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书楼的最后一课

　　国学大师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自觉地肩负起“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命，全身心地投入到捍卫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动中来，堪称中华五千年文化坚定的守护者和传承人。

　　1967年10月，钱穆夫妇正式迁居台湾。起初住在台北金山街，次年 7月搬进位于台北双溪东吴大学校园西南角的一处幽静的小楼里。钱穆为这座小楼取名“素书楼”，从此开始了他在此长达20多年的著述、讲学生涯。

　　住进“素书楼”后，钱穆深居简出、安心著述。他晚年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朱子新学案》和《晚学盲言》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朱子新学案》是钱穆晚年的代表作，以考据和推理而驰名国际汉学界的著名学者杨联升教授看到此书后，赞叹不已，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晚学盲言》是钱穆人生最后一部著作，是他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从事中西文化异同比较研究的总结。

　　除了著述，钱穆晚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讲学。1969年夏，钱穆应老友张其昀再三邀请出任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与马一浮一样，钱穆也遵照“古闻来学，未闻往教”的古训，在家开馆收徒，为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博士班的学生授课。当时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远远不止史学研究所的这些博士，台湾其他大学的学生乃至社会各界人士都蜂拥而至。前来听课的学生按辈分分成不同的几桌，或坐在厅内一隅。座位通常都不够，钱穆的夫人胡美琪总是忙前忙后，一一张罗着安坐完毕，济济一堂的学生们才安静地坐着听钱穆开讲。

　　这时，只听钱穆对学生说：“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而是要招义勇兵，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见学生没有回应，钱穆继续说道：“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钱穆此番话如洪钟大吕，令不少学生终生铭记。

　　1986年6月9日，适逢钱穆92岁生日。这时已目盲力衰的钱穆决定在“素书楼”家中为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博士班的弟子们上“最后一课”。钱穆从1911年18岁任教于无锡三兼小学起，从小学教员到中学教员再到大学教授，在讲台上度过了整整 75年，今天将是他最后一次讲课。消息一经传出，整个台北为之轰动。一时间各界人士都涌向“素书楼”，其中不少人是钱穆早年任教北大、西南联大以及香港新亚书院的学生，就连台湾政要宋楚瑜也慕名前来聆听。

　　钱穆的最后一课从下午开始。在课堂上他仍然像往常一样神采奕奕，用自己独特的无锡官话阐述着数十年来一直反复讲述的那些早已为人所知的道理。讲课快要结束的时候，钱穆忽然慷慨激昂地大呼道：“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要在时代的变迁中肩负起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讲完这句话，钱穆挥挥手走下讲坛。

　　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寓所平静地走完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 96岁。钱穆的逝世象征着传统国学时代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