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在中华文明尤其是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矿冶技术、铸造技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对后世研究青铜文化体系以及文明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2019年初，经国家文物局审批，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组成的联合考古队从10月开始，对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的云南春秋战国古矿冶炼遗址——龙脖河遗址展开了近两个月的勘探、发掘工作，其考古成果对研究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的矿冶、铸造技术等提供了依据。
炼渣统计分析现场
此次发掘的炼渣
发掘：发现矿冶炼炉28座
据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介绍，龙脖河遗址是云南省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完整、规模最大的，集采掘、冶炼于一体的冶铜遗址群。龙脖河为红河支流，区域内蕴藏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铜矿、锡矿、锑矿、镍矿、金矿、铅矿、锌矿等，其中铜矿藏量仅次于云南东川。龙脖河遗址位于金平县猛桥乡卡房村龙脖河矿区和红河的交汇区，于2004年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进行新街—河口公路考古工作时发现。
炼炉开口层位示意
据悉，早在2004年至2017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和金平县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就持续在该区域进行考古调勘工作。截至2018年底，在遗址范围内发现与冶炼相关的区域10个、古矿洞点1个、铜器出土点1个(疑为墓地)，冶炼点从红河谷底到石家寨所处的整个山梁均有分布。
考古发掘现场
2019年，对龙脖河遗址再次进行勘探、发掘，此次涉及面积500平方米，布置探方10个。发现各类遗迹32个，包括作坊遗迹1处、灰坑3个、炼炉28座。出土各类器物216件(套)，包括陶器、石器等。陶器有陶罐口沿、器底、陶防轮、陶支脚、陶范等，陶器都为夹砂陶，烧陶温度不高，均为手制，陶色以灰褐色、红褐色为主，少量黑褐色，大部分有纹饰，包括绳纹、刻划纹、弦纹以及多种组合纹饰等，仅有一部分陶片为素面。石器有石范、石锤、石拍、研磨石、凹石等。此外，收集的大量各类陶片、铜矿炼渣等分别送往美国贝塔分析实验室、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相关实验室进行检测分析。
研究：填补云南冶金史空白
此次发掘发现的炼炉28座，是云南地区首次正式考古发掘发现的早期冶炼炉，填补了云南冶金史的空白，意义重大。据介绍，大部分炼炉依山而建，方向各不相同。除部分遭到破坏的以外，均开口于早期地层。炼炉结构一般保存较好，炉壁四周的红烧土结节尚存，通道(鼓风口)、炉膛、炉腰、出渣口(金门)、炉衬等设施具备，部分炼炉周边还发现附属设施，如工作台面、柱洞等。炼炉形制多样，根据结构可分为碗式炉和“上腔下膛”的“8”字形炉等。炼炉内堆积一般有陶片、红烧土块、木炭和大量炼渣。相关负责人介绍，保存如此完好的炼炉，在冶金考古领域不多见。
在前期的调勘中，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将3号区域采集的两个炭样(剖面炼炉内)送往美国贝塔实验室进行测年。两个炭样的测年结果相近，均为距今约2450年，也就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考古人员推测，最迟在秦汉时期，我国先民就已认识并开始开发利用龙脖河流域的金属矿产资源了。在一个山梁发现10多处区域，说明当时的冶炼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了。从遗址区发现的古矿洞、铜矿石、炼炉、炼渣以及陶石范等来看，可以推测，龙脖河遗址的功能性质是一处集开采、冶炼、铸造为一体的早期矿冶遗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李映福介绍，该遗址曾开展过多次考古调查，对遗址的年代、分布范围有了初步了解。此次系统全面的科学发掘，对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的青铜冶炼技术类型、冶金技术交流与传播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计划：获取系统的矿冶历史信息
据介绍，考古工作队在发掘前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建立了各项管理制度;发掘中，全程利用数字平台、RTK数据采集、三维建模及航拍等最新技术。同时，对现场出土的炼渣、陶片进行统计数据分析，土样进行浮选，发现的遗存特别是炼炉等现场进行初步的技术处理保护……
云南考古研究所基于遗址的重要性和发展战略，以龙脖河矿冶遗址为依托，计划对此区域开展长期、系统的考古工作，并制定了3步走设想。目前发现的文物点均位于龙脖河矿带最南段，而其矿带还有大面积的区域未涉及，因此，第一步将以目前的工作成果和工作经验为基础，开展整个矿带的考古调勘工作。以寻找冶炼点为中心，摸清矿带内包括冶炼点、与冶炼相关的居住、墓葬等各类遗迹。这一阶段，可根据工作和研究的需要对某些点进行发掘，以获取科学和完整的矿冶技术、铸造相关文化和历史信息。第二步将开展龙脖河矿冶遗址影响范围内的考古调勘，这一阶段亦可根据需要对其影响范围内的某些点进行发掘，并整合调勘结果和之前的工作成果，建构区域性的文化框架体系。第三步将会把工作面拓展至遗址影响范围的境外地区(越南)，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系统性地将遗址范围内有可能涉及的广度和深度进行勘探发掘，为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的矿冶技术发展历史研究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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