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东汉师儒兴学的文化风貌

　　王莽天凤年间，刘秀前往长安读书，专门研修儒学经典《尚书》。就读期间，因为资用不足，曾经和同学合资买驴，让从者代人载运，以运费补给开支。刘秀求学有艰苦经历，但是后来在学业上并没有什么成就。然而他却以成功的政治经营，建立了一个王朝，而一个具有特殊文化风貌的时代，也由此开始。

　　“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汉光武帝刘秀对儒学学术建设予以特殊的关心，儒学隆赫一时

　　汉光武帝刘秀与他的祖上，那位鄙视儒生，甚至朝儒冠里撒尿的汉高祖刘邦不同。清代史学家赵翼注意到这一点，说“帝本好学问”。他的功臣集团中儒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军事领袖也“皆有儒者气象”。“诸将之应运而兴者，亦皆多近于儒。”“东汉功臣多近儒”的情形，与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往往出于亡命无赖明显有别。

　　《后汉书·儒林列传上》记载，“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每到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问雅，对于儒学学术建设予以特殊的关心。本人能通《春秋》和《尚书》的汉明帝，永平二年曾经亲自到太学讲经，《后汉书·儒林列传上》记载当时情形：“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旁听围观的群众多至以十万计。可见儒学隆赫一时的盛况。

　　不仅帝王亲自倡导儒家经典的认真研读，太学和郡国官学都得到空前优越的发展条件，东汉私学也繁盛一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士大夫家族。他们世代相继，广收门徒。许多名师教授的弟子，往往多至数百人乃至数千人。

　　女子亦热衷于经学及文化学习，成为东汉的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读书学习也是宫廷生活的重要内容。《后汉书·皇后纪》说，汉明帝马皇后“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汉和帝皇后邓绥六岁即“能史书”，十二岁时已经精通《诗经》和《论语》，可以和兄长们讨论儒学经传中的学术问题。入宫后，“从曹大家受经书”，往往夜间勤奋读书。

　　向邓绥传授经书和天文、算术的“曹大家”，就是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盛名的女著作家班昭。班昭是《汉书》主要作者班固的妹妹。班固去世时，这部史学名著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汉和帝命其妹班昭续撰，后来又命跟随班昭学习《汉书》的马续继续完成了《天文志》。班昭的其他著作，有“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当时的大儒马融，曾经在班昭门下学习《汉书》。班昭多次被皇帝召入宫中，“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班昭丈夫的妹妹名叫曹丰生，据说“亦有才惠”，曾经写信就《女诫》的内容向班昭提出批评，且“辞有可观”。这是历史上少见的女子相互进行学术文化辩论或者道德伦理辩论的故事。班昭的论著由她的儿媳丁氏整理。这位丁氏，又曾经作《大家赞》总结班昭的文化贡献。看来，在特定情形下，汉代甚至曾经出现过才具先进的由女性组成的文化群体。汉和帝邓皇后曾经命令宫中宦官学习儒学经典，然后向宫女们传授，后宫中于是形成了“左右习诵，朝夕济济”的学习风气。

　　东汉时刻意倡导的经学学习热潮，影响之广深，从童蒙教育之发达、洛阳书肆之盛可一斑窥豹

　　汉代童蒙教育的进步，是当时文化成就的突出内容之一。汉代童蒙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也有特别值得重视的地位。学习成绩优异的孩子，得到“圣童”、“奇童”、“神童”的称号。“神童”称谓，最早就是从东汉开始使用的。

　　通过东汉思想家王充的学习经历，可以看到当时洛阳这样的都市中图书市场的作用。《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王充完成的文化名著《论衡》，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的学术基础的奠定，竟然是在洛阳书肆中免费阅读“所卖书”而实现的。东汉时期还有另一位在书店读书实现学术积累的学者。据司马彪《续汉书》记录：“荀悦十二能读《春秋》。贫无书，每至市间阅篇牍，一见多能诵记。”荀悦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学者。他所撰写的《汉纪》，成为汉史研究者必读的史学经典之一。

　　东汉砖文可以看到《公羊传》文字：“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正月，王之正月也。何言乎王之正月?大一统也。”泥砖上刻划文字，很可能是普通劳动者所为。结合居延汉简边防军人书写文字也有“元年春，王正月”的情形，可以体会当时儒学经典在社会下层普及之广。当时倡导的经学学习热潮，可以说有所成功。以此确立王朝正统的努力，也是有效的。

　　东汉社会经学学习气氛如此浓厚，对于社会安定有积极效应，但对于全民倾向经学的局限，东汉末年一些开明之士亦有清醒认识

　　东汉社会经学学习气氛如此浓厚，有人认为对于稳定朝政有积极的效应。范晔在《后汉书·儒林列传》最后的总结中发表了这样一番议论，他说：东汉自桓帝、灵帝时代起，政治危局的迹象已经显现，然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这与“人诵先王言也”，儒学政治原则深入人心有密切关系。范晔说，儒学道德的约束，实现了社会安定，所以说“先师垂典文，褒励学者之功”，意义真的是非常重要啊。这样的判断，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是认真思索，我们又可以发现，儒学在当时文化教育系统中的主导地位，限制了百家之学的发展和普及，儒家经学的文化垄断压抑了社会的创新力。

　　东汉末年，一些开明士人，如后来在民间成为智慧象征的政治活动家诸葛亮等，以对实用之学以及法家文化遗产的重视，表达了对“浮华”“迂滞”的经学的厌弃。诸葛亮亲自为刘禅抄写，实际上即专意推荐的必读书，都是法家著作和兵书。孙权对吕蒙自述读书心得所谓“自以为大有所益”者，不包括儒学经典。他提示吕蒙“宜急读”的建议阅读书目，都是史书和兵书。引导思想学术新潮流的玄学的发生，以对儒学消极面的批判为观念背景，明确“托好老庄”的文化倾向。嵇康《难自然好学论》中表达的“以六经为芜秽”，“睹文籍则目燋”的态度，前则鄙儒，后则厌学，都是对东汉学风的反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经过深刻反思之后对东汉全民倾向经学的文化潮流的清醒认识。

　　(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