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人如何走向世界

　　当今，中国人走向世界，早已是极为普通平常的事情了。可是，当我们把目光回溯到一百多年前的晚清，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刚刚被西方列强敲开的时候，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只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而且他们的脚步是那样蹒跚、踉跄。那么，晚清中国人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向世界的呢?他们都是什么人，通过什么途径呢?

　　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

　　华工、洋人雇员和最初的外交使团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和闭关政策，严格限制中国人出海贸易和旅行。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用军舰大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开放了上海等5个沿海通商口岸，从此外国商人、传教士、外交官、军人、旅行家等大批涌入中国，但中国人出国却为数很少。

　　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出国的中国人大致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被西方殖民者诱拐贩卖的契约华工。外国洋行及其雇用的买办、掮客，诱骗华工签订契约搭乘外国轮船出洋，贩卖到急需劳工的古巴、美国、秘鲁、澳大利亚等地。据统计，1847年至1852年，从厦门通过贸易共输出华工8281名。这些华工在贩运途中和劳动场所，遭到非人待遇，被当作奴隶和牲畜一样残酷虐待，死亡率很高。

　　第二类出洋的中国人是个别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或替西方商人、洋行、外国外交、宗教、文化教育机构团体服务的买办、雇员、翻译。例如福建人林鍼，受雇于厦门美商，1847年到美国，一年多后回国写了《西海纪游草》，是晚清中国人撰写的最早的美国游记。还有受雇于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开办墨海书馆的苏州文人王韬，1867年曾赴英国牛津大学讲演孔孟学说，可以说是晚清第一位在欧洲大学讲坛上宣讲中国文化的中国学者。

　　第三类是由外国传教士带到西方留学的中国青少年。其中最有名的是1847年被美国传教士、香港马礼逊学堂校长布朗带到美国留学的容闳、黄宽、黄胜。容闳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成为第一个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人。黄宽成为经过欧洲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中国第一位西医。黄胜则与伍廷芳共同创办《中外新报》，与王韬合作成立中华印务总局，成为近代出版印刷业的先驱人物。

　　第四类出洋的中国人则是由外国人士带领前往西方游历访问的少数中国官员。例如1866年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要请假回国结婚，总理衙门便派遣了前山西襄陵县(今襄汾县)知县斌椿与其子广英以及3名同文馆学生，随赫德赴欧洲观光游历。他们在英、法、德等9国游历了7个月后归国，这是晚清中国官员走出国门海外游历的第一次尝试。还有1868年的蒲安臣使团。该团由刚卸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率领，他被授予“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头衔。为了维护面子和平衡列强关系，使团成员还包括两名清政府总理衙门的章京志刚、孙家谷，以及一名英国人和一名法国人。使团用2年8个月，访问了欧美11个国家。其间，蒲安臣四处包揽交涉、谈判，甚至擅自与外国缔约，中国使臣几乎成了点缀品和观光客。不过这毕竟跨出了中国外交走向世界迈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

　　驻外使节、游历官员与官派留学生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开始向外国派遣外交使节、独立的游历考察官员和官费留学生，中国人由完全被动到逐渐主动地走向世界。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列强通过《北京条约》取得公使驻京权利。而清政府直到70年代才开始派遣赴外使臣。最早在1870年派遣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出使法国特使、钦差大臣，其使命只是为“天津教案”向法国道歉。1875年(光绪元年)任命出使英国钦差大臣郭嵩焘，最初的使命也是为了“马嘉理案件”赴英国道歉，然后才转为长驻英国，成为晚清第一位驻外公使。但郭嵩焘在日记和报告中对西方文明有些肯定的描述，遭到顽固保守派士大夫的群起攻击，最后任期未满就被清政府调回。其《使西纪程》一书也被禁止发行并毁版。1877年至1878年，清政府陆续在英、法、德、日、美等国开设了驻外使馆，派遣了驻外使团。

　　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清政府还主动独立地派出一些官员出洋考察、游历和调查。例如1879年道员徐建寅受北洋大臣李鸿章派遣到欧洲订购铁甲舰，考察了各国工厂。他写的《欧游杂录》是中国官员第一次对欧洲近代工业进行深入考察的珍贵记录。

　　1887年清政府还通过考试，从中央六部中下级官员中选拔了12名海外游历使，分别派赴亚洲、欧洲、南北美洲20多个国家，进行了为期两年的、以调查研究外国情况为主要任务的海外游历考察。其路程之远及所到国家之多前所未有，且所取得的成果也是空前的。可惜这批海外游历使回国后却没有被重用。

　　这个时期清政府开始向海外派遣官费留学生。最早是官派幼童留美。1871年在容闳的建议下，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奏请派幼童赴美留学，获清廷批准。在上海设立出洋肆业局招生，从1872年至1875年先后分四批派遣120名10岁至16岁幼童赴美国留学。他们在美国的中学毕业后，陆续有50多人考入耶鲁、哈佛等美国大学学习。留美幼童在美国学习勤奋，进步很快，同时思想、习俗也渐渐发生变化，如见了官员不愿下跪等，被守旧顽固派攻击为“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加上当时美国出现排华风潮，清政府在1881年决定将留美幼童全部撤回，该计划半途而废。这些留美学生回国后不少人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政界、军界、外交界等领域的著名人物，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如被誉为“中国工程师之父”的詹天佑等。

　　此后，1877年至1897年清政府又先后派遣了4批共80多名学生留学欧洲，主要是英国和法国。因为这些学生大多数是从福州船政学堂学生中选拔的，赴欧主要是学习海军的造船和驾驶专业，故史称“留欧船政学生”，如晚清北洋舰队的主要舰长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等。

　　值得注意的还有1896年李鸿章的出洋。当时清廷派大学士李鸿章为特命头等钦差大臣出席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他负有“联俄拒日”的使命，与俄国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还应邀访问了德、法、英、美、加拿大等国。李鸿章使团是19世纪清政府派出的最高级别外交使团，历时190天，是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20世纪初：

　　赴日留学、考察与五大臣出洋

　　1895年甲午战败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强烈要求向西方与日本学习，因此在20世纪初出现了一个赴日本留学和考察的热潮。当时清末新政急需人才，清政府实行提倡鼓励官费、自费并举留学的政策。

　　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后，出洋留学也成了知识分子的重要出路。日本政府采取主动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加上赴日留学路途近、文字习俗相似等因素，留日学生从1901年的200多人，猛增到1906年的8000多人。后因中日双方的限制政策和国内教育的逐渐普及、欧美国家积极招收中国留学生，留日热逐渐降温。

　　与19世纪清政府派往欧美的官费留学生大多学习理工和海军不同，20世纪初以自费生为主的留日学生学习的专业非常广泛，从政法、文史到理工、农医等，其中以学政法和陆军为最热门。此外，20世纪初还有大批中国官员、士绅、文人、学者或官派或自费赴日考察游历，撰写了不少调查报告和考察记，为中国改革和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这个时期还应特别提到1905年至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它标志着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的历程上又迈出了一大步。1905年，由于民族危机加深和日俄战争的影响，驻外公使和地方督抚也纷纷奏请仿效日本与欧美的政治制度。清廷派出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五人，深入考察欧美与日本的政治。还选调近百名素质较高的官员和归国留学生为随员。他们分成两路先后考察了欧美13国和日本，共半年左右，考察虽以宪政为中心，但实际调查范围很广，涉及议会、政府、司法等，大量收集、翻译各类外国图书资料。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晚清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官员走向世界的一个大体发展轨迹。这反映出晚清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艰难曲折道路上一步一步地在前进，逐步了解国际社会，登上世界舞台。

　　作者简介

　　王晓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主要著作有《近代中国与世界》等10多部，发表论文2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