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良堃谈新中国早期合唱艺术的国际交流

 　　记得记者很小的时候，曾和父亲一起看电影《东方红》。父亲指着电视屏幕说，看，那是指挥严良堃，冼星海的学生。记忆中，那个镜头是从下往上仰拍的，细细的指挥棒在舞台的强灯下幻化成一朵朵银花……多么高大、神奇的一位指挥!

　　因文化部“新中国文化交流早期记忆”项目，记者得以采访这位已是88岁高龄的指挥大师。老人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大，身高不到一米七，但却精神矍铄，妙语连珠。从他的一言一行中，能感受到一种恬淡乐观的心境、一种从未消弭的激情，这是一笔来自灵魂深处的财富。

　　《黄河大合唱》“专业户”抚时感今

　　严良堃说，他经历了3次战争考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上了两个音乐学院：南京国立音乐学院和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在他看来，自己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是人民和党赐予的。自己成才了，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还愿于人民，尽全力为人民服务。严良堃打趣道：“前不久梦见去见周总理了，周总理说，你为人民服务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呐!来这里干啥，快回去!我就又回来了。”如今，严良堃参与讲学、演出、指导业余团体等活动从来不计报酬。

　　严良堃笑称自己是《黄河大合唱》“专业户”，这辈子已经指挥了不下千场《黄河大合唱》。对于这一点，无论业内人士还是媒体记者都是了然于心的：冼星海用6天时间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的最初版本，这6天里时刻伴随在他身边的就是严良堃。从17岁开始，严良堃开始指挥《黃河大合唱》，即便81岁那年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康复后他立马再度拿起了指挥棒。可以说，《黄河大合唱》成就了严良堃的指挥生涯，严良堃则令《黄河大合唱》的歌声响彻了祖国大江南北乃至海外各地。不过，他从没有因对作品的稔熟而激情消退。对他来说，《黄河大合唱》绝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合唱作品，而是他60余年来的艺术生命体验，是他心中不死的冼星海。

　　严良堃说，冼星海十分敬仰苏联音乐，并与普罗科菲耶夫、哈恰图良、格里埃尔等苏联作曲家交往、学习。“冼星海在苏联创作了《第二交响曲神圣之战》等一批国际主义题材的音乐作品。可以说，苏联革命音乐对中国音乐事业具有历史性贡献。”后来，严良堃也于1954年赴苏联深造，成为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指挥系研究生，主修交响乐及合唱指挥，师从阿诺索夫、索柯洛夫二位苏联音乐家。阿诺索夫非常爱惜人才，而且一直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对他曾教过的中国学生怀有深厚的感情。不管政治局势有何种变化，他都毫无保留、全心全意地教学，他的教学方式和人生态度都让严良堃受益匪浅。课余时间，严良堃抓住一切机会，观看了欧洲古典的、近代的、民间的各种不同风格的合唱团的演出，眼界大为开阔，了解了世界合唱艺术的水平。

　　那时候，新中国的音乐学校和演出团体中选拔出来的一批艺术人才大多在莫斯科学习过，除了严良堃外，还有吴祖强、杜鸣心、朱践耳、李德伦、郭淑珍，之后还有郑小瑛、盛中国、林耀基、殷承宗等50多位。后来，这些留苏学生学成回国，成为中国音乐事业的栋梁。

　　《黄河大合唱》在海外流传

　　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厅于1957年演出俄文版《黄河大合唱》对严良堃来说意义非凡。“当时正逢苏中友好年活动，我、李德伦和郭淑珍都在莫斯科念书。那天，郭淑珍唱的是‘黄河怨’一段，李德伦担任指挥，我是艺术顾问。郭淑珍唱中文，苏联合唱团唱俄文。有意思的是，俄语演唱时将‘黄’字分成‘hu’和‘ang’两个音节发出。那个时候，我们感觉很骄傲——过去是我们用中文唱外国歌曲，这次是他们用俄文唱中国歌曲。”

　　严良堃提到，《黄河大合唱》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便在海外流传开了。最早是指挥家刘良模于1940年把《黄河大合唱》的乐谱带到美国，第二年，纽约附近一所大学的合唱团就用英语演出了《黄河大合唱》。1942年春节时，在缅甸曼德勒云南会馆，由词作者光未然担任总领队的“缅甸华侨战工队”连续3天演出《黄河大合唱》，在眉苗、西保、腊戍等缅甸主要城镇巡回演出。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正式成立庆祝会上，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用英语演唱《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颂”，当时的乐谱是由宋庆龄提供的。

　　后来，《黄河大合唱》渐渐在海外流传开来。严良堃于1979年率中央合唱团赴菲律宾参加第一届国际合唱节演出以来，已在海外指挥了不下400场，演出地点包括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数十个国家。“有时在国外演出《黄河大合唱》时，观众的情绪比国内观众还激动。”严良堃说，“《黄河大合唱》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下演出，由不同的演出组合演出，或是面对不同的对象演出，都能产生激动人心的效应，这就是一部杰出的民族音乐篇章的伟大力量。”他说，有一次，在马来西亚演出，刚演完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大家都走不了，台下的观众就跟台上的演员互相拉歌，一位诗人即兴写了两句话：“《黄河大合唱》唱出了人们的心声，我们的血管是黄河的支流。”

　　新中国首演“贝九”

　　谈起过去岁月中最令严良堃激动的演出和音乐作品，除了《黄河大合唱》，还有被称为世界交响乐、合唱艺术高峰的贝多芬的《第九合唱交响曲》。

　　新中国首次演出“贝九”，就是由严良堃指挥中央乐团演出的。那是在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演出是中央乐团准备的国庆三大献礼演出之一，另两大献礼是李德伦指挥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曲》和罗忠镕创作的《第一交响曲》。严良堃回忆说，当时，乐队成员的个人技术水平还很有限，又刚刚下乡劳动锻炼回来，很多地方一开始演奏起来十分吃力，合唱部分唱得也不到位。但是，“那时人们的热情和干劲非常高，大家集体攻关，互相帮助，一起分析技术问题，不光分声部练，还跨声部组成弦乐四重奏、管乐五重奏来练习，结果演出时大家唱得漂亮极了。”

　　中央乐团成功演出了“贝九”，大家就像过节一样。这件事情仿佛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到来。之后，全国各地许多乐团都开始演“贝九”，中央乐团的合唱团不时地被“借”给这些乐团演出。后来，就连外国指挥也被吸引来指挥“贝九”，例如东德莱比锡交响乐团就曾来中国，与中央乐团的乐队和合唱团联合演出，他们的指挥冯·嘎兹指挥前3个乐章，然后将指挥棒郑重地交给了严良堃，由他来指挥最后的合唱乐章。演出后，这位德国朋友兴奋地说，中文“贝九”和德文一样好听，“席勒的诗仿佛是从中文翻译过去的一般。”许多没有机会指挥“贝九”的外国指挥闻讯赶来。1961年，苏联的权威指挥家阿诺索夫，也就是严良堃和李德伦的老师也来了——在苏联，他手下没有乐队，所以从来没有机会指挥“贝九”，这次他可过了把瘾。就连小泽征尔也曾于上世纪80年代来中国指挥了“贝九”，一遍下来，没挑出什么毛病，又将第四乐章从头到尾连着来了一遍。严良堃笑着说：“感觉中国当时成了世界各国指挥家练习指挥‘贝九’的试验田。”

　　其实，除了《黄河大合唱》和“贝九”，严良堃还指挥过许多中外合唱名作。不过，这位谦虚的指挥大师却始终称自己是个“打拍子的”，“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成就，而是《黄河大合唱》等音乐所蕴含的内在精神和感染力让大家为之感动。”

　　“上台不要卖弄，不要表现音乐之外的东西。”这是冼星海对严良堃说过的话，严良堃一生都在认真地实践冼星海的这一要求。他从不有意表现自我和音乐内容之外的东西，而是在真诚地塑造音乐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塑造了自己。这大概就是严良堃的音乐和指挥风采使人着迷和长久回味的缘故吧。

　　严良堃简历：

　　严良堃，生于1923年，湖北武昌人，合唱指挥艺术家。幼时自学乐理、和声。1949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并担任该校青年工作团合唱指挥。1952年任中央歌舞团合唱指挥。1954年赴苏联深造，为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指挥系研究生，1958回国，任中央乐团合唱团指挥。曾率合唱团多次去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演出，多次应邀赴海内外指挥及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