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腾跃 终入环内

　　中国文学发源是丰富的多元的，景象是壮观的，原初先民的想象、传说、歌谣、故事、神话等等，都构成滋养中国文学生长的生机勃勃的源头活水。将某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文学的唯一起源往往陷入僵化单调的形而上学陷阱。

　　中国文学这一命题意味着中国文学稳定的结构形态、审美意蕴、语言风格等艺术形式的形成，而原始形态的中国文学生机勃勃，但尚未形成自己的清晰面貌和稳定形态。中国文学的思想主题、艺术风韵真正呈现出自身的特点，源于经典时代。经典是各种文化元素融入文学之河的一次荟萃，经典决定了中国文学范式的建立，决定了中国文学的精神走向。

　　“轴心时代”是中国的经典时代。这一时期的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等一批伟大的思想家，而《诗经》《周易》《尚书》《乐经》《春秋》《周礼》等以“六经”为代表的文化典籍也在这一时期成熟定型，成为影响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文化经典。

　　经典时代也是中国文学的奠基时期。中国文学的思想品格、语言风格、审美风范及文章样式等都有了自己清晰的面貌。“六经”是中国文化的经典，也是文学经典。古代思想家重视对经典的理论阐发，也重视对经典的艺术挖掘。“文本于经”是古典文艺理论中一种流行的观点，汉代扬雄就有“五经含文”的论述。王充《论衡·佚文》说：“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五经六艺”是文人为文取法的典范。古代圣贤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鉴往知来的抽象道理，也是文采斐然、辞章灿烂的传世文章。大家熟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理论主张，其实与“六经皆史”相平行的一种理论——“六经皆文”的主张也源远流长。清代文学家袁枚(1716—1797年)是“六经皆文”的倡导者。他在与师友论学的信函中，反复强调六经的本质是文学是文章是艺术，认为“六经者，亦圣人之文章耳”(《答惠定宇书》)，“六经者文章之祖，犹人家之有高曾也”(《答定宇二书》)。面对六经，袁枚强调了经学的文章属性和审美意义，经学归入了文学。

　　在追溯中国文学起源的时候，以刘勰为代表的理论家们都将文学的发源追溯到经典与经典时代。《文心雕龙·宗经》一方面推举经学“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的神圣意义，一方面又盛赞五经“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文学示范作用，认为：“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刘勰系统地阐述了文学依经立义的原则，认为一切文体从《易》《书》《诗》《礼》《春秋》等五经中生发出来，虽然春秋之后文体皆备、百家腾跃，但是后来的文学形式无论怎样繁复，都难以跳出六经形成的传统范畴，所谓“终入环内”即文学在经典时代形成的结构与模式。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中，经学思想与文学思想是相通的，“六经”不仅是文学的思想土壤，也是文学的典范文本。

　　一、经典时代是文学“诸体皆备”的时代。“夫文章之体，起于《诗》《书》”(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或云“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或云“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诗”为以抒情为主的韵体文学树立了规范。

　　有学者从文体角度将《尚书》“六体”作为古代文体的发源，“后代文体，皆源于六经，而《尚书》为尤备”(陈柱《中国散文史》)。刘知几《史通·六家》亦云：“《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魏晋以来，刘勰、颜之推、柳宗元、袁宗道等，总结“朝廷宪章，军旅誓诰”等文体发源，都追溯于《尚书》。

　　二、经典时代确立了中国文学思想表现的基本原则。关注民瘼、关注社会是中国文学的思想传统，这一范式正是经典的基本思想原则，也体现为古典文学对“道”的追求。孔子谓诗可以“兴观群怨”，“观”是上古文学的一项重要职能。上博简第三简云：孔子谓“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财焉。其言文，其声善”，就是通过诗来展现邦国政治、展现礼俗风貌。《汉书·艺文志》谓：“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坚持表现现实、反映社会、关怀天下成为中国文学的思想原则。

　　其实在中国传统文艺理论里，不仅“《诗》可以观”，《乐》也可以观，《书》也可以观。《礼记·乐记》谓“乐观其深矣”，其中的“观”，也是讲音乐深藏着社会政治、社会伦理、风俗教化，通过音乐谛听社会的治乱兴衰，建构和谐的政治秩序，实现“乐至而无怨，礼至而不争”的理想境界。《尚书大传》有《尚书》“七观”之说，所谓“《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诚;《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无论是《诗》《乐》，还是《尚书》，在古典文艺理论体系里，都强调“可以观”的思想追求，让文学成为反映现实、反映历史的镜子，而不使之陷入纯粹个人情绪的宣泄，从而决定了中国文学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精神走向。

　　三、经典时代建构了中国文学抒情与叙事的审美体系。经典一直追求中正平和的审美表现，《尚书·舜典》有“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记载。这种审美的“A而B”和“A而不B”的艺术境界恰恰是孔子等思想家一直追求的。孔子盛赞《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不仅是对《关雎》题旨的概括，也由此提出了诗歌中正平和的审美原则。诗要表达快乐与忧伤，但又要控制在礼乐文明允许的合理而适度的范畴里，尽情而不放纵，自然而不过度。不仅抒情文学，叙事文学也要遵循中正平和的审美风范。“春秋五例”是一种历史叙述原则，也是一种文学叙事原则。而详细划分，则“微而显”是历史的情感之度，叙述者当然是有感情的，但是情感的表现一定要适度，尤其是历史的叙述更是如此，情感隐藏在历史的叙述中，所谓“以一字为褒贬”，但是立场又是鲜明的。“志而晦”是记载之法，历史事实记载清晰而叙事倾向又有所隐蔽，不失于浅白。“婉而成章”是修辞之体，风格委婉而终成篇章。“尽而不污”是叙述之则，叙事详尽而不迂曲枝蔓。虽然《春秋》本身的叙述远没有实现这样的标准，而作为历史学的高标自置，却成为中国叙事文学遵守的法则。

　　四、经典时代完成了从旧体文言向新体文言转变的语言革命。经典文献的语言包含着“旧体文言”与“新体文言”两种语言形式。《尚书》《易经》及《诗经》的《雅》《颂》诗篇大都古奥典雅，句式朴拙，较少变化，罕用“之乎者也”之类的语助词。而以《国风》《易传》等为代表的新体文言则呈现出表现方法自由灵活，风格华美;修辞手段广泛应用;语言鲜活生动、典雅蕴藉;语句形式多变，骈散结合、语助词普遍使用等语体特征。新体文言的成熟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革命性的历史事件。以经典为主要载体的新文言以其灵活自由的结构形式，婉而成章的审美形式，层次清晰的逻辑意脉，建立起中国文学新的语言形式，把中国文学带入了一个新天地，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一次质的飞跃。

　　中国文学的源头开始于辉煌的远古时代，而至经典时代从巫术的迷茫走向理性的清朗，中国文学有了自己的清晰气象与格局。强调经典并不是否定神话等文化元素对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因为经典本身就是对原始文化的一次集成与整合。(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