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司马文森和《救亡日报》

　　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建立建设时期，党的文化宣传和统战工作，在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团结各阶层人士投身民族解放、建设新中国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1929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文委)。第一大举措就是在中国文化中心的上海建立左翼文化统一阵线——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该旗舰下有左联(全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社联、剧联、美联等，其中左联声势最大。左联于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1936年解散)，“盟主”是鲁迅，有400盟员，与左联相关的人士和作家很多，左联盟员及友人主编的刊物不计其数。左联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共媚外政策、拥护苏区和红军的革命斗争、拥护社会主义苏联的旗帜，开展社会政治斗争和文学活动；在文学艺术疆场上、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中与敌搏击(国民党当局曾发出第15889号公函和第6039号密函指令上海党政军机关查封社联、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盟员中多人被捕、牺牲)，左联文学创作战果累累，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者和播种者。鲁迅曾说：左翼文学运动是当年中国唯一的文学运动。左联活跃着共产党的党团组织，领导人有冯乃超、周扬、冯雪峰、瞿秋白、潘汉年、朱镜我等。1934年冬，父亲司马文森年仅18岁，参加左联，和戴平万、何家槐、林淡秋等在一个党小组，任组织干事，负责上海江湾一带农民文艺小组和暨南大学文艺小组。他在《申报》、《时事新报》、《生活知识》、《文学界》、《光明》等报刊发表大量文学作品，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父亲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在8项抗战主张上签名；在《中国演剧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签名，抗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阻挠试验小剧场和蚂蚁剧团上演抗战戏剧；参加了中国文艺家协会。

　　中央文委第二大举措，当属国共合作创办《救亡日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在不愿做亡国奴，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奋斗的共同信念下，中华民族转入一个空前未有的阶段，全面抗战的开展。1937年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正式确立。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救会)成立，父亲司马文森和胡愈之、王任叔、钱俊瑞等在文救会宣传部工作,《救亡日报》作为文救会的机关报，父亲因此和《救亡日报》有了不解之缘。8月24日在淞沪抗战的炮火声中《救亡日报》诞生，父亲和林林、华嘉、陈紫秋等二十多个青年作家参加了《救亡日报》的工作，大家都能写，也写得很多。父亲曾发表文章：“伤兵颂”、“展开通俗化运动”、“用武力回答汉奸的阴谋”等。《救亡日报》经周恩来与国民党方面协商，由郭沫若任社长，国共双方各派一名总编辑，共产党方面派的总编辑是夏衍。《救亡日报》坚持以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的方针为指导思想，坚持团结抗战的旗帜和方向，有精辟的言论和实际的战地采访，把真实的战况报告给人民群众。尽管处境困难，《救亡日报》销售1000份以上，最多达到3500份。11月21日上海沦陷，《救亡日报》发表了郭沫若写的终刊词《我们失去的只是奴隶的镣铐》和夏衍写的社论《告别上海读者书》。在党周密细致的组织、安排下，上海进步的文化队伍分三批，一批组成救亡工作队沿京沪线撤退，目的地是武汉；一批由海道乘英国船向华南撤退，目的地是广州；另一批则留在上海隐姓埋名继续坚持地下斗争。父亲是属于朝华南撤退的一批，走同一路线的，还有郭沫若、夏衍和《救亡日报》社同人。

　　1938年1月1日，《救亡日报》以统一战线为号召，取得国民党广东当局的支持，在广州长寿路租房复刊，夏衍仍任主编。出版经费是向港粤各界筹集来的，包括国民党第四战区副司令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捐洋毫2000元，其他上层人物李煦寰、钟天心、谌小岑等，亦挂名为《救亡日报》顾问。该报成为抗战初期党在粤港地区最重要的舆论阵地。夏衍于4月底赴武汉向周恩来、郭沫若汇报工作情况。周恩来在询问了报社的情况：销量，读者、文化界和国民党方面对报纸的看法和态度后说：“《救亡日报》是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这一点就规定了你们的办报方针。办成像国民党的报纸一样当然不行。办得像《新华日报》一样也不合适。办成《中央日报》一样，人家不要看。办成像《新华日报》一样，有些人就不敢看了。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你们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这段话蕴含了党中央对文化宣传工作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的策略性。

　　广州进步的群众文化活动原有一定基础，有各种救亡剧团、救亡歌咏队，抗先队(东江纵队前身)，加上来自上海的左翼文化人，如虎添翼，非常活跃，一时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活动，热火朝天地铺开了。1938年3月29日在中共的推动下，纪念黄花岗起义27周年歌咏戏剧大会在广州举行。参加这次盛大文化活动的筹备单位有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广东省党政军联席会议宣传部，广东文化界抗敌协会，抗战教育实践社，广东歌咏协会，广东戏剧协会等，这是中共在抗战初期文化统战宣传工作一次大收获。以演出四幕六场革命历史剧《黄花岗》为主要内容的戏剧演出，参加者有艺协、锋社、蓝白、八·一三歌咏队、七七剧社等20多个团体，240多人,公演3天，是华南地区的空前盛举，影响深远。该剧由夏衍、周钢鸣、司马文森、钟启南、荷子等24人在3天内共同创作，父亲参加第一幕的创作。

　　为了使文艺从少数作家的圈子内解放出来，使文艺大众化，把抗战文艺的种子传播到各村庄、工厂、营房和战壕去，一个新的运动被提出来了——展开文艺通讯员运动。文艺通讯员(“简称文通”)总站实际负责人有周钢鸣、司马文森、周行、林林、斐琴、华嘉，大家分别担任了组织，研究，指导等部分工作。在《救亡日报》上出版了“文艺通讯”周刊，介绍有关文艺通讯员运动的基本理论，征求文艺通讯员。文通总站举办“五月文艺通讯竞赛”，在《救亡日报》刊出竞赛办法，参赛人员十分踊跃，收到几百封投稿，其中十几人获奖，奖品是一套抗战文艺丛书。通过文艺通讯员运动培养了抗战文艺新军，许多文艺通讯员支站成立了，遍布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和福建，特别是在广东广西两省，深入到各偏僻城乡。参加者为学生、各工作队队员、小学教师、学生兵。文通总站在广州沦陷即停止活动，但是很多支站一直坚持活动，影响长远。

　　父亲为积极推广抗战壁报，展开文艺通讯员运动，写作出版了《战时文艺通俗化运动》、《怎样办壁报》、《文艺通讯员的组织与活动》等书，倡导并组织报告文学写作运动。

　　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爱戴。余汉谋表示拥护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对上海左翼文化人到广东来参加抗战，表示热烈欢迎。1938年4月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成立，继之政治部也成立，聘尚仲衣教授当宣传组上校组长，并拉这批从上海来的左翼文化人去充实宣传组。在合作抗日的前提下，中共广东省委安排石辟澜、司马文森(别名林曦)和黄新波等到第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工作；父亲同时兼《救亡日报》义务记者，平均每月发表两篇文章，在《救亡日报》上发表文章都没有稿费，大家完全是义务的。

　　1938年10月21日晨，日军逼近广州近郊，夏衍黯然地写下最后一篇社论：《忍着眼泪和广州市民暂别》，率领报社一行12人，沿途散发当日的《救亡日报》(这是广州最后一份报纸，其他的报刊都已停止发行，电讯的信号也断了)，全广州城一片漆黑，没有月亮和星光，工作人员拿了简单的工作用品，开始紧急撤退，搭乘最后一列火车离开广州，在炮火隆隆中向广西撤退。就在这一天，广州沦陷。

　　《救亡日报》的同志们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到达桂林；经过一番努力，于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又复刊了。父亲这时随四战区政治部撤退到翁源、韶关，从事军队抗战宣传工作。他曾和石辟澜、邓重行一起创办中共广东省委的机关刊物《新华南》，社址在韶关风度中路罗沙巷8号一座破旧的木楼，四周是菜地，社里什么都没有，只借了一张写字台、几把竹椅、一个竹制书架，买了一些厨具，随便布置一下，就开始工作了。石辟澜和父亲写文章，邓重行做杂务。因“灯火管制”，晚上只能在煤油灯下工作，睡在地板上。后来石辟澜设法弄来3付床板，大家就不用睡地板了。《新华南》于1939年4月1日创刊，是华南抗日舆论宣传阵地，动员民众反抗侵略，宣传我党在抗日时期的各项方针、路线。1939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将尚仲衣教授、石辟澜、司马文森和黄新波等共产党员遣散。上级党组织分配石辟澜留守广东，编辑《新华南》( 1941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时被封闭)，联系和领导大批“抗宣队”；通知父亲和黄新波到桂林，安排了新工作。

　　桂林是当时广西的省会，全省文化、政治和军事中心。抗战期间它的重要性在于其战略地位——西南大后方的大动脉、枢纽，有铁路可通湖南、广东、贵州，进可攻，退可守。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为笼络人心，对文化人表现出“开明”和“民主”。《新华日报》办事处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桂林设立。《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很顺利，对于桂林后来形成文化中心具有重大意义。

　　1938年底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李克农主任决定将周钢鸣、蔡冷枫和司马文森从《救亡日报》抽调到广西地方建设干校(简称干校)协助杨东莼教育长工作。父亲和黄新波于1939年5月从曲江到达桂林后，直奔《救亡日报》社；《救亡日报》在太平路租了一栋小楼作为社址，它是编辑部、发行部兼宿舍。印刷厂设在郊外白面山的一片松林内，用木板稻草搭成临时房子。第二天，周钢鸣(已先一步参加干校的筹建)、蔡冷枫、叶方等同志从干校出来了，草黄色军服，腰缠粗皮带，打绑腿，穿草鞋，戎装装束，将父亲和黄新波接到干校。

　　广西地方建设干校是党对桂系进行统战工作的一个成功典范。干校设备非常简陋，几个大队部分开在几个地方，课堂都是临时用木头、稻草、竹篱在匆促中建成，一切军事化，学员穿军装，军事管理，生活相当艰苦朴素，但学生的革命热情很高，他们大都是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也有不少是地方党组织派来的。他们把干校称为“广西抗大”，也尽可能把作风做得像“抗大”一样。在办学中坚持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方针，参照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的办学经验和教学内容，担负起培养抗战干部的使命,使干校成为国统区新型干部学校。党派了不少干部帮助杨东莼办校，有从广东来的，武汉撤下的，也有部分是从陕北抗大来的，干校有党的外来干部支部(书记：周钢鸣，委员：司马文森、蔡冷枫、宋之光、叶方)，和本地干部支部(负责人张海鳌)。在干校，大家的职务都是“指导员”，周钢鸣和司马文森在校本部协助教育长杨东莼掌握全校工作，编辑校刊，培训泰国回国参战的机工，为教育长作报告提供意见，参与定稿，杨东莼的报告是非常受欢迎的。干校在桂林东城外十里的乡下，从七星岩开了条公路直通，叫“建干路”。父亲每星期六都进城，一进城必先到《救亡日报》。

　　《救亡日报》已成为桂林进步文化界的活动中心，大家在那儿碰头，讨论研究问题。在党的领导下，《救亡日报》灵活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注意宣传策略，讲究宣传艺术，为左中右都提供抗日论坛，报道各党派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活动；对蒋介石的抗战言论和抗战姿态予以客观报道；对国民党抗日将领的抗日活动、战绩，以消息、通讯、访问记等形式报道；对国共双方摩擦和冲突，客观报道有关事实，而对双方缓和矛盾的事实予以具体报道。不回避矛盾，又争取了中间群众，扩大了宣传效果。对中间派人士的抗日言论、活动加以广泛报道。《救亡日报》刊登国民党左派人士、民主人士、文化人士的抗日言论，与我党纲领路线相吻合的抗日主张，无保留地予以宣传，即便有些主张同我党的主张相左，也给以适当报道。对桂系的抗战业绩和改革措施适当予以宣传，充分肯定招贤纳士实行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救亡日报》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多次开展义卖、募捐及其他社会活动，支援灾民和伤兵。1939年6月7日，《救亡日报》为救济重庆被炸难胞出版了义卖专页，当天义卖报纸两万份，得款4400余元，全部捐献给重庆难胞，得到民群的信任与支持，到1940年底印数达8000余份。在进步书刊中，以从重庆来的《新华日报》、《群众》和当地出版的《救亡日报》最受读者注意和欢迎。

　　《救亡日报》还出版了旬刊《十日文萃》，建立了自己的建国印刷厂、救亡通讯社、南方出版社，一带动，桂林出版事业蓬勃发展了。先是文化供应社，而后是生活书店、开明书店、科学书店，还有一些小出版社，文化中心因之慢慢形成了，桂林文化城成为了全国抗战文艺的中心。云集在桂林的文化人有1000多人，全国闻名的有：郭沫若、夏衍、巴金、司马文森、邵荃麟、周钢鸣、林焕平、端木蕻良、田汉、欧阳予倩、瞿白音、张曙、胡愈之、范长江、孟秋江、陶行知、杜宣等。文化机构有57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等。演出团体有223个：话剧队、戏曲队、乐队等。报社、出版社、书店180家，印刷厂110家。桂林抗战文化工作，无论质和量，均为全国第一。当时欧阳予倩在搞桂剧剧改，很有成绩，团结了一批人，导演了不少话剧，成为当时桂林文化界的核心人物之一。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1939年10月成立，到桂林1944年沦陷，父亲司马文森历任各届理事，负责出版部、组织部、儿童文学部工作，为坚持抗战、进步、团结，反对投降、倒退、分裂、颓废，为争取作家的权益，做了大量工作。父亲除了参加干校工作，在《救亡日报》上发表时评、散文、剧本，编辑《救亡日报》副刊《新干部》和《儿童文学》，参与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创作了大量抗战报告文学作品。

　　1940年出现了抗战中期国民党反动派反共的第二次高潮，桂林乌云密布，恐怖气氛弥漫在每个人心头。

　　桂系军阀与蒋介石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在双方妥协让步情况下，有所和缓。桂系军阀的李宗仁、白崇禧从蒋介石那儿分到一部分权力、地盘，是中央红人了。而蒋介石则获得可以左右和控制广西政局的实际利益，重庆特务机关对广西的反动统治加强了。流言很多，说某某桂系要人变成“军统”头子，说黄旭初要封闭八路军办事处、《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办事处，要改组“文化供应社”、“建设研究会”，要抓人，赶走左倾文人；又说桂系与党保持联系的开明人士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已不得黄旭初的信任。不久，果然发生军警武装人员搜查学校，逮捕教师和学生的事情。《新华日报》办事处也受到公开监视，不许读者进去，有时还公然抓人。父亲和同志们得到党内通知：不要再到《新华日报》办事处去。《救亡日报》的发行受到阻挠，特务公然殴打报贩，省党部又设立“图书出版审查委员会”，如有原稿未经查者，均不得印刷发行。

　　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是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退了，《救亡日报》于2月28日被国民党封闭。

　　被称为“广西抗大”的干校，情况也非常紧张，第一期学生毕业后分配出去工作，困难很大，有人拒绝接受，有人接受了则加以监视，使其无法工作，自然也有不少人是坚决地工作和斗争下去的!但反动派却不断给黄旭初写信，告干校的状，说它是共产党大本营，干校学生在下面进行“异党”活动。黄旭初因之对干校非常“不放心”，过去他一直是挂名“校长”，一年半年难得到校一次，这时却频频“莅校训话”，而早已潜伏下来的反动派也大肆活动，配合进攻。他们攻击杨东莼使用共产党，在学校散布谣言，说干校要改组了，把“异党”分子都赶出去。在中间、落后学生中制造风潮。在这种情形下，党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以便更有力地打击反动派，决定把有些机构、人员撤退，干校地下党支委讨论了这件事。在北面上松林内召开了会议，参加的有周钢鸣、张海鳌和司马文森，讨论上级党的指示，并具体进行布置，决定同志们分批撤退，也布置了二线三线人马。在杨东莼正式“辞职”后，父亲和同志们相继退离干校。桂林逸仙中学被特务搜查，且抓了人，其中有一名教师“被迫上吊”，血腥味很浓。夏衍、周钢鸣和《救亡日报》的同志，以及许多知名人士从1月28日起陆续撤退，他们走得秘密，走得匆忙。当大批同志撤离桂林前，党组织对父亲说：“桂林工作不能没有人做，有许多同志不能没有人负责联系，你得设法留下，继续坚持。但要注意方式方法，尽可能的隐蔽下来。保存革命实力就是胜利，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同志们要走的都悄然地走了，大批文化工作者、民主人士去了香港，有的去了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留下的同志，肩当的责任却很重。但无犹豫，无担忧，是共产党员就不怕烈火来考验!父亲司马文森承担了联系和领导桂林文化系统地下党员的工作，由中共南方局派李亚群同志来桂林检查、布置工作。工作相当艰难，战乱年代，家人的生活都难以维持；不断有同志从广东逃了来，他们是千山万水，绕了很大的圈子才到桂林的，找不到八路军办事处，找不到组织，就来找父亲，要到延安、苏北解放区去，父亲帮他们联系；走不了，就得替他们解决生活，找工作，设法隐蔽下来。为帮助新安旅行团顺利向苏北转移，父亲司马文森利用为文化供应社编辑少年文库的机会，发动他们写作，出版了《敌后的故事》、《在内蒙古的草地上》、《星的故事》、《火线上的孩子们》等书，筹到的稿费用于新安团到解放区的路费，新安团成为新四军的文艺骨干队伍。

　　1941年7月1日党的生日这天，父亲司马文森和母亲雷蕾(《柳州日报》记者，曾为《救亡日报》通讯员)结为革命伉俪。随即在桂林举行聚会，所有文艺界友人全到了：邵荃麟、葛琴夫妇，田汉、安娥夫妇，穆木天、彭慧夫妇，欧阳予倩、艾芜、孟超、何家槐、周行、熊佛西、焦菊隐、宋云彬、余所亚、李文钊、端木蕻良、骆宾基、彭燕郊、陈芦荻等几十人纷纷来祝贺，胡危舟准备了一块红绸，参加的人都签了名，可惜这块红绸于“文革”动乱中失落。

　　有家新成立不久的出版社——文献出版社，老板和孟超是熟人，他想办一个文艺杂志，为他的出版社“打打招牌”。孟超来找父亲：“请你办个文艺月刊，出版许可证我有办法弄!”经他这一提议，父亲便决定和那个出版社合作了。对方是商人，办杂志有他的动机，我们是革命工作者，办杂志为革命斗争服务，也有我们的动机。1941年9月父亲司马文森主编了大型文艺期刊《文艺生活》，母亲成为父亲得力的助手。封面“文艺生活”这四个字是郭沫若同志写的,田汉的《秋声赋》、欧阳予倩的《一刻千金》、夏衍的《法西斯细菌》、父亲的《雨季》等都在《文艺生活》上第一次与读者见面，还刊登了国际反法西斯的文章。《文艺生活》受到读者的欢迎，销路从开办时的4000册，很快上升到近两万册，于1943年9月被国民党当局限令停刊。《文艺生活》联系了几乎所有在国统区的进步文艺界人士，成为国统区抗战、进步文艺的一面旗帜，在桂林文化城最黑暗的日子里坚持了党的文艺阵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坚持在桂林斗争岗位上的同志们，都很关心在香港同志们的行止和安全。恶劣消息不断传来：日寇在香港不断地杀人、抓人。东江纵队对这批文化人及民主人士进行了大营救。有一天，李亚群通知父亲说：“夏公已到桂林，住在张云乔家，要你去看看他!”父亲到张云乔家，热闹极了，都是从香港逃来的同志，有夏衍、蔡楚生……欧阳予倩已先到那儿，父亲百感交集，忍不住泪水涔涔。夏衍风度依然，神采奕奕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抓住父亲的双肩用力拍着：“少校(父亲22岁在四战区时军衔)，你还活着!”父亲笑着说：“死不了!”一阵哄然笑声。夏公说：“形势很好，还得发挥干劲，坚持下去，斗争下去!” 两天后，他飞重庆去。临走前和国民党民主派交换了不少意见。

　　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在这个有党坚强领导的桂林文化中心消灭进步的抗战文化活动，以为把几颗“钉”拔走了，党的文化活动就会瘫痪。可是，反动派的打算错了，当时桂林的进步文化活动并没有停止，而且活动面更广。一个文化中心的形成不容易，而要摧毁这个中心也不容易。出版事业依然蓬勃发展，虽然“省党部”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极严，依然有不少杂志图书出版，文化供应社当时出版了不少较好的书，还办了文化杂志。而国民党中的民主派，因不满蒋介石反动派的不抗日专搞内战，加强特务统治，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也集结起来，加强活动。在党领导下的桂林文艺界开展了许多文艺活动：文协举办了各种文艺讲座，父亲和文艺界友人都去讲过课；文协举办了救亡诗歌朗诵会、“万人大合唱”、为前方战士“大捐献”活动、鹿地亙领导的日本反战同盟演出的《三兄弟》等，声势最大的就是党领导的西南剧展会演。1944年2月-5月，历时3个月，聚西南5省戏剧工作者，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以百折不挠的努力，为保卫文化、反法西斯战争，在桂林演出话剧、京剧、桂剧、木偶戏、电影等近百个剧目，父亲曾写了不少剧评：《祝西南第一届剧展》、《欢迎第四演剧队〈家〉的演出》、《评〈法西斯细菌〉》、《评艺大的〈蜕变〉》等。这样大规模的戏剧会演，在我国有史以来尚属首次，在国际上也属罕见，一时轰动了国内外。

　　1944年7月底，日寇逼近广西边境，衡阳已经沦陷，国民党广西政府发出第一次疏散令。许多同志撤退到昆明、重庆等地，李亚群召集父亲、左洪涛开会，决定父亲留在桂北敌后开展游击战。父亲司马文森将母亲和女儿小兰送到柳州后，和邵荃麟、曾敏之、端木蕻良等再次返回桂林，为筹备著名作家王鲁彦追悼会奔忙，刊登讣告、发起募捐买墓地、救助遗孤。在敌机轰炸中，桂林文化界人士二百多人为王鲁彦举办追悼会。9月8日广西政府发出第二次紧急疏散令，9月12日发出第三次强迫疏散令，在安排了所有进步文化人撤离桂林后，父亲和邵荃麟、李亚群等最后离开桂林。桂林文化城随后被日寇炸为平地。左洪涛去了百色；司马文森带杨繁、何谷、吉联抗、郑思等同志，和《柳州日报》党组织罗培元，以及融县地方党组织张琛会合，共同领导活跃在桂北的三支抗日武装：柳州日报自卫队，青年挺进队，别动纵队，到抗战胜利。

　　桂林时期是司马文森创造的高峰期，以在广东、广西、四战区的经历、见闻，写下大量抗战纪实文学作品，茅盾评价他的作品具有战斗力、有现实感。《抗战时期司马文森在桂文学创作成就》一文评论：“司马文森的报告文学、散文、战地作品，以其厚重的历史内涵和独特的创作方式，在战时文学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至今仍成为文学史上有价值的战时报告文学中的名篇之一，对促进我国文学运动的不断向前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父亲司马文森在桂林创作了长篇小说《雨季》、《人的希望》；中篇小说《尚仲衣教授》、《转形》、《希望》、《菲菲岛梦游记》；短篇小说集：《一个英雄的经历》、《人间》、《奇遇》、《小城生活》、《孤独》、《大时代的小人物》、《蠢货》；散文集：《粤北散记》、《过客》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抗战文学做出重大贡献。

　　抗战胜利后，根据国民党中宣部发表的“凡抗战前或抗战中出版发行过的报刊可以先复刊后登记”的规定，《救亡日报》以新的姿态在1945年10月10 日正式在上海复刊，改名为《建国日报》，周恩来再三叮嘱，仍旧要保持民间报纸的特点，依旧用了原来的报头，即：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出了12天，到10月22日，国民党市党部就下令查封。父亲在《救亡日报》发表文章50余篇。

　　1945年10月司马文森、雷蕾夫妇到广州，复刊了《文艺生活》，站上文化岗位。父亲司马文森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投身到党领导的广州文化界“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文艺生活》于1946年6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迁到香港再次复刊。《救亡日报》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党的文化宣传工作、统战工作在新的形势下，以新的面貌继续展开，《华商报》于1946年1月4日在香港复刊了，《正报》、《群众》、《文艺生活》、《今日中国》等纷纷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