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司马文森是新中国的外交官,曾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文化参赞。当时正值第一届亚非会议在印尼召开,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阴霾,压在外交战线同志们的心头。工作在催促,父亲于1955年7月16日,先于周恩来总理给父亲签发任命书(1955年9月16日),已经和母亲一起离境到印尼赴任了。由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外交封锁,当时和中国建交的国家约20个。
父亲从1955年至1962年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工作,负责我国对印尼的文化工作,包括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社团等方面的事务。印尼华裔医生中有很多专家,例如施文连博士,印尼华裔著名眼科医生,父亲于1956-57年曾联系施文连博士与夫人访问我国,来华讲学。苏加诺总统患有泌尿系统结石病,曾想到中国治疗,父亲多次了解有关苏加诺总统的病情。经过国内有关部门多次协商,根据周总理的意见,最终决定派出医疗小组到印尼为苏加诺总统治疗。
图为司马文森(前排左四)和医疗小组胡懋华(前排左五)、岳美中(前排左六)、吴阶平(前排左七)、方圻(后排中)、 李菊生(后排右二)等在雅加达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合影
医疗小组由专家组成:吴阶平(组长,我国第一流的泌尿科专家)、方圻(协和医院心脏病专家)、胡懋华(协和医院放射科主任)、岳美中(中医研究院老中医)、邓学稼(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医院主治医生)、张增林(中医研究院中药药剂师)等。医疗小组于1962年1月12日-5月12日在印尼为苏加诺总统,印尼政府高官,例如首席部长朱安达(病危治疗,治疗后可半天工作,本人很感激)、阿里总理,及为华侨治疗,疗效很好。医疗组为苏加诺总统治疗,印尼方曾发表公报,影响很大。1962年5月7日,苏加诺在送别医疗组的宴会上讲话,他感谢医疗队,说:再一次证明中国对印尼的友谊是非常真诚的、神圣的。别的一些国家也说对印尼友好,但是在他们友好的背后却是隐藏着某些意图。印尼有句成语说:“欠人的债务可以还清,欠人的恩情只能带进坟墓里去。”是的,直到我死时,我也报答不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恩情。
医疗组圆满完成任务,于1962年5月12日乘印尼飞机经香港回国。不久,父母亲也离任回国。
父亲司马文森担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西亚、非洲司司长期间,于1963年8月30日和丁西林、王匡等离境,经仰光、卡拉奇、开罗赴阿尔及利亚访问,签订中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文化合作协定,是我国政府第一个派往阿尔及利亚的文化代表团。
丁西林(左一)和父亲司马文森(左二)赴阿尔及尔签订两国文化合作协定,途经开罗转机,在埃及金字塔前合影
到达阿尔及尔的第二天,父亲就意外地和一批中国大夫遇上——中国政府第一次派出的医疗队,他们刚从600公里外的赛义德省赶来,是为参观“中国工业建设展览会”的。在国外,特别是在中国人较少的北非地区,很难听到乡音、见到亲人,因此一见面就格外的高兴、亲切。阿尔及利亚1962年7月3日独立以后,法国殖民主义者几乎把原在阿尔及利亚的所有技术人员都撤走了,其中包括医生和教师,留下的是一个破烂摊子。因此,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医院没有大夫,情况极为严重、混乱。殖民主义者原以为这样就可以把阿尔及利亚人民整倒:“没有我,看你怎么办!”但在本·贝拉总统领导下的阿尔及利亚革命政府,并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接管一切“无主”工厂、庄园,同时也向友好国家呼吁支援。一支包括有20 多名中国大夫的“中国医疗队”,就在这种情形下,分两批从北京到了阿尔及尔。
文化代表团在阿尔及尔机场,丁西林(左三),司马文森(左五)
第二天父亲到使馆招待所去拜访这些远离祖国已有四五个月的同志。有一位年轻的大夫说:“……当我们到达阿尔及尔时,当天卫生部长就接见我们,问我们是不是马上工作。我们说:党和政府派我们来,为的就是工作。这样,第二天我们就‘马不停蹄’地赶到赛义德省。赛义德是个偏远省份,离撒哈拉沙漠不远,有4 万多人口。在法殖民主义者进行13 2 年殖民统治期间,由于不断受到剥削压榨,人民生活贫困,健康状况极坏。我们抵达赛义德以后,当地人民听说中国大夫来了,非常兴奋,有的还赶了很长一段路来欢迎我们,当时我们的同志都很感动,下定决心:不怕任何困难,一定要把工作做好!省卫生局局长也来迎接我们,当时就问:‘是不是马上工作?’他说:‘救人如救火,明天就工作如何?’我们都说:‘行呀!’这样就干开了……”这位年轻的中国大夫,是在1958 年才毕业出来的,浑身充满了干劲。说时双眼闪光,情绪激动。
“就只我们这些人,”他说,“却要管理一座有300 多病床的省立医院、几个县和区的医务工作。病人多,我们的人少,交通工具不足,语言又不通,说起来真的有不少困难!但从法殖民主义者把医务人员撤走后,阿尔及利亚人民比我们更困难,相比之下,我们的困难也算不上什么了,大家都说:再困难也要设法克服,一个人可当两人甚至三个人用,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当地语文,攻语言关。当我们开始工作后,又发现在殖民时代许多使人愤慨的事。同志,你也许想得到,我们许多人都没想到。法国殖民主义者口口声声地说他们为阿尔及利亚人做了多少福利事业,可是他们是怎样来做‘殖民地人民的福利事业’的?一位曾在独立前当护士的阿尔及利亚朋友告诉我们:某天,医院来了个急诊病人,当他办完一切手续住进病房后,就再也没人去理他了,让他在病床上下打滚哀嚎。护士将实情告诉法国大夫,法国大夫忙着给自己‘私人诊所’的病人看病,说,忙什么,病人总是这样,有一点儿小病就大喊大叫!这样一拖就是4 天。到他忽然想起,那病床已空了。他问护士,护士说早进坟墓了。那法国大夫听着,一点没有动情,反说这样危急,即使我看了也没有用,耸耸肩走了……另外还有这样的事,法殖民主义者尽管把医院盖得堂皇,设备看来也十分齐全,可是管理工作却一塌糊涂,即使是病重的人进了医院后也没人理。因此病人常常饿了饭,一两天没东西吃,大小便拉了一身,甚至于生了蛆……”他表示愤慨地说,“这就是所谓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福利事业。怪不得当地人民把进医院当作进监牢,受刑罚。而殖民主义者也觉得病人越少越好。”
这批中国大夫回赛义德去了,过了几天又来了第二批,他们同样也是为参观“中国工业建设展览会”来的,不同的是,这次有一位阿尔及利亚朋友和他们一起来。这位年纪在30岁左右、爽朗而热情的阿尔及利亚青年,是医院的行政管理人,从民族解放军转业来的,他对父亲说:“我不是说恭维话,我说的是一个普通阿尔及利亚人的话。你们中国大夫办事负责,不计较工作时间、条件,说干就干,吃的住的和我们病人、工作人员一样,还不要任何报酬。”他又谈到群众反映:“……有一天,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了几批病人,找我,我一听不是本省辖区内的,我说你们也有医院,你们应该回到自己医院去。他们就是不走,还说:我们赶了几百公里路,特地来请中国大夫看病的。你不让我们进医院,我们也不回去。你说,这是群众的要求呀,我有什么办法。我只好同意。我说:只能通融一次,可是下次又来了许多人……”说着,说着,他兴奋地站起来,举起杯:“为我们真诚的友谊、牢不可破的兄弟团结干杯!”
第二批中国大夫又和父亲分手了。在稀微的晨光中,他们离开招待所,像开赴前线的战士,生气勃勃地提着自己的背囊似的小旅行包上车。临走时个个都在叮嘱:“一定到赛义德看看我们呀!”可惜,因为工作紧迫,父亲没能去看望他们,当代表团离开阿尔及尔飞经奥兰时,父亲只能在高空对着赛义德的方向,向他们告别,祝贺他们在新的战斗岗位上获得更大成功!父亲和丁西林一行,离开阿尔及尔后,到摩洛哥和突尼斯访问。10月10日返回北京。父亲此行的感受,写下文章《中国大夫》《‘圣·乔治’的烦恼》《阿尔及尔的故事》等。
中国医疗队是中国卫生部国际合作组织。第一支中国医疗队于1963年成立。1963年4月,应阿尔及利亚政府的邀请,中国政府第一次向非洲派出了医疗队,从此拉开了中国医疗队援非的序幕。迄2003年先后向非洲47个国家和地区派出过医疗队,累计派出医务人员一万五千多人次。中国医疗队有着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各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扬。中国医疗队的队员多是志愿者。
中国医疗队,中国人民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