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走过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朝着西北方向前行，10多分钟后，便见一片拆迁后的空地。
“喏，那儿就是汉代的城内大道!”
循着孙勐手指的方向，只见一个深深的土坑：底部是一条南北向延伸的道路，两旁的排水沟依稀可见，一些陶罐散落其间——这里是2000多年前的路县故城遗址。
孙勐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北京文研所)路城项目负责人。路县故城城址考古已进行到第五年，如今遗址公园规划已编制完成，城墙外一期绿化正在实施。
3000多年建城史，860多年建都史，北京的每寸土地下面都有好几层故事。步入新时代，北京城市面貌不断刷新：大兴国际机场迎来八方宾客，通州城市副中心加快建设，延庆冬奥场馆呼之欲出……伴随着这些重大项目建设，北京也迎来诸多重大考古成果。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时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
首善之区，护佑历史文化遗产不含糊。2012年至2019年，配合国家及市级重点工程，北京市完成各类考古勘探工作约2000项，勘探总面积2亿多平方米，相当于把整个北京三环路以内都勘探了一遍。
数据背后，凝结着无数考古人的汗水和心力。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近北京这几年考古的那些人、那些事。
发 现
汉代路县故城重见天日，从考古的角度将通州历史往前推进了千年，“当时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16年2月26日，北京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大地还没有从冬日的寒冷中完全苏醒，考古人员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地块上打下了第一个探孔。这是北京新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
史料记载，通州自西汉就设置路县。清朝时，古城遗址尚存，其所在地名为古城村。然而，岁月侵蚀，地表上的城墙早已荡然无存。
匆匆从圆明园工地赶来支援的孙勐，被眼前的壮观场景所震撼。这里铺开的，是几十万平方米的考古现场。来自全国的9支考古队、2000多名考古工作人员与探工，身着印有“北京考古”字样的工作服，在其间紧张忙碌着。
经过历时4个多月的地毯式勘探，深埋地下的汉代城墙夯土终于被发现。
“路县故城的北城墙找到了!”北京文研所所长白岩兴奋地给时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舒小峰打电话。
舒小峰马上赶到通州，“能不能用最短的时间确定故城范围?”当时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正在编制中，如果有重大考古发现，规划可能面临调整，时间不等人。
“当时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白岩说，考古发掘具有不可预见性。
怎么办?“找城墙先找夯土。”那些天，白岩和孙勐紧盯着探工，将发掘出的夯土放在手心里细碾轻搓，生怕错过一丝信息。“如果有古代的文化遗存，土样中会有红烧土颗粒、炭屑、陶片、骨屑等遗物。”
靠着夯土中的“密码”，东城墙、南城墙依次出土。
7月11日，城墙的西南角被发现，完整的路县故城城墙终于呈现在人们面前。
“真是太幸运了!”孙勐至今仍很感慨。
路县故城城内，明清、辽金、汉代三个时期的道路相叠压，大量汉代沟渠、道路、房址、灶等依稀可见，陶釜、铁器、铜钱等散布其间。城外，考古人员发现100多口汉代水井，还出土了6种碳化了的农作物种子。
以城址为中心的周边地区，4000余座墓葬陆续被发现，年代从战国时期延续至明清。由此，从考古的角度将通州的历史从隋唐往前推进了千年，填补了汉代县级城址考古的学术空白。
“一座城市，只有当你深入地了解了它的过去，才能更好理解它的现在，并展望它的未来。”一位考古学家在充分研究古代都城考古的基础上提出，元大都是古今重叠型城市遗址的代表，而路县故城则是古今沿用型城市遗址的典型。前者位于老北京城，后者处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两城东西并峙相对望，共同守护着北京这片古老的土地，传承着首都的文化根脉。
几乎同一时期，北京南部大兴区，北京文研所张智勇团队在大兴国际机场工地上发掘了353座墓葬，出土各类文物800余件。
北京西北部延庆区，北京文研所戢征团队在世园会工地上发掘出1160座西汉至清代墓葬，出土了多块刻有“太康六年”“上谷”“阿秋侯君”等字样的铭文砖，以及银质龟纽“偏将军印章”。
“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没有一个是容易的，但我们都在全力推进。”白岩说。
2019年，北京文研所开展考古调查371项，完成考古勘探218项，勘探面积1765万平方米，考古发掘113项。其中，北京城市副中心完成考古勘探22项，大兴机场完成考古勘探13项。
付 出
田野考古，听起来有几分浪漫色彩，但少不了那些风餐露宿的日子
北京城市副中心考古最紧张的时候，孙勐就租住在附近的召里村，整整3个月没有回家。
院落里，最好的正房存放文物，配房是饭厅，桌子一拼可以画图，晚上拉个帘子又成了卧室。孙勐就睡在一张旧床垫上，上面码堆着《商周彝器通考》《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等一大摞书。
“我住得还算不错，有窗户通风。”孙勐说，有8名队员挤在约20平方米的屋子，还没有窗户。
虽然条件艰苦，孙勐却非常珍惜这次机会。“这是我第一次做城址考古。几乎所有新的考古技术和方法，都得到了实践检验。比如，过去勘探只是人工用洛阳铲去探，现在则有探地雷达辅助。”
北京土生土长的郭京宁，当初进入北京文研所有自己的“小算盘”。“留在本地工作最好不过了。”结果，郭京宁发现自己失算了，有时候想回趟家不比在外地工作的人容易。
田野考古听起来带有几分浪漫色彩，实则艰苦异常。一旦开工，双休日、节假日都不能停工，考古人员也不能离开现场。一方面是工作节奏使然，另一方面也是防范心怀不轨的人窥伺文物。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北京段考古发掘时，郭京宁的住所就在距现场不足百米的地方。
不出所料，有文物贩子盯上了这里。
“那是一个年轻男子，每天准时出现在挖掘现场。车停一边，就站在警戒线外观看考古人员工作，不时还能说出一些文物的门道。”郭京宁回忆，那个年轻男子不仅格外喜欢打听出土文物的估价，而且还用光盘挡着车牌号。
见他行为可疑，考古队员们更加警惕，最后发现果然是个前来“寻宝”的文物贩子，“后来可能觉得出土的都是陶片，就没再来了”。
夏季发掘时，为了避开酷暑并获得好的摄影光线，第一班工作时间是凌晨4点至早上8点，晚班则是下午4点至晚上9点。当大多数人在酣睡或休憩之时，郭京宁不是在大山深沟爬到梯子上照相，就是在荒郊野外下到墓穴中清理。
在延庆的那次考古发掘时值正月，从驻地到工地要爬2个小时的山路，郭京宁只能带饭上山。在外风餐露宿干了10多天后，蓬头垢面的他回到单位，保安一时没认出他，不让进门。
别看戢征三十出头就负责世园会工地考古项目，算起来，也是一个“老考古”了。
2002年，北京文研所刘风亮、董育纲两位老师带队，在大兴青云店镇研究辽代壁画墓。得知消息后，当时正上初三的戢征骑上自行车跑去工地转悠。也正是那会儿，他心里埋下了学考古的念头。
尽管父母希望他当老师，高考分数也比首都师范大学录取线高出一大截，戢征还是坚持报考了考古系。
2016年9月结婚，婚假没休完，戢征就去了世园会工地。“在事业单位工作，咋每天灰头土脸的，鞋上还全是泥?”岳父母纳闷。
妻子钱月倒不奇怪。“谈恋爱时他就带我去过工地，让我看看什么是考古。”
钱月在首师大附中当历史老师，上学期开了门“考古学探秘”选修课，戢征提供了不少资料和图片。“他呀，手机里几乎全是考古的照片。”
“做自己喜欢的事，其实挺幸福的。”戢征的想法很单纯。
紧张的挖掘之后是漫长的整理过程，有时需要十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在北京文研所通州临时考古站，一间集装箱搭成的逼仄小屋里，大大小小的陶片摊了一地。把杂乱的陶片拼对出一个个器物，再想方设法复原，这是58岁的技师张继发的工作内容之一。
“很枯燥，不过拼出了罕见的器型，心里还是挺高兴。”他粗糙的手在陶片上摩挲着，“等博物馆建好了，你再来看看。”
到那时，张继发或许已在安享退休生活。而他修复的器物，将穿越千年与我们重逢。
探 索
“要动土，先考古”，考古发掘单位的意见，被作为土地是否入市交易的依据之一
别看这些年北京文研所的考古风生水起，考古队员们忙得风风火火，曾几何时，他们也有过清闲的时光。“以前我们总说，工作表现好才能去考古工地，表现不好没机会。”白岩笑言。
一边是考古人员发掘机会不多，另一边则是一度令人担忧的地下文物保护境况。
文物保护法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由于法律条文中用的是“应当”而不是“必须”，且未明确相关程序，曾有很多建设单位在立项和施工前不向文物部门报请就开工。
“一旦施工中发现文物，建设单位主动报告则意味着要自己掏钱勘探，同时还要为耽误的工期买单;如果遇到重大发现需要原址保护，还得改规划。”白岩介绍，“如此花钱找麻烦的事，建设单位往往难有主动性。”
即使开展了勘探，经费也是难题。虽然当时的法律规定，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工程预算，但在现实中文物部门往往只能自行垫付经费，完工后还得追着开发商要。
有一次，一家企业在大兴区施工时发现30多座唐代墓葬。勘探完成，文物部门上门收取费用，企业负责人一口拒绝。
法律落地遇到实际困难，在大规模城市建设过程中，地下文物遭破坏的事件时有发生。
2007年9月，北京文物部门接到举报，在建的北京西客站南广场地下车库发现一座古墓。等考古人员赶到现场，墓室已被刨开，棺板椁木散落在地，只留下一盒墓志——墓主人是明万历皇帝的舅舅、中军都督府左都督李文贵。
经公安机关调查，施工队一名挖掘机手发现了古墓，一看下面有宝贝又给埋上了，晚上就带人哄抢了墓里的文物，后因分赃不均被举报。警方介入后，只追回一条残缺玉带，其他文物则不知去向。
“如果施工前先行考古勘探和发掘，文物被盗抢的事件或许就不会发生了。”文物工作者呼吁加强建章立制，同时加强执法监督，“要动土，先考古”。
在时任北京市文物局政策法规处处长高小龙印象中，2010年4月开始，到位于槐柏树街的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开会成了常态。“会上争论得很激烈，谁都想说服对方。”
各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法律规定中的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到底多大是“大型”?有些地方以投资额的多少来界定，有些地方以工程性质来界定，有些则以占地面积来界定，标准不一。
“外省区市规定3万至5万平方米，但北京不一样，面积越小越好。作为千年古都，北京的地下世界是一个聚宝盆，有时一个不起眼的工程就能挖出宝贝。”高小龙坚持。
“考古队就那么点人，干得过来吗?”有人质疑。
“老城一锹土都不能动，动土就要勘探。一提到北京，大多数人想到的是长城、故宫、天坛等地上文物，地下文物的价值同样不容忽视。”北京文研所原所长宋大川直言。2005年，西城区一项工程在实施暖气沟改造时，发现一些瓷片，这块当时被当成“碎玻璃”坑的区域，后经专家认定，展开抢救性发掘。结果，出土120多万片瓷片，年代从唐末到明中期，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窑口最多的瓷片考古发现。
5万平方米，3万平方米，2万平方米，1万平方米……经过一次次碰撞，最终达成了共识：旧城之内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旧城之外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应当进行考古调查、勘探。这最终写入《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
这部2014年3月1日开始施行的专项规章，还规定符合条件的土地项目，由考古发掘单位出具是否具备入市交易条件的意见，相关意见作为土地入市交易的依据之一。这样在土地招拍挂之前或项目动工之前，考古工作已先期完成，所需经费纳入土地上市成本。
“专项立法将地下文物保护推进了一大步。”高小龙评价道。
共 识
“先考古，再施工，我们心里也踏实!”基本建设为历史遗存保护“让路”
“文物是地里捡的，又不是偷的、抢的，为什么属国家所有?”“破城墙、烂河沟，又不值钱，干吗要保护?”
高小龙早年在建筑工地当过技术员，没少听过这种话。在他看来，出台法规制度只是第一步，守护城市文脉，离不开施工单位、工人乃至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
工地进场醒目处，普法宣传栏立了起来。工人们进进出出，时不时瞄上两眼。
遇上宽敞地块，考古队辟出房间展陈文物，主动邀请工地负责人参观。“领头人有了文物保护意识，保护工作自然顺畅得多。”白岩说。
考古队还进工地开讲座，“考古不只是挖宝贝，不能光看它值不值钱。像古河道、古城墙，咱要是一锹下去，就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毁了。”
“工期实在耽误不起，白所长，能不能高抬贵手?”程远公司项目负责人向白岩倒苦水。
2017年4月，程远公司承建的中关村西三旗(金隅)科技园一期工程申报考古勘探。北京文研所工作人员第一次到现场，只见旧厂房的结构柱还留有墩子，没法勘探，第二次去条件还是不具备。
“旧城之外，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的，都得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并不是针对哪家公司哪个项目。”白岩耐心解释。
虽说后续工作进展顺利，但工期耽误了几十天。吃一堑长一智，日后，凡有项目涉及考古勘探，程远公司主动提供地勘资料、挖槽土样给北京文研所，积极配合各项工作。
“先考古，再施工，我们心里也踏实!”程远公司党总支书记陈宝君说，如今，公司每个项目推进要比别的公司快一二十天。
田野考古，受天气影响大，每年11月至来年3月通常都要停工。雨水充沛的夏季，一旦墓坑里灌了水，考古便无从施展。可是时间不等人，怎么办?
“面对冬日低温，我们就在晚上用浮土、毡子把墓坑盖上保温。夏天雨后，就用机器把水抽走。总之，工地不能停歇，宁可苦一些，累一些，也要如期完成勘探任务，尽量给施工单位赢得时间。”郭京宁说。
路县故城重见天日之后，2017年1月，北京将路县故城文物保护工作纳入城市副中心建设整体规划，并启动遗址公园和博物馆建设。京唐铁路、城际铁路联络线改为从地下穿过，避开故城。目前穿城而过的通胡路，将改道绕行，保证遗址公园的整体性。
“所有部门都特别支持，这种决策速度和保护力度让我们倍感振奋。”白岩说。
不独路县故城，房山刘济墓、清代庄亲王家族园寝、丰台辽代塔基、丽泽商务区唐代塔基等也得以原址保护，基本建设为历史遗存“让路”。
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北京尽展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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