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葛思德图书馆

葛思德

 胡适和其继任者童世纲在葛思德图书馆

　　众所周知，胡适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馆长。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在这段时间曾经写过两篇相关的英文文章，一篇是My Early Association with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载Green Pyne Leaf，1951年第6期)，另一篇是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at Princeton University(载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Chronicle，1954年第3期)。最近出版的《胡适英文文存》(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3月)收入了这两篇文章，使我们得以更好地了解这个图书馆的早期历史以及胡适和它的因缘。

　　图书馆的创建人葛思德(Guion M. Gest，1864—1948)是一位美国商人，1914年在纽约创办了一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建筑工程公司。随着业务的扩大，葛思德在20世纪20年代多次来到中国，并结识了美国驻华使馆海军武官义理寿(Irvin V. G. Gillis，1875—1948)。义理寿后来辞去了公职，专门帮助葛思德购买书籍，完全可以看作是图书馆的另一位创建人。

　　葛思德患有绿内障(青光眼)，在美国和欧洲多次寻医问药，但效果不佳，一直饱受痛苦。在北京使馆结识义理寿后，义氏建议他试试中医，并推荐了“马应龙定州眼药”。马应龙眼药始创于明万历年间，创始人马金堂是河北定州人，起初叫“八宝眼药”，清乾隆年间马金堂的后人马应龙将“八宝眼药”定名为“马应龙定州眼药”，从此遐迩闻名。民国初年北京有不少店家就靠卖这一种眼药就足以维持门市。葛思德一试之下，发现效果果然不错，虽然没有完全根治他的青光眼，但大大缓解了病症。这让葛思德对中医产生了极大的好感和兴趣，于是他给了义理寿一笔钱，让他公务之余收购有关中医中药的书籍，葛思德图书馆的第一批书籍由此而来。

　　在义理寿的建议和参谋下，葛思德对中文书籍的兴趣逐渐扩大，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到1926年时，购书总量已达232种，8000册，存放立刻成为了一个问题，而且购买还在继续。葛思德的公司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有一家办事处，和当地的麦吉尔大学经常打交道。经过协商，麦吉尔大学同意为这批中文书建立一个专藏，并于1926年2月13日对外开放。此后经义理寿之手各种书籍源源不断地从北京运往麦吉尔，到1931年总量已达7.5万册，到1936年则猛增至10万册。

　　20世纪30年代美国遭遇空前的经济危机，葛思德公司深受影响，到1936年时葛思德开始考虑转手这批藏书，但麦吉尔大学无力收购。一番周折之后这批珍贵的文献于1937年落户普林斯顿大学，并最终于1948年正式归属普大，同年葛思德与义理寿相继去世，这批书籍的最终归属应该足以让两位创始人安心地离去。葛思德藏书加上普大原有的约三万册中文图书，使普大一跃成为与美国国会、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并肩的中国学文献中心。

　　1946年，在欧美搜求珍稀中文文献的著名学者王重民应邀访问普林斯顿大学，在查阅了葛思德图书馆大约三分之一的藏书后，他惊讶地发现经部中有70%的版本是美国国会图书馆或北平图书馆所没有的，而集部中则有50%的版本是另外两家没有的。仅此两个数字就足以证明葛思德藏书的质量和价值了。

　　如此大量中文珍本的汇聚，完全是义理寿的功劳。义氏虽然行伍出身，但是他精通汉语，又娶了一位满族女子做太太，加上购买的过程本身也是学习的过程，义理寿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成长为一名相当专业的版本目录学家，虽然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门训练。同时义理寿又具有商人的精明，知道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他不和中、日书商争购宋版书，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明版上，其中标点本佛经(1399年刻本)、朱载堉《乐律全书》(1599年刻本)、钱谦益《初学集》(1643年刻本)最能显示义理寿的眼光。在清版书中，义理寿相当看好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这套丛书共138种，原版刊刻时间前后相距30年，每种印量大约不超过300册，所以要凑成一套绝非易事，近代藏书家缪荃孙经过一生寻觅才实现了这一宏愿。义理寿在果断地买下艺风老人这一套后，又四方寻求，凑足了另外3套(包括替哈佛燕京学社代购的1套)，在当时全世界仅有的5套中独占4套(另有1套藏于故宫)，完成了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工作。除了眼光、经验、生意经之外，义理寿也不缺少运气。1926年左右，义理寿听说北京西山八大处之一的大悲寺有一套大藏经出售，在初步判断有价值后，义理寿买下了这套5348册的佛经。他当时万万没有想到，这套他称之为“大悲寺经”的古籍就是中国佛教史上十分著名的《碛砂藏》。《碛砂藏》原刻本于南宋后期至元代中叶陆续完成，大悲寺藏的这套虽然是抄配、补配的《碛砂藏》，但其中宋元刻本也达到了2000册之多。另外，据胡适后来的检视，其中不少配补的明刻本也很有价值，特别是《南藏》本和建文元年天龙山刻本都是难得一见的珍稀文献。义理寿的这桩买卖，再次验证了一句老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义理寿在四处打探和购买的同时，为这批书籍编写了一份详细的目录，1941年以《葛思德东方藏书库书目》(Title Index to the Catalogue of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为题在北京刊印，大大便利了后人的查阅和研究。

　　胡适上任后，根据义理寿的目录对藏书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在葛思德10万册藏书中，胡适认为有版本价值的约4万册，具体说来可以分成10组：(1)宋版书700册，(2)元版书1700册，(3)明版书24500册，(4)稿本3000册(其中抄写于1602年以前的2150册);(5)雍正六年(1728)铜活字排印本《古今图书集成》5020册，(6)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412册，(7)武英殿本二十四史754册，(8)翻刻宋元明本2000册，(9)蒙文《甘珠尔》109册，(10)中医中药书2000册。为了让这些珍贵的文献为更多人所了解，1952年胡适特别策划了一次书展，展期持续两个月(2月20日—4月20日)，受到了美国各界广泛的好评，成为他两年任期的最大亮点。

　　胡适出任馆长是在1950年，但他和葛思德图书馆的渊源却可以追溯到1943年。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移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从1943起，他开始投入精力考证《水经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一部古代地理学经典著作，由于屡经传抄翻刻，错简讹夺十分严重，因此历代研究者甚多。到了清代，著名学者赵一清、戴震等对以前各种版本做了精心的校勘和研究。但是晚清以来，以魏源、王国维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戴震的《水经注》研究产生了怀疑，认为他有抄袭赵一清的重大嫌疑，由此形成一桩著名的公案。胡适出于学术兴趣和个人情感(戴震为胡适安徽同乡)，决心重审此案。由于赵一清《水经注释》稿本完成时间 (1754)和刊刻时间(1786)相差30多年，胡适认为有必要首先将这两个本子进行对勘，刊本很快就找到了，但稿本却一筹莫展，194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胡适得知葛思德图书馆藏有赵著稿本的一个完整的抄本，真是喜出望外。在考证此案时，胡适发现，戴震整理的《水经注》有两个刊本，一个是由乾隆皇帝题诗的武英殿聚珍本(1775)，一个是没有皇帝题诗的自刻本(1776)。为什么在殿本出版的几乎同时要推出自己的刻本呢?胡适认为乾隆的题诗值得研究，但要确定这首诗确切的写作时间，就必须查询按照年代编排的乾隆《御制诗文全集》。但在美国，无论是哈佛、哥伦比亚，还是国会图书馆都没有收藏这位皇帝诗人的作品，无奈之下胡适再次求助于葛思德图书馆，结果发现那里不仅有，而且还有两套。

　　对于收藏家来说，版本当然是最要紧的，而对于研究者来说，内容无疑更为重要。葛思德图书馆作为一个“收藏家的图书馆”(collector’s library)显然当之无愧，而作为一个研究型图书馆(research library)它也完全合格。

　　从1943年到1946年6月回国，胡适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多次和葛思德图书馆打交道，每次都有意外的收获，留下了非常愉快的印象。这或许是他日后愿意出任馆长的一大动因。有些学者认为胡适任馆长的两年是他一生最黯淡、最委屈的时期。此说固然有它的根据，但我倒并不这么看，对于一个嗜书如命的读书人，一个善于利用孤本秘籍做学问的学者，坐拥10万册书城应该是令人愉快的。胡适这个时期写的两篇英文文章中，也完全没有丝毫的怨气和消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