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与邹韬奋先生及三联书店

　　今年7月三联书店迎来了她的80诞辰，尽管我们同她并没有多少关系，但她一直是我们喜爱与敬重的出版机构。这不仅因为她出版的图书，还因为她80年来一以贯之的“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宗旨与理念。

　　两年前，忽然接到三联书店编辑郑勇的电话，说他们出版的姜德明先生编的《回梦北京》中，收有父亲曹靖华的两篇散文《十二月的风》与《故都在烽烟里》，他想核对地址，好给我们寄书与汇稿酬。他还提到由于这本选集的作者大多都已过世，只好想方设法找寻他们的后人，所以联系得不及时。我们的电话号码还是费了一番周折，从我们北京大学学友吴泰昌那里得到的。他还问我们是否知道黄秋耘、汝龙先生家人的地址、电话，好与他们联系，可惜我们都不知道。但郑勇的认真态度，令我们殊感意外。这些年，我们往往是在书店看书时偶然翻到，才知道自己某篇作品被收进某选集，赶紧去买两本留作纪念。父亲的文章被收入文集、选集的就更多了，却很少有哪位编辑或哪家出版社这样认真负责的。郑勇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社长邹韬奋先生几十年前就说过：‘作者与读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善待作者与读者，竭诚为读者服务’……” 两天后，果然收到两册《梦回北京》，其中一本还是“毛边本”。后来又收到郑勇与陈平原合编的《追忆蔡元培》，其中收入的父亲写的《回忆蔡元培先生》，这篇文章连父亲的《译著文集》中也没有收入，因而也更加珍贵了。

　　摩挲着这装帧素净典雅的图书，不禁回忆起父亲与邹韬奋先生和他创办的三联书店的一些往事。邹韬奋先生1895年11月出生在福建永安，长父亲两岁，是中国现代著名政论家、出版家。他原名思润，韬奋是他1926年接任《生活》周刊时，用以自励的笔名，既要韬光养晦，又要努力奋斗。自他接任《生活》周刊后，从内容、版式到行文用语都进行了革新，反对以骗人的广告或诲淫诲盗的内容打开销路，确立“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的宗旨，力避华而不实的“贵族化”，倡导令普通百姓感到亲切、自然的朴实的文风。使读者“读一篇得到一篇益处”，要求从业者要有独立、敬业精神和为民众服务的职业操守。他注重与读者沟通，倾听他们的呼声，解答他们的疑难，使原销量不足2000册的小刊物，很快便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拥有广泛影响的大众刊物。“九一八”事变后，更高举抗日救国大旗，成为宣传团结抗战、谴责卖国投降的重要舆论阵地。1932年邹韬奋先生创办了“生活书店”，同样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并很快在各地设立分店。

　　父亲是1933年自苏联回国后，通过鲁迅先生认识邹韬奋先生的，由于联系译著出版事宜，同邹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书店”，以及后来同为“三联书店”前身的钱俊瑞和李公朴先生先后在上海创办的“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都常有联系。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三家书店迁往重庆后，父亲受周恩来之命，在中苏文化协会负责编译苏联反法西斯文学作品，为联系出版事宜，同邹韬奋先生来往更多。据父亲说：在重庆时，邹韬奋先生也是周公馆的常客。他在“生活书店”的茶话会上，好几次遇到周恩来。他还说当时许多进步作家拒绝担任“国民政府”的公职，单靠卖文为生，生活十分拮据，而不少书商却用种种手段克扣作家稿酬。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告诫他们“要善待作家”，而这样的事在邹韬奋先生持掌的“生活书店”就很少发生，有时为帮助作家解决生活困难，还常常为他们预支稿酬。他说：“韬奋先生是作家的益友，而且他本身就是著名政论家，没有丝毫商人气，这在作家与读者中是有口皆碑的。”

　　我们初到重庆时，由于像我们一样的外省人大量涌入，重庆人满为患，住房难觅。父亲将母亲和我们安置在距重庆约300里的白沙镇，与他“未名社”时期的老友台静农、李何林“同楼共伙”。那时，“沦陷区”的大、中学教师到四川可凭证件每月领取一点生活费，李何林先生便利用这个机会，用他在“未名社”协助工作及途经武汉期间搜集的资料，集中赶编《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39年7月编成后，他还邀父亲、台静农一起“小小地庆祝了一番”。为了突出鲁迅、瞿秋白在那20年(1917-1937)中国文艺思潮史上的地位，他决意将他们两人的照片印在扉页上，却找不到瞿秋白的照片，他只好托父亲面见周恩来时，请他协助向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借用一张瞿秋白的遗照。果然不久之后，杨之华便托人将她珍藏多年的一张遗照从延安带到重庆。李何林收到照片后，将它与鲁迅的照片并列置于正文之前，注明“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尽管瞿秋白像下标注的是“宋阳先生”，但书《序》中却指明“本书中的‘何凝’、‘易嘉’、‘宋阳’、‘史铁儿’都是他(瞿秋白)的笔名”，读者看了《序》与正文都会明白“宋阳”就是瞿秋白。在当时反动当局“溶共、限共、反共”政策已在西南各地广泛实施的情况下，这样旗帜鲜明的作品，哪家出版社敢于承印出版呢?父亲立刻想到邹韬奋先生和他持掌的“生活书店”。他说：“我把书稿带去交给韬奋先生试试。”

　　邹韬奋先生接到书稿后，同章靳以先生仔细过目后，一致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应立即出版。但考虑到在重庆难以通过“审查”，便设法将书稿带到上海，很快便出了第一版，印刷、纸张、装订和铜版像都相当精致。出版不久果然被反动当局查禁，但全国各地用粗糙的土纸印刷的翻印本，却在读者中悄悄流传……父亲说，在当年每出版一本好书，往往都要冒着被通缉、逮捕，甚至掉脑袋的风险，要同反动当局的检查部门及特务机关斗智斗勇。邹韬奋先生这样做已经不止一次了。1933年鲁迅从《生活周刊》得知邹韬奋先生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准备出单行本时，认为“这实在是给中国青年很好的赠品”，特意将自己珍藏的《高尔基画像集》借给他制插图，书出版之后同样被查禁。由于邹韬奋先生的爱国言行，遭到反动当局的仇视与忌恨，曾屡遭迫害，1936年11月更与沈鈞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等七人一起，以“危害民国罪”被捕，是为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七七”事变后，迫于全国人民强大压力，反动当局才不得不将他们释放。邹韬奋先生表示：“我们的报答之道，只有更努力于救亡运功，更致力于大众谋福利的工作”。他继续主掌“生活书店”，创办《全民抗战》，有力地推动抗日救亡与爱国民主运动。后来，为表示对反动当局的不满，更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只身离渝赴港，决心“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香港沦陷后，他根据党的安排，前往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考察。后不幸身罹耳癌，于1944年7月21日病故。重病期间，他还伏身病榻赶写在根据地考察的观感《患难余生记》。病故后，根据他生前提出的入党要求，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延安、重庆和全国各地都举行了追悼会，重庆的追悼会由宋庆龄、林伯渠、郭沫若等人发起，父亲与茅盾、老舍、戈宝权等作家也参加了。周恩来、邓颖超赠送的挽联是：

　　忧时从不后人 办文化机关 组救亡团体 力争民主痛掊独裁 哪怕冤狱摧残 肖小徒劳 更是先生正气

　　历史终须前进 开国事会议 建联合政府 准备反攻驱除日寇 正待吾曹努力 哲人今逝 倍令后死伤神

　　父亲一直对韬奋先生怀着深深的敬意。他的许多译著如《死敌》《虹》《第四十一》《城与年》《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等，多是通过韬奋先生在“生活书店”和“三联书店”出版的。1978年“三联书店”成立30周年之际，父亲应邀写下“百花齐放 祝三联书店成立三十周年”的题词，祝愿“三联书店”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继承韬奋先生的光荣传统，为繁荣祖国出版业作出更大贡献。同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港版《铁流》，不仅收入了作者绥拉菲摩维支特意为中译本写的《序》、瞿秋白译的格涅拉陀夫为俄文版写的《序》和鲁迅先生的《编校后记》，还遵照原著者生前“最好由中国美术家来制插图”的愿望，特意请美术家伍必端先生设计、创作了木刻封面与彩色插图，更使这部译著别具一格……

　　时光荏苒。而今，韬奋先生与父亲都已离我们远去，韬奋先生参与创办的“三联书店”也迎来了她80周年的诞辰。但愿当年他们那种编者、作者间一清如水，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只想着“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精神，更一代代传承与发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