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强兵之上

　　一个源自西方的概念，近来成为中国官员和学者常常提及的词汇，这就是“软实力”。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上世纪末提出“软实力”的概念，意指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所具有的除经济及军事外的第三方面实力，主要是指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及民意等方面的影响力。

　　其实，软实力可以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找到深厚的渊源。孔子曾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意即远方的人如不归服，便发扬文治教化使他们来归附。而道家则言:“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意即天下最柔软的东西，可以在天下最坚硬的东西之间自由驰骋。即使在最“坚硬”的军事领域，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一直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最高战略目标。

　　于今人而言，大可不必纠结于儒道兵注释软实力，还是软实力注释中国传统，或者以这些经典之说去向奈先生讨要个软实力的版权。不妨埋头审视一下我们的思想、政治、文化传统，会发现这几句话绝非从故纸堆里翻出以古论今的只言片语，正是这些传统思想的一脉相承，成为中华文明演化的主轴，甚至主导历史上东亚地区的国际体系。

　　历史上确存在一个中华国际关系体系，即以万邦来朝的朝贡制度为表象，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朝贡体系远非一种易物的贸易体系， 缺乏重商传统的历代天朝从不屑于用经济手段，也鲜用武力维持这个体系，真正维护这个体系运转的恰是“文德”。作为这个体系核心的中国，虽内部发生了无数轮腥风血雨的王朝更迭，其“文德”的核心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正是这个体系维系了亚欧大陆东部及周边地区数千年的国际秩序。

　　历史来到1840年，海上杀来了载满鸦片的英国商船和船坚炮利的英国军舰。半个世纪后1895年的甲午战争，东洋居然打败了大清，延续数千年的中华体系轰然倒塌，真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老大”中国来说，这个跟头跌得很惨，从天下共主跌至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在经历一系列惨烈的失败之后，华夏上下终于得出了一个硬邦邦的道理—“落后就要挨打”，中国终于告别“修文德”的软实力主轴，转而追求实现经济富国军事强兵之路，告别“天下至柔”而求“天下至刚”。

　　经过百多年历史跌宕，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终于走上富强之路，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实现GDP全球第二，军事实力大增，接近实现富国强兵的战略目标，一个日趋强盛的中国出现在世界舞台。此时，不妨设问:在初步实现富强之后，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中华民族复兴目标是否止步于富强?是富国强兵至上还是富国强兵之上?

　　不必过多论证软实力如何成为真正实力。先哲早已告诉我们:“文德”得以安远人、“天下至柔”得以驰骋于“天下至刚”，“不战而屈人之兵”实乃上上策。在具备了富国强兵硬实力的基础之上，作为民族精神内核的软实力是立足世界的核心竞争力，决定更长远的未来。

　　回归传统绝非全盘复古。国际关系语境早已不同，当今世界早已不容以昔日“天下观”待之，更不可能是朝贡体系的重构，绝非坐等家门可等来万邦远人来朝来附。需要依托经济军事富强的坚实基础，坚守大国使命，挖掘中国价值观的当下意义，探索国际问题的中国人文解决方案，与世界各文明共同构筑面向21世纪的新人文主义，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或许是中国软实力建设面临的更为艰巨的使命。

　　经济军事物化的差距相对容易缩短甚至超越，可以通过模仿、学习和交易的方式获得;而软实力内生而成，需要长期的艰苦建设，绝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好在我们有改革开放积累的物质基础，有富国强兵的强大保障;更重要的是我们有着悠久而不间断的文明演化历史，有中华民族巨大创造力重新迸发，这都是我们软实力建设取之不尽的源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仅是富国强兵，在富国强兵之上，还应有“修文德”，还应有“天下至柔”，还应有“不战而屈人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