中国演出走进维也纳金色大厅，似乎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一翻《金色记忆》，不对了。彭清一同志回忆说，早在1951年，中国青年文工团的音乐家和舞蹈家就代表新中国第一次登上了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中央芭蕾舞团(当时名为中国实验芭蕾舞剧团)的首次出国演出，目的地不是欧美或日本，而是在缅甸首都仰光大金塔下专门扩建过的露天剧场，时为1962年1月，演出的是全剧《天鹅湖》和《海侠》(即《海盗》)。在赵汝蘅团长的回忆中，“中国芭蕾舞者为缅甸观众连续表演了两个月。用万人空巷来形容争相观看中国芭蕾的情形并不过分，剧场里3000多个座位总是显得那么拥挤。”当时，距这个年轻芭蕾舞团成立才刚刚过去不到3年。

　　回想50年前或60年前的昨天，我们伟大的前人们在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任何现代传媒手段的情况下，把最能实现人与人直接交流的舞台现场演出，用作新中国最好的对外媒体，把新中国的艺术和友谊送到了海角天涯，送进了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的人民的心中，成功实现了中央“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的战略方针，冲破了重重封锁，赢得了四海人心，建立了深厚友谊，学到了全世界的优秀艺术。这一段峥嵘岁月的金色记忆，是我们世世代代必须珍藏和传承的精神财富。演出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媒体之一，任何其他形式都无以替代，因为它直指人心、直入人心、直感人心。

　　记得听唐家璇国务委员说过，在中美“乒乓外交”之前，为打开中日之间的局面，我们把一个高水平、大规模的京剧团派到了日本，受到日本各界的热烈欢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影响，完全可以称之为“京剧外交”。“京剧外交”为后来“乒乓外交”在日本的登台，奠定了广阔而坚实的基础。我由之想到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激烈的大国纵横捭阖之外，周恩来总理热情邀请各国代表和新闻记者观看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艺术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将其妙喻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从而巧妙地取得了谈判桌上不可能取得的另一种成功。

　　“阅读这本亦薄亦厚的《金色记忆》，令人心中充满感慨与感动(本书主编赵少华副部长语)。”在抚今追昔的感慨与感动之后，重视研究中国舞台表演艺术建国63年来作为中国最传统、最直接也是收效最大的对外文化传媒，研究它在全球五大洲上百个国家每年数以万计的演出场次，研究它在中国文化外交、文化交流、文化贸易中所发挥的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鉴古知新，继往开来，对于我们更好地践行文化“走出去”战略，是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启迪之效的。

　　(作者系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