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先生，我们能不能去你二楼的房间，从窗口拍对面徐志摩当年的旧居?”未待我作答，那位问话的中年女士立即补充道，“我们刚从美国来上海不久。”她说普通话，口音不太标准，而且显然有些吃力。这时，邻居走过来轻声对我说：“那胸前挂相机的男士是徐志摩的孙子。”当我告诉徐志摩的孙子徐善曾先生、他夫人包女士、一位拍过电视片《泰戈尔在上海》的印度朋友，我的这个亭子间书房，巴金先生80年前曾住过，且有著作问世，他们更来了兴致，连拍了不少照片。
徐志摩旧居外墙钉有铭牌后，前往观瞻拍照并想入室参观的中外游人络绎不绝。屋主人破例允许这一行客人入内，从底层至三楼拍个不停。徐善曾一行很是兴奋，身临这座祖父的旧居，他们感慨万端，似乎看到了诗人的生命足迹。
笔者居住在上海市南昌路附近许久。这个貌似普通的弄堂里，却尘封着近百年来的上海风情，既有孙中山、张学良、郭沫若、梅兰芳、赵丹、张恨水、傅雷、林风眠、柳亚子、张大千等名人旧日的居所，有《新青年》编辑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以及毛岸英等孩提时代来过的“大同幼稚园”等。就连笔者所住的亭子间，也是巴金先生于1932年至1933年间创作《春天里的秋天》、《砂丁》等作品，并重写《新生》时所住。
有人说，两千年的历史看西安，一千年的历史看北京，一百年的历史看上海。这话不无道理。这些蕴积了近代人文资料的社区，不应“沉睡不醒”，要让它“苏醒”、被“体验”。然而，现实却不无遗憾，有些名人故居逐渐淹没在老旧的弄堂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老化。保护这些社区人文资源的任务变得更加迫切。
其实在我看来，保护与利用并非无从入手。由简单开始，可以在门外装置一个内容介绍较具体、字迹清晰的铭牌，而后，有选择地增加一些名人故居实物展览，让社区以外的人能得以走近、重温。
由此，我不禁想起一位叫布鲁门萨尔的耄耋老人。二战时期，曾有约3万犹太人得到中国外交官的人道主义援助，从欧洲逃亡到上海。至今，他们当中仍有不少人远涉重洋重访霍山路、提篮桥等他们难忘的老街巷。布鲁门萨尔1926年生于德国柏林郊外。1940年代，他随父母住进上海舟山路59号不足20平方米的三楼。当时他父亲以经营“罗宋”面包维持生计。他在那里度过一段难忘时光。自新中国成立后，他已先后六次造访上海，到他居住过的地方去看、去追忆。前几年，这位老人又旧地重游，面对那条喧闹的弄堂、那幢老旧的建筑，缓缓登上楼梯，轻轻地推开房门，全神凝视着房间……他向陪同他的人介绍说：“这里是我妈妈的床，前面是姐姐的床，我睡的小床在这里……”说着说着，便止不住潸然泪下。故地难离，驻足难去……我想，对他来说，这里或许是他永难忘却的精神城堡，凝聚了他对这座城市、对中国的特殊感情。
保护这个城市独有的记忆与精神，留下那些难忘的故事，我们这些住在这个城市中的人，避不开，也避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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