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河上的唐诗

江南古运河水乡古镇景色

　　汴河又称通济渠，是隋炀帝在先秦鸿沟、东汉汴渠等基础上兴修的运河。这条运河的起点是洛阳西苑，终点是扬子渡口(在今江苏扬州南扬子桥附近)，其中包括淮河航段、春秋时吴王夫差在江淮之间开凿的邗沟，如史有通济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隋书·食货志》)之说。

　　通济渠是唐王朝最繁忙的交通线。李吉甫记载：“隋炀帝大业元年更令开导，名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口，又从大梁之东引汴水入于泗，达于淮，自江都宫入于海。亦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之以柳，炀帝巡幸，乘龙舟而往江都。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一》)这里所说的“后代实受其利”，是指隋炀帝建成通济渠以后，唐代坐享开通之利。这一认识贯穿于唐代的始终，如晚唐皮日休以诗歌为载体表达了与之大致相同的看法：“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汴河怀古二首》其二)首句用“尽道”领起全篇，叙述隋炀帝大兴土木兴修通济渠导致覆灭事。二句笔锋一转，称千里航线开通后给唐王朝带来巨大的利益。三句与首句相扣，补足隋炀帝灭亡的原因。四句与前三句呼应，认为隋炀帝兴修通济渠可与大禹治水疏通九河相提并论。这首诗虽然只有四句，但生动形象地揭示了通济渠即汴河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唐王朝定都关中长安后，黄河流域的农业经济走向衰败，江淮农业经济稳固上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租赋依赖江淮即东南的局面。史称：“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新唐书·食货志四十三》)唐高宗以后，关中及长安依赖江淮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当时，每年从江淮运往关中的租米为一百万石到一百二十万石，最高年份达四百万石。但这里不包括沿途损耗及运输费用等，如以明代漕运“率四石而致一石”(黄宗羲《明儒学案·都督万鹿园先生表》)为参照，那么，每年起运的租米应在四百万石到一千二百万石之间。如果以每船运四百石为基数，那么，在汴河上行驶的运粮船(主要是官船)应在一万艘到三万艘之间。如果再把有其他功能的官船、民船和商船算上的话，那么，汴河上“舳舻相继”当不是一句空话。

　　这一时期，诗人以汴河为兴象，极大地丰富了唐诗的内容。如刘禹锡在《杨柳枝词》中吟唱道：“炀帝行宫汴水滨，数枝杨柳不胜春。晚来风起花如雪，飞入宫墙不见人。”诗人紧扣隋炀帝行宫、汴水、杨柳、杨花等意象，在关注历史中留下了耐人寻思的意味。李益《汴河曲》云：“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从表面上看，这首诗与刘禹锡的《杨柳枝词》多有相似之处，抒写时间和兴象基本相同，但诗人由物及人，以“愁杀人”三字收笔抒发了挥之不去的羁旅之愁。白居易屡遭贬谪，重走三十年前走过的汴河路，留下了“三十年前路，孤舟重往还。绕身新眷属，举目旧乡关。事去唯留水，人非但见山。啼襟与愁鬓，此日两成斑”(《汴河路有感》)的感喟。崔颢《晚入汴水》云：“昨晚南行楚，今朝北溯河。客愁能几日，乡路渐无多。晴景摇津树，春风起棹歌。长淮亦已尽，宁复畏潮波。”诗紧扣诗题，在写景抒情中将客愁延展到汴河棹歌之中。韩愈送别诗充满了力量，以汴河为兴象表达了对友人的激励和期许，如在《送汴州监军俱文珍》中写下了“奉使羌池静，临戎汴水安。冲天鹏翅阔，报国剑铓寒”的铿锵有力的诗句。人生有欢乐也有不如意的时候，友人落第经汴河东归，贾岛以“下第子不耻，遗才人耻之……浙云近吴见，汴柳接楚垂。明年春光别，回首不复疑”(《送沈秀才下第东归》)等劝慰，希望友人在挫折中奋起。岑参的汴河送别诗别具一格，像他的边塞诗一样有气势，如《送张秘书充刘相公通汴河判官，便赴江外觐省》有“刘公领舟楫，汴水扬波澜。万里江海通，九州天地宽”等，这些诗句以汴水为喻，抒写了天地宽广的豪情。与岑参相比，卢仝的诗充满了想象力，如他在《冬行》中写下了“不敢唾汴水，汴水入东海。污泥龙王宫，恐获不敬罪。不敢蹋汴堤，汴堤连秦宫。蹋尽天子土，馈餫无由通”这样耐人寻味的诗句。白居易语言精练传神，寥寥数笔生动地勾勒了汴河远通江南的大交通，留下了“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长相思》)的妇孺皆知的名篇。李敬方《汴河直进船》云：“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汴河是唐王朝的生命线，当国用不足只能依赖江淮租赋时，汴河成了唐王朝搜刮东南四十三州民脂民膏的运载工具。诗最后笔锋一转，将错综复杂的情感表述为“取尽脂膏是此河”，增强了批判现实的力度，传达了力透纸背的力量。

　　唐代以后政治中心东移和北上，汴河徐州以西的航段逐步废弃不用。时至明末清初，开辟京杭大运河新航线，汴河徐州以东至泗州(今江苏盱眙淮河镇)入淮的航线也废弃不用。这样一来，汴河或成为残沟断壑或成为农田，遂给后世认识汴河行经的区域等带来了困难。如历史上的梁园，是汉代梁孝王刘武在梁国都城睢阳(今河南商丘睢阳)建造的园林。李白长期在此居住，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梁园吟》。问题是，李白为什么会以汴河为兴象，在诗中写下“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舞影歌声散绿池，空余汴水东流海”(《梁园吟》)等诗句?如果关注一下唐诗便可以解除其中的疑惑。如姚合《送刘禹锡郎中赴苏州》有“初经咸谷眠山驿，渐入梁园问水程”诗句，两相对比，当知李白以汴河为兴象是从眼前景写起的，又知汴河行经睢阳时从梁园中穿过。又如杜牧《汴河怀古》有“锦缆龙舟隋炀帝，平台复道汉梁王”等诗句，结合《史记·梁孝王世家》“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等语，当知隋炀帝修通济渠时利用了梁园的水面，这一水道为唐代所继承，沿途经过汉代梁园中的平台、复道等遗址。如果将李白、姚合、杜牧诗联系起来读，当知梁园是汴河东行时不可或缺的航段节点，进而补充史料中的不足，为全面认识汴河在唐代的水道提供必要的帮助。

　　汴河有两个汴口，一是汴河入黄河的河口即荥阳汴口，一是汴河入淮河的河口即泗州汴口。历史上的两个汴口都是唐诗关注的对象，如果粗心大意的话，很容易将泗州汴口误认为是荥阳汴口。如杜牧《赴京初入汴口，晓景即事，先寄兵部李郎中》有“清淮控隋漕，北走长安道”句，此时杜牧在淮南节度使幕府任职，赴京北上自然是沿淮河入汴河。联系诗中的风物，这里所说的汴口只能是泗州汴口。如顾祖禹论述道：“汴水自河南境流经泗城东，而合于淮，亦谓之汴口。”(《读史方舆纪要·川渎四》)荥阳汴口和泗州汴口相距千里，如果误读的话，将会犯地理方位上的错误，进而影响到对诗人行程及诗歌的正确认识，同时会对唐代以前汴河的航线及行经区域造成误解。

　　河阴县是唐玄宗一朝加强漕运在荥阳汴口一带建河口仓的产物。裴耀卿受命主持漕运后，采取了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洛、河不入渭的接运之策，重点建设了位于荥阳汴口的河阴仓。杜佑指出：“上大悦，寻以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敕郑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萧炅，自江淮至京以来，检古仓节级贮纳。仍以耀卿为转运都使。于是始置河阴县及河阴仓，河清县置栢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三门西置三门仓。开三门北山十八里，陆行以避湍险。自江淮西北溯鸿沟，悉纳河阴仓。自河阴候水调浮，漕送含嘉仓，又取晓习河水者，递送纳于太原仓，所谓北运也。自太原仓浮渭以实关中。”(《通典·食货十·漕运》)河阴仓是河口仓，是汴河漕运入河时的重要节点，在唐代漕运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为加强对其的管理，唐王朝析三县之地建河阴县。如史有开元二十二年(734)八月“遣侍中裴耀卿充江淮、河南转运使，河口置输场。壬寅，于输场东置河阴县”(《旧唐书·玄宗纪上》)之说，乐史又有“河阴县，东北一百四十里旧三乡，今二乡，其地即汜水、荥泽、武陟三县之地也。开元二十三年，侍中裴耀卿奏以地当汴河口，便于漕运，宜析上三县之，置县以顿之”(《太平寰宇记·河北道一》)之说。白居易在《河阴夜泊忆微之》中写道：“忆君我正泊行舟，望我君应上郡楼。万里月明同此夜，黄河东面海西头。”从诗题“河阴夜泊”中当知，河阴是自汴河入黄河的航段节点。雍陶在《河阴新城》中描绘道：“高城新筑压长川，虎踞龙盘气色全。五里似云根不动，一重如月晕长圆。河流暗与沟池合，山色遥将睥睨连。自有此来当汴口，武牢何用锁风烟。”雍陶生活在晚唐，约公元834年前后在世，此时上距建河阴县的时间约一百年，雍陶以“河阴新城”为题，当知此城有别于旧城。在这中间，弃旧城建新城固然与黄河水文变化多有联系，以诗证史，亦可知河阴县在唐代汴河及黄河漕运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从初唐到盛唐，从盛唐到中唐再到晚唐，唐代诗人行走在汴河上，留下了大量吟咏汴河或以汴河为兴象的诗篇，这些诗篇从不同的层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历史岁月和风貌，虽有不同的取向，但拓展了艺术创造的空间，具有很高的审美及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