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根泽的读书生活

　　文史学家罗根泽(1900-1960)称，他的读书生活，“值得记述”的，有四个阶段：“一是学舍的读书生活，二是研究院的读书生活，三是战前的读书生活，四是战时的教读生活。”他把清华国学院短短四年“研究院的读书生活”，视作“治学的始基” 。

　　入学即被梁启超领去拜谒王国维墓

　　青年罗根泽，接受传统式教育后，在家乡深县高级小学教国文，受到新文化鼓荡，立志“创作新文学，整理旧文学”。1922年，到南开大学的暑期学校教师进修时，听到梁启超和胡适两位先生的讲座，遂“对整个旧文学，更发生了绝大多兴趣”。1925年成立的清华国学院，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一代大师，是当时最重要的学术机构。于是，1926年冬，他将自己撰写的《庄子学案》、《荀子学案》，简介托人“介请梁任公 先生指正”。得到梁启超先生的首肯后，遂于次年春天，到清华园“晋谒”。秋天，他便脱颖而出，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报考的科目是“诸子科”，导师为梁启超先生。

　　在他关于清华园求学的回忆中，相较清华良好的硬件环境、丰富的图书资源，罗根泽更加怀念里边的人和事。据罗先生回忆，在入学后不久，梁启超先生带领国学院学子们，到一年前自湛昆明湖的王国维先生墓前拜祭。在墓前，面对学生，梁先生说：“静安先生的学问的确超类绝群，超类绝群的成就由于他有热烈的情感和冷静的头脑。情感热烈所以学问欲无穷;头脑冷静，所以研治的学问极精。”这使刚刚入学的罗根泽，获得“绝大的启发”，使他“不敢‘妄自菲薄’，同时也得‘有所尊依’”。

　　“文献的学问”与“德性的学问”

　　梁启超先生一直强调，国学应该有两条道路要走，一是“文献的学问”，一是“德性的学问”，亦即治国学既要精进知识，同时还要砥砺道德，二者缺一不可。后来，梁启超带领学生到北海的松坡图书馆赏玩，在游玩间隙，仍不忘对学子们进行教导，对只注重知识传授却忽视培养人格的教育模式进行批评。这恰恰是我们今天的教育模式中，所缺乏的应有的关注。

　　由梁启超、王国维 、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马衡、梁漱溟等先生培植的清华国学院治学空气，熏陶感化着即将踏上学术研究的国学院青年学人。正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清华国学院学人，热爱传统文化，以学问为志业。那段“研究院的读书治学”时光，在每一位学人心上，镌刻了深刻的印痕，也让罗根泽先生“不止到现在使我有深厚的回忆，当时也在热烈的留恋”。这些都奠定了罗根泽先生的学问指向，哪怕在民族危亡、自己飘零无书的时代，仍然坚守民族文化，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

　　为“有书可读”而换执教学校

　　1929年从清华国学院毕业后， 罗根泽辗转各地教学任教，同时也勤奋地进行学术研究 ，撰写完成《乐府文学史》、《管子探源》、《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等重要学术论著。可惜好景不长， 因为日军全面侵华，“粉碎了安定生活”，罗先生“丢弃了自己购置的书籍，丢弃了自己蒐辑的材料，丢弃了自己撰录的札记”，“赤手空拳的带着妻子”避难寻找安身之处。好不容易到了城固的西北联合大学，乡居无事，却“无书可读”。

　　后来，因为向往有书可读，罗根泽离开了自己工作了八年的学校，辗转来到陌生的重庆中央大学。条件仍然十分艰难，一家数口蜷缩在学校的一间宿舍，每日往返几十里教学授课。但是，学校有图书馆，尽管混乱不堪。但是，因为清华国学院养成的学问习惯，罗根泽先生还是排除万难，咬牙坚持，完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四个分册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