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莎莎 文/图
杜维明：祖籍广东南海，1940 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是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国际哲学学会名誉院士(代表中国)。
1月18日，刚刚获得央视“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的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学人杜维明来到深圳，参加“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深圳大学主办，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承办，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韩国、马来西亚、美国等的127位儒家学者思想交锋，杜维明教授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仁是儒家的核心价值。在中国走向复兴的大背景之下，新儒家哲学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经历风霜的儒家能否担当重责?如何延续儒家“断裂的传统”?且看本报记者对杜维明的专访。
儒家传统是我们文化的DNA
记者：在中国走向复兴的道路上，您认为儒家哲学对我们文化复兴的意义是什么?
杜维明：中国要走向复兴必须走自己的路。但我不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成熟的中国模式。我们有经验，有路线，但是没有模式。在这样一个情形下，儒家传统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它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最重要的资源，是我们文化的DNA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把儒家里这些内在的、最好的价值浮到台面?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考验是中国的精英阶层。精英有政治精英、媒体精英、学术精英、商业精英等等，这批人经过横向沟通之后，希望今后中国成为怎样一个中国?儒家提供了很有参考性的思想基础。比如，“恕道”也就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仁道”也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
另外，在此基础上，需要塑造中国民族新的人文认同。这个认同首先是开放的，不仅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多元包容。其次这个认同还必须具有反思能力。
记者：您认为现在这批精英能够达成共识么?
杜维明：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我们现在是有精英，但是精英往往在维持自己的利益。不过，这也可以理解，世界其他国家的精英阶层也是如此。一个好处是，现在我们的精英阶层来源更宽泛了，有的是来自商界，有的依靠自己的才艺。一个共同点是，这批精英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够生活得更好、更高尚。就像比尔·盖茨，如果不是他的家庭对他的熏陶，我想，他不会做这么多慈善。在中国也一样，这一代的精英阶层，也有可能会孕育出类似比尔·盖茨这样的精英第二代。
记者：您说过，儒家的梦是大家都可以做的，具有普适性，如何理解?
杜维明：儒家讲仁义道德，讲和平共处，讲天地人和谐，它不是侵略性的，这样的梦当然大家都可以做的。不仅中国能做，印度、日本、韩国都能做。
反过来看美国梦——每个人都要有房有车，一年之中还要到世界各地旅游几次，这样的梦，如果人人都去做，我想十个地球都不够。美国梦更物质化，它带来了很严重的问题，比如美国的汽车文明，造成了地球多大的负担!
记者：现在社会上开始出现一些“读经班”、“书院”，动画片《孔子》热播，儒学热越来越火，您认为，这把火是虚火还是实火?
杜维明：我认为当下出现的儒学热不是表面的，它会持续下去。它反映了一般人很强烈的意愿，但是并不很深刻，要它深化下去，过程会很慢。
比如，你提到的书院，我们现在发展的书院跟中国传统的书院，甚至是现代日本韩国的书院都还有很大距离。韩国的成均馆有600年历史。现在，北大和河南省政府合作正在搞嵩阳书院，我想10年之后吧，书院会慢慢开始有规模。
但是，在开始建设的过程中，不一定很到位。现在追求利益的人很多，不排除有人搞儒学培训是为了赚钱，但跟以前比，社会基础深厚多了。
假如儒家在中国大陆不能健康地发展，那儒家就没有前途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化传统断裂的苗头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时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导致了一些不可预想的后果。对于五四，您怎么看?
杜维明：你问的这个问题网上讨论非常多。我的观点是，我们对五四的了解还是太片面了。因为五四是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强烈的反传统结合的产物，它发生在矛盾冲突非常严峻的时代。有一点，我们不要忘记，五四的那些知识精英，他们成名的时候都是20多岁，胡适26岁做北大文学院院长，蒋介石做黄埔军校校长也才32岁。年轻人气壮，讲话偏激。但我想当时他们的基本判断是对的。
五四时期，大家一方面认为中国如果不西化没救了，另一方面又有强烈的自信，认为中国一定能把帝国主义赶出去。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用现代心理学来解释就是：强烈地认同西方又强烈地反西方，强烈地认同传统又强烈地反传统。美国有一位极杰出的学者列文孙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认为当时的五四知识精英在感情上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理智上已经拒绝了传统。对西方呢，则是在理智上强烈认同，但是在感情上接受不了。所以在五四时候，无一例外，西方主要的思潮都在中国有市场。马克思主义就是来源于西方又强烈地反西方，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它对中国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我个人对五四的评价是这样：我们还要进一步了解五四。
记者：您认为，五四对儒学的批判对儒学而言，是不是毁灭性的打击?
杜维明：不，我不这么看。我反而认为，五四对儒学的进步有非常大的贡献。因为它把儒家传统上的或者说实际上的或者说想象上的各种不同的弊病，用放大镜放大了一百倍。在人类历史上，重大的精神文明，不管是基督教还是佛教，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摧残。经过这样全面的摧残，儒学还能活下去，它就是练成金刚身。它歧视妇女的传统、它的等级制传统、它和农业社会的传统等等，弊病全部暴露出来了。
但是，这些年，我们观察儒学真正发展得比较好的国家，它们都没有这些弊病。比如，韩国、日本、新加坡当今都不是农业国家。再比如，五四批判的儒家和专制政体的关联，韩国、日本、新加坡都是民主国家。不过，假如儒家在中国大陆不能健康地发展，那儒家就没有前途，其他地方再怎么发展都是边缘了。
所以，我在上世纪80年代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我们这一代没有人做这样的决定，就是尝试在大陆常住。余英时他们来大陆开会，都是开完就走。上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住了一年。1983年，我到了北大和77、78、79级的学生结下不解之缘。
记者：为什么您会做这个决定呢?
杜维明：做这个决定，因为我了解到大陆情况不改变，海外儒学发展得再好都没有意义。上世纪80年代我就问两个问题：一是，到底健康的儒学在中国能不能发展?二是，中国能不能培养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当时，我的答案就是肯定的。后来的发展验证了我的观点。这30年儒学在大陆的发展非常健康。另外，大陆当然有一批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80年代，我就很清楚，大陆能发展健康的儒学，它就会有长期的、深厚的影响，不会很肤浅。
儒学热会长久持续下去
记者：您说大陆的儒学已经开始健康发展了，这种“健康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杜维明：儒学要健康发展，它一定是全面的。首先，它在政治上的阻力逐渐减少，不但减少，还有相当部分的官员愿意发展儒学，孔子学院就是很好的例子。
再比如企业界，很多年前，在潍坊我参加过一个企业界的儒学学术会议，看到了企业界对儒学的热情。凤凰卫视的刘长乐说，将来中国儒学的发展要靠企业家，因为学界象牙塔有限制，只有企业界的人，他们有视野，有资源，可以独立发展。比如，中山大学的黎红雷，他们做的国学商道人文企业家高级研修班，多少企业家追捧。当然，还有媒体对儒学的认同。
再来，就是社会，民间。我所知的，大连有一个白云书院用3年的时间，教小朋友背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是公开的、不收费的。我记得20多年前，袁行霈在北大讲国学，当时《光明日报》出了一则报道，说国学悄然在燕园兴起，那会就一阵热，很快过去了。现在的儒学热会长久地持续下去。
记者：包括这次“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您觉得这也是儒学健康发展的一部分?
杜维明：当然!这次的会议是一个起点，假如深圳决定，让深大国学研究所每年办一个这种类型的高品质的国际学术会议，维持3年，慢慢地这就会变成一个运动，儒学研究的高峰的运动。这次来的，真的都是做儒学研究最好的一批人。
记者：您从哈佛大学荣休之后，回到大陆，现在的身份是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您是带着怎样的理想回到大陆的?
杜维明：我的意愿是能够创造大陆儒学教育的条件。我以前很乐观，认为回到北大，也用个10年时间，北大一定能成为儒学研究的重镇。现在我不这么看了。
因为大环境太差，太差有很多方面。第一，我们对整个人文学根本没有了解。像北大，严格意义上可以说是商科、理工科大学。北大文史哲学科全部的投入不到光华经济管理学院1/4，那不能跟美国的精英大学相比。第二，真正进入这个领域的学生，自愿进来的特少。最近，学生们告诉我有个顺口溜说的是“不孝有三，第一是学文。第二是考研，第三是没有对象”。这样说来，我也是“不孝”的人。
现在北大的博士后，大多是因为找不到好工作，所以才来读的。现在很多青年人的愿望是做一个公务员。这个我完全不可想象。要知道，在哈佛念一个博士后，地位比谁都高。第三就是，学生不用功、程度不好，没有国际视野。
记者：在美国情况完全相反?
杜维明：我举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化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这些人是商科、理工科抢都抢不到的。现任中国美国商会会长孟克文先生是在大学毕业之后，找不到与中国文化研究相关的工作，才去了摩根斯坦利。后来他在这家银行做得非常好，三级跳。我很惊讶，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只要搞过中国古典文化研究，其他都是小菜一碟。这是他们的程度。我们这学生还不行，可能慢慢会好。我做一点是为了向世界证明，我们国家还有一批动心忍性研究中国历史哲学的人。你不做，下一代人做更困难。但如果成功，就是意义。
儒学被列入哈佛通识教育课程
记者：谈谈您的学缘吧，在您的早期教育里，东海大学这一段对您后来治学有何影响?
杜维明：我是台湾东海大学第3届毕业生。应该说东海大学前5届是有共同经验的。现在的东海完全不一样了。东海大学对我影响极大。
我在中学时期遇到一位启蒙老师周文杰，周文杰的老师是牟宗三先生。1956年的暑假，我在师范大学听牟宗三老师讲中国哲学的课，牟先生讲课义理非常清晰，是另外一个视野。那个时候我在“建国中学”念书，“建国中学”大半的同学都进台大，受杨振宁的影响，大多都念理工。听了牟老师的课之后，我决定上文科，上东海，跟牟宗三先生。当时我父母认为，进东海就要学外文，不能学中文，学中文就是堕落。不过，念了一年之后，我还是决定转到中文系。
当时东海没有哲学系，哲学的课程在中文系里教授。东海中文系前3届，每一届都是7个学生，教授反而有十几个。我们那一届，真正愿意学的就3个人，所以后来重要的课都在教授家里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东海教英文的老师，多半是美国精英大学的毕业生。大学生学会几句英文，就开始进行文明对话了。
记者：您后来去了哈佛念书教学，把儒学也带到了哈佛。
杜维明：其实，儒学在美国 影响比较大是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人叫狄别瑞，他做过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校长。哥伦比亚是宋明儒学的重镇。
最近中央电视台做了一次“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的评选，他们给我颁奖，说我把儒学课程带到了哈佛。央视有渲染，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哈佛大学有一个通识教育的课程，是我建议把儒家哲学放入其中，我在哈佛开这门课，教了15年。这门课选得多的时候有六七百人，少的时候只有1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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