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年轻时的影响对一个人来说，是根深蒂固的，……
稍有现代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胡适和茅盾是两个道上跑的车，尽管都是在五四运动前后成长起来的新文化战士，但是无论是政治信仰还是社会理想，都有很大的不同。然而，我在不久前读到1921年前后茅盾给胡适写的几封信中发现，当年胡适的文艺思想对茅盾的影响还不小，换句话说，在文艺上，茅盾对胡适多多少少还有些崇拜的意味。这是我在当年读刚刚出版的茅盾回忆录时所没有想到的。
1921年，上海文化界发生过一件至今仍让人常常念叨的事件，这就是当年新文化领军人物胡适应邀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考察，其中与茅盾等年轻人以及商务印书馆的骨干们商谈，听取意见，发表意见，茅盾也是胡适要见的人之一。1921年7月18日，胡适约见了李石岑、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这是茅盾第一次与胡适见面。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我专访问编辑所中的熟人。先看傅纬平先生(运森)，他是我家兄弟的老朋友，十二年不曾见着了。
见李石岑、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
但是，茅盾在晚年回忆录里，对这第一次与胡适见面，语多不屑和调侃：
大约是当年(一九二一年)七月，胡适来了。他把编译所的一间会客室作为办公地点，轮流‘召见’编译所的高等编辑和各杂志的主编，提出问题，了解情况。我也是被‘召见’的一个。我从没有见过胡适，但早从陈独秀挟《新青年》到上海来编辑、发行那时，就知道在北京大学的教授中，胡适是保守势力的头子。我只回答他的询问(那都是琐屑的事)不想多谈。我只觉得这位大教授的服装有点奇特。他穿的是绸长衫、西式裤、黑丝袜、黄皮鞋。当时我确实没有见过这样中西合璧的打扮。
茅盾在20世纪70年代的这个回忆，明显留有1949年之后的语言特征，因为1949年之后的大陆，胡适一直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茅盾的不屑和调侃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7月22日，即胡适与茅盾等一帮编译所高级职员谈话四天之后，胡适又主动约《小说月报》主编茅盾和编译所郑振铎谈话，谈话内容胡适在自己的日记里记了个大概——
我昨日读《小说月报》第七期的论创作诸文，颇有点意见，故与振铎及雁冰谈此事。我劝他们要慎重，不可滥收。创作不是空泛的滥作，须有经验作底子。我又劝雁冰不可滥唱什么“新浪漫主义”。现在西洋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所以能立脚，全靠经过一番写实主义的洗礼。有写实主义作手段，故不致堕落到空虚的坏处。如梅特林克，如辛兀(meterl i nck,synge)，都是极能运用写实主义的方法的人。不过他们的意境高，故能免去自然主义的病境。
然而，从当时茅盾给胡适的信来看，当时胡适和茅盾郑振铎他们谈自然主义的意见，茅盾几乎全盘接受。他在8月16日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呼应胡适7月22日与他和郑振铎谈《小说月报》时的那些意见。这是现在见到的胡适保存的茅盾写给他的第一封信，全信如下：
适之先生：
前次听了先生的话，就打算从第八号起的《小说月报》上，期期提倡自然主义;八号内批评创作一篇已把自然主义眼光去批评。但一般读者对于自然主义是何物，怕也不很明白，所以打算出一期专号。现在因为记得本年十二月是flaubert生日百年纪念，拟把十二号作为自然主义号，内容拟如下：
一、自然主义讨论此门拟照七号“创作讨论”办法;但“创作讨论”因注重自由发表意见，故材料不纯萃(粹)，现在拟反其法。泛然的议论不登，有力的反对论因其可以帮助阐明自然主义，却登;但加以驳论。
二、何谓文学上之自然主义(论文，拟择一篇最好的译材译出)。
三、译丛全登自然主义作品，拟定下面的几种：
(a)佛劳贝(短篇一)
(b)莫泊三拟用他的《归来》一篇，因此篇与田纳孙的"ENOCH Arden"恰好可以比较，显出自然派与浪漫派对于同一事观察之不同。
(c)(自然主义在西欧其他各国)此拟把西欧其他各国接受自然主义的中坚作家的作品蒐译三四，如德国拟用Aolg的短篇，北欧拟用Kicliand的，日本拟用国木田独步之《女难》等等。
以上意见尚请先生教正，并请先生自己做第一门中的文章。预想此门文章必不能多，所以还要请先生介绍别人文章。至于(c)类中译的小说亦想请先生介绍别人的文章。说报上平日撰稿诸位恐不能在北欧方面搜到适当材料，德国方面亦然。专此并候教言，顺致健康
沈雁冰 八月十六日但是，胡适给茅盾回信至今没有看到，所以胡适对茅盾的呼应态度自然无法知晓。但从茅盾1921年10月15日写给胡适的这封信可以知道，《小说月报》出版自然主义专号，胡适是有建议的，起码是认可的。茅盾的信是这样写的：
上次承先生之指教十二号出自然主义号的事，现在日子渐近，此间已集材料仍不过上次写给先生信中说及的那一点，至于先生代向各方面讨些文章(论文或译作)来，先生自己当略写一篇论文(长短总的愈长愈好)，极为盼赐。十二号稿大概在下月十号左右发齐，只好请先生赶快了;先不写信，到此刻着急，我贪懒之罪，亦望原宥。
沈雁冰 十五日这封信发出以后，从胡适10月份残存的日记看，有没有收到等，没有透出半点信息。此时的胡适正在北京大学忙于讲课，写作，会议、会友，好像无暇顾及茅盾的来信;但是在上海的茅盾，却热切希望得到胡适回信。挨过一封信来回约十天的时间后，茅盾又写了一封信，催促胡适：适之先生：
十五日快信想蒙看过了。先生处假如有稿的话，大约有几篇?极盼先生先给一个信。一再噜苏，请先生原谅是幸。
沈雁冰 廿五日1921年12月号的《小说月报》的内容安排上，茅盾完全根据胡适的建议，用相当篇幅来宣传自然主义。他亲自写《纪念佛罗贝尔的百年生日》，晓风及时翻译了日本岛村抱月的《文艺上的自然主义》。另外，在“译丛”专栏中，茅盾采用了8月16日给胡适信中提及的莫泊桑的《归来》，日本作家国木田独步的《女难》等，浓墨重彩宣传胡适倡导的自然主义。茅盾在《纪念佛罗贝尔的百年生日》一文中，十分推崇自然主义，说：“法国自然主义的文学，在近代文学中，当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的确已经对于世界文学给予了重大的影响，这是不用疑惑的;而佛罗贝尔呢，即使不能算是自然主义之母，至少也该算他是个先驱者。”“佛罗贝尔”，就是今日人所共知的福楼拜。
而晓风专门为十二月号翻译的《文艺上的自然主义》同样是一篇重量级文章，文章作者是日本的岛村抱月(1871——1918)，是当时日本提倡介绍自然主义的一个主要人物，出版过《近代文艺的研究》等倡导自然主义的论文集，12月号《小说月报》上的这篇《文艺上的自然主义》就是这部论文集中的一篇，也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之一。
12月号《小说月报》刊登莫泊桑的《归来》和国木田独步的《女难》都是自然主义作品。作品后面都有译者对作家作品和自然主义的介绍，翻译《归来》的茅盾胞弟沈泽民认为“抛弃不真实的而求真实的描写，这便是自然主义的信条啊!”可谓一针见血。翻译《女难》的夏丏尊在译后记中说：“自然主义文学者将性欲当做人生的一件事实来看，描写的态度，很是严肃，丝毫不搀入游戏的分子。……近来文学上算已经有过改革了，却是黑幕派和功利派底势力还盛，这种魔障，非用了自然主义的火来烧，是除不掉的。自然主义，在世界文学上，已经老了，却是在中国，我觉得还须经过一次自然主义的洗礼。”这一段话，说的与胡适看了7月号《小说月报》之后的想法何其相似。可见茅盾在编辑12月号《小说月报》时，加重了对自然主义宣传的分量，突出介绍自然主义，其力度是空前的，而其中胡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茅盾在1954年12月9日的一篇文章中，旧事重提，说：“‘五四’时，我受了《新青年》的影响，自然也受了胡适的文学思想的影响。……我不讳言，那时候，我做了胡适思想的俘虏;我尤其不敢大言不惭地说，今天，我的思想中就完全没有胡适思想的残余了!不敢说就没有资产阶级思想了。”看来，年轻时的影响对一个人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在自我批判中也有真话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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