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是如何出台的?

毛泽东题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956年2月，毛泽东与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知识界委员亲切交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简称“双百方针”，是20世纪50年代党在指导文艺工作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逐步提出的，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领域的一项基本而长期的方针。回顾历史，这一方针的出台有一个过程，“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也不是同时提出来的。探寻这个过程，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了解当时我国政治文明、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深切感受“双百方针”这一决策的重大意义。

　　一、“百花齐放”方针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考虑新中国的文化工作，尤其是应该如何对待旧文化、又如何建立新文化的问题。1949年7月中旬，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这次大会标志着长期被国民党政府隔绝的解放区和原国民党统治区两支文艺队伍的胜利会师。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报告时专门阐述了“改造旧文艺的问题”，指出：“我感到我们对于旧文艺的改造的重视是不够的。凡是在群众中有基础的旧文艺，都应当重视它的改造。这种改造，首先和主要的是内容的改造。但是伴随这种内容的改造而来的，对于旧形式也必须有适当的与逐步的改造，然后才能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和谐与统一。”随后，周恩来传达了中央关于建立戏曲改革机构的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筹备委员会。

　　1949年10月2日，即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此后，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改称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据新中国成立后的统计，全国共有300多个剧种，私营戏曲剧团在1700个以上，上演着5万个剧目，戏曲是群众娱乐的重要形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戏曲改造存在过于强调戏曲政治功用的倾向，戏曲作为大众娱乐形式的本体功能与价值被忽视，一些古老剧种无力存续，民间剧团国营化的压力很大。

　　面对传统戏曲生存的困难和发展的争议，1951年3月，中央考虑要成立戏曲研究机构。周恩来指示撤销戏曲改进局，组成艺术事业管理局，并在戏曲改进局的基础上成立中国戏曲研究院。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正式成立，毛泽东为此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早在延安时期，对于京剧(平剧)的问题就有些争论，1942年毛泽东曾为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题了“推陈出新”四个字，对这个争论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这个题词和1942年的题词相比，多了“百花齐放”四个字。这个“百花齐放”是从何而来的呢?毛泽东1956年4月2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有人要我写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当时在座中有人插话：是周扬提出来的。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曾对此作过考察，指出周扬对人说过，“百花齐放”是戏曲会议上提出来的，他认为很好，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到：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可见，“百花齐放”是群众的智慧，被毛泽东引用，用来指导戏曲界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同时并存和发展，而较少涉及其他方面的问题。

　　二、“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1953年秋，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与前一次会议一样，这两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都希望将来自解放区和来自原国统区的两支左翼文艺队伍团结起来，整合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旗帜下，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服务。但是科学文化领域有其自身的规律，尤其是新中国的文化事业是全新的事业，有很多新问题出现，大家对此一时不能一致是很正常的。有差异就有争论。当时比较著名的就是郭沫若和范文澜两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争论。以前郭沫若在国统区，范文澜在解放区，两人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各说各的;两个人都到北京以后，对中国奴隶制封建制的分期有不同观点，近在咫尺，彼此难免要作些答辩。他们的主张又都各有赞成者，一时相持不下。诸如此类，科学文化领域中的认识差异五花八门。

　　科学界、学术界的争论，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关注。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和中国语文教学研究3个委员会，并于8月5日批准了具体的人员名单，毛泽东还对各个委员会主任的人选批了意见。10月，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召集的一个会议上讲话，指出：最近中央成立的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由他负责，历史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就从增设历史研究所、办刊物、出一批资料书做起。经讨论决定出版《历史研究》杂志，据与会的刘大年回忆，陈伯达这时特别指出：办刊物必须“百家争鸣”。以前有军阀、财阀、学阀，你们办刊物，不要当“杂志阀”。什么叫“杂志阀”?就是只发表与自己观点相同的文章，不发表观点不同的文章。那不好。要百家争鸣，这是一个方针问题。刊物要照这个方针去办。

　　陈伯达在会上没有明白地讲百家争鸣方针是党中央的意见，还是他个人的意见。刘大年回忆说，1956年1月，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康生在会上发言，回顾那几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就举例说陈伯达提出了“百家争鸣”问题。坐在附近的陈伯达很快递上一个条子，康生照念了。内容是：“百家争鸣”不是我提出的，是中国科学院办历史刊物，我向毛主席请示方针时，毛主席提出的。这只是个人回忆，缺乏史料证据。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央文献研究室找到相关档案材料：1956年4月28日，陈伯达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发言中说明：“中央组织了历史研究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要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请问过主席关于学术界的路线和方针问题，主席提了一个‘百家争鸣’，我在历史研究会传达了这个口号。”这就印证了刘大年的回忆，表明“百家争鸣”最初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史学研究问题。

　　当然，“百家争鸣”这个词也早已有之，1956年4月毛泽东就说：“‘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但是，“百家争鸣”作为新时代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则是毛泽东亲自提出来的。毛泽东本人也是这么做的。有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到他不同意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有人提议把这一事件通报给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这样做，并于1956年2月就此事给有关中央领导写信：“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这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对学术界百家争鸣的态度，甚至包括对自己的理论观点也可以争鸣。

　　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出台

　　20世纪50年代初，“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只是分别提出，而且“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并没有公开宣传。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定为我们党在科学文化工作中的一条基本方针，对它的意义加以系统的论述，并突出地加以宣传和贯彻，是1956年的事情。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急需党团结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时数量并不太多的知识分子对于百业待兴的新中国就更显珍贵。与此同时，苏联出现“解冻文学”思潮，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官僚主义，文学创作的模式化和“虚假”作风等进行了质疑。这些现象在中国文艺界引起共鸣，大家都认为中国的文学创作存在回避斗争、不敢干预现实生活、不能真实地描写生活的缺点。

　　中共高层领导人对文艺现状也不满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都表达过这样的看法。1956年3月8日，刘少奇听取文化部党组汇报时指出：“百花齐放，就允许并存，各搞各的，比如洋的土的都可以搞嘛。”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强调吸取苏联的教训，并指出：我们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4月18日，在一份德国统一社会党一位党的干部谈他们国内遗传学家对过去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的反映材料上，毛泽东批示：“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据此，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北京大学李汝祺教授参加这次座谈会后写了《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毛泽东读后即让胡乔木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并亲自写了“本报编者按”，替作者改新题目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对“百家争鸣”作用作了简洁而深刻的阐释。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号召以苏联为鉴，走自己的路。在大会讨论中，陆定一等就科学文化问题发言。陆定一说：“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对此表示认同，几次插话。4月28日，毛泽东作总结发言，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这就第一次把“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放在一起作为科学文化发展的指导方针。

　　这一方针的正式宣布，是在随后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上。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各方人士发言之后，毛泽东指出：“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5月26日，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向知识界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讲话一开始就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目的，就是要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中，“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繁荣我们的文学艺术而努力，为使我国的科学工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这个报告在作了修改后，毛泽东批示公开发表，最后发表于1956年6月13日的《人民日报》，将“双百方针”向全国公布。1956年9月，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决议对“双百方针”也进行了阐述，指出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使“双百方针”成为党发展科学和文艺事业的重要方针。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本文系“大别山红色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2011Cr251〕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