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者：陈众义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
演讲者简介：陈众议1957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市，文学博士，毕业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译协副主任，主要作品有《拉美当代小说流派》、《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博尔赫斯》、《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游心集》等，间或从事文学创作，有长篇小说《风醉月迷》等。
千万不要自欺欺人地以为全球化只关涉经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能与经济基础相割裂吗?而今，跨国资本正急剧地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自主性、民族传统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地面临威胁，而所谓的世界潮流其实主要来自美国，且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曾有非洲朋友半开玩笑地责问我：缘何将AFRICA翻译成“非洲”，而将AMERICA美化为“美洲”或“美国”?我的勉强回答是我们自己所在的ASIA也被译作了“亚洲”呀。然而，对方苦笑着说：亚洲毕竟是洲，而非洲却连洲的资格都没有了。这其中有没有歧视和偏见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相对于美国和欧洲，我们确实不那么关心非洲。至于拉丁美洲，则充其量被看作是美国或西方的延伸：一个遥远的存在。但事实上，拉丁美洲对于我们的借鉴意义几乎可以用前车之鉴来加以概括，而非洲则将愈来愈成为我们不可小觑的所在。此外，从人文学的角度看，一切疏虞和轻视都是不可原谅的，更不必说歧视。
且说拉丁美洲率先成为西方跨国资本的练习场，其中不乏社会与文化层面上的惨痛教训，从而为我们提供不可多得的借鉴。
“相对于美国和欧洲，我们确实不那么关心非洲。至于拉丁美洲，则充其量被看作是美国或西方的延伸：一个遥远的存在。但事实上，拉丁美洲对于我们的借鉴意义几乎可以用前车之鉴来加以概括，而非洲则将愈来愈成为我们不可小觑的所在。此外，从人文学的角度看，一切疏虞和轻视都是不可原谅的，更不必说歧视。”
拉丁美洲的历史文化
上世纪70年代，国际和平奖获得者约瑟·德·卡斯特罗就曾大声疾呼：在2.8亿拉丁美洲人口当中，有近5000万失业或半失业，近1亿为文盲。半数人口生活在拥挤不堪、脏不可耐的环境里。拉丁美洲的三大市场——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的消费能力之和还抵不上法德……
10年以后，加西亚·马尔克斯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以更加有力的证据谴责世界的不公：当欧洲人正在为一只鸟或一棵树的命运如丧考妣的时候，2000万拉美儿童，未满两周岁就夭折了。这个数字比10年来欧洲出生的人口总数还要多。因遭迫害而失踪的人数约有12万，这等于乌默奥全城居民一夜之间全部蒸发。
20年以后，拉丁美洲在债务危机的重创下哀鸿遍野。1990年，拉丁美洲的外债达到4414多亿美元，不少国家因无法偿还高达数十乃至上百亿美元的本息而陷入危机。
30年以后，拉丁美洲进入“多元并存时代”。以巴西为代表的“左翼军团”开始艰难的振兴之路，而以墨西哥为代表的“右翼军团”则愈来愈依附于美国。前者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路径相近，而后者则仍在为新自由主义思潮付出高昂代价。
要读懂今天的拉丁美洲，必须了解拉丁美洲的历史文化。拉丁美洲泛指美国以南除英、美、法、荷殖民地外的30多个罗曼司语国家。这片富饶的土地，历史悠久，物产丰盛。但经西葡殖民者长达3个世纪的统治和掠夺，古代文明惨遭蹂躏。19世纪独立革命以后，以混血人种为主体的拉丁美洲固然迎来新生，但生产力不发达、内战频仍、专制肆虐，以及美国的频繁干涉使所有新生的共和国在风雨飘摇之中举步维艰，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使西方陷入困境，国际市场上肉类和谷物价格屡创新高。一些拉丁美洲文人甚至幸灾乐祸地认为“美洲文明的时代”已经来临。
然而，何为美洲文明?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
理论上，墨西哥作家巴斯康塞洛斯在《宇宙种族》中所阐释的观点得到相当一部分拉丁美洲文人的推崇。他声称：“墨西哥及拉丁美洲种族的显著特点是她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一方面决定了她的无比广阔的宇宙主义精神，她对荷马、柏拉图、维吉尔、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和歌德等从之若流、如数家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她的松散性与离心力……”
“宇宙种族”说包含着一种模糊的“大美洲主义”意向。对巴斯康塞洛斯而言，墨西哥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划等号的。由于种族构成、文化混杂和政治环境，墨西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大杂烩。他认为激进的本土主义思潮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因循守旧、抱残守缺、闭目塞听是懦弱的表现，一味纠缠历史、不敢正视未来、不愿向世界敞开胸襟是极其危险的。
反之，本土主义者更关注社会现实，试图通过文学艺术暴露社会不公、改变社会面貌。他们，如雷布埃尔塔斯、蒙西瓦伊斯等，批评巴斯康塞洛斯的“宇宙种族”是掩盖矛盾的神话，并不能真正解释墨西哥及拉丁美洲错综复杂的民族特性。当拉丁美洲尚处在种族要翻身、人民要革命、国家要独立的关键时刻，当千百万印第安人、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尚在被压迫、被剥削的渊薮中挣扎的时候，何谈“宇宙种族”?在他们看来，巴斯康塞洛斯的所谓民族性，包含着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在拉丁美洲，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西方文化。在他们看来，真正的民族性乃是印第安人的血泪、黑人奴隶的呐喊和广大劳苦大众的汗水。印第安人的草鞋、黑人奴隶的裸背、工人农民的麻布斗篷远比“哗众取宠”的壁画运动和矫揉造作的先锋派更具民族性，因而也更能引起世界人民的关注与认同。
终于，巴斯康塞洛斯的不乏乌托邦色彩的“宇宙种族”思想由于前卫艺术家们的支持而逐步演化成了美好的梦想;而本土主义者恰恰抓住了这个薄弱环节，对他进行了“清算”。
与此同时，阿根廷的“宇宙主义”者继承“马丁菲耶罗主义”者们的热忱，呼吁人们走向世界，呼吸新鲜空气，“用新的目光、新的感觉审视一切”。“宇宙主义”在阿根廷的代表人物博尔赫斯以书为本，在图书馆里终其一生。他的特别在于不断寻找和汲取人类文化中一切形而上学因素，同时在《面前的月亮》(1925)、《小径分岔的花园》(1941)等诗歌、小说中加以表现，因此他是对人类形而上认知的再认知，既有德国式的思辨，也有英国式的幽默，甚至还有东方的神秘。他对文学的看法和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乌托邦理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世界是由全世界的作家共同创作的一本书。但是，南锥体的无产阶级作家批评宇宙主义或世界主义是掩盖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的神话。类似思想源出马克思。在马克思那里，“世界文学”乃是一种无奈的趋同，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网”(类似于现在的“全球化”)的可怕产物。
与此同时，土著主义文学蓬勃崛起。土著主义的最大成就似乎并非在于真正描写了印第安人的悲惨遭遇，而在于重新发现古代印第安文化并确立了它在美洲文化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场争论虽然早在20世纪中叶就已偃旗息鼓，但问题却远未解决。20世纪中叶，拉丁美洲文学全面炸开，魔幻现实主义轰动世界，而民族性和世界性、土著主义和宇宙主义犹如当代拉美文学的两大染色体，依然矛盾地交织在一起。
如今，随着加勒比文学的兴起，后殖民批评成为显学。于是围绕加勒比人的文化身份问题，土著主义和宇宙主义之争再度兴起。前者以布莱斯维特为代表，表现出一种与欧洲文学传统决裂的强烈的本土意识;后者以沃尔科特为主帅，认为真正的美洲文学传统应该是“从惠特曼到聂鲁达的新世界的伟大诗人”而不是那种认为阳光下了无新鲜事物的犬儒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
全球思潮与拉美文化
上世纪6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拉丁美洲天主教神学发出了“解放”的呼声。在1968年的麦哲伦第二届拉丁美洲神学大会上，主教们广泛讨论和平、正义、贫困、发展、解放等问题，并在会议正式文件中首次突出了“解放”的概念，反对并取代发展的观点。此后，拉丁美洲各地相继举行神学会议，解放神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古铁雷斯于1971年发表了《解放神学》一书，对解放神学作了全面的阐述。他认为神学的重要任务是面对现实。
同时，美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开始了“全球化”时代的新思维。1960年，丹尼尔·贝尔发表《意识形态的终结》。他主张淡化意识形态，认为意识形态对峙犹如传统殖民方式，正明显阻碍生产力的发展。1973年，他又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在他看来，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首先是服务型、资本型经济取代生产型经济，其次是控制技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此外，在贝尔看来，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主要有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构成。这些观点不久即演变成了轰动一时的所谓“大趋势”或“第三次浪潮”。这时，美国政府明显开始两条腿走路，即在保持军事和经济压力的同时，有意放松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这一定程度上为后现代主义的风行创造了条件。因为多数后现代主义者至少一度是以反对西方制度或西方文化传统为初衷的。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政府全面接受了贝尔们的思想，在“淡化”意识形态、加强跨国资本运作的同时，开始实施“信息高速公路”战略。当时日本正沾沾自喜地发展家电、推行办公现代化如传真机之类。然而，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一日千里，不仅迅速淘汰了传真机，而且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利润奇迹并使世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球村”。
也是在上世纪70年代，法国学者利奥塔发表了《后现代状态》(1979)。他从认识的多元性切入，跨大了认识的相对性，并由此阐述了后工业时代文化的无中心、无主潮特征，从而引发了后现代主义热潮。拿西方文化而言，从古代的神话传说、歌谣史诗到近代的人文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文学或文化主潮。而后现代文化特征恰恰是多元并存，在利奥塔看来，无所谓谁主谁次、谁中心谁边缘。于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德里达、拉康、福柯和美国耶鲁学派的德曼、米勒、布鲁姆和哈特曼等几乎同时对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传统认知方式发起了解构攻势。于是解构主义大行其道。解构主义也称后结构主义，它是针对结构主义而言的，是对结构主义的扬弃。
于是，解构、消解、模糊、相对、不确定等一系列相辅相成的后现代概念开始大行其道，从而否定了认识和真理的客观性，导致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客观上为意识形态的淡化提供了更为广泛、也更为坚实的学理支持。因此，无论这些学者初衷何如，他们的成果客观上顺应、甚至推动了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我们不妨以后殖民主义为例，其表面上是针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东方立场，但实际上却是针对东西方二元思维的一种解构主义。
再不妨以生态批评为例，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生态批评确实对生态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毋庸讳言。但极端的环境保护主义就未必具有普遍效应了。盖因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首当其冲的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可现如今由于发达国家一方面把高能耗、高资源消耗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又指责后者的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排放过多。这便是最近热议的碳排放问题，它无疑是美欧扔给发展中国家的又一张王牌。由此，美欧的一些人文学者甚至对发展提出了否定，这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极端姿态。但反过来说，没有节制的开发肯定是一种明知故犯：对来者、对他者的犯罪，也不符合自然伦理。所以这是一对矛盾，如何进退，确实充满了利益纠结。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开始在拉丁美洲大行其道。于是，反社会主义、反凯恩斯主义思想迅速抬头并一发而不可收。据有关方面统计，上世纪60年代以降，跨国资本市场逐渐擢升为世界第一市场。资本支配者迫不及待地开发金融产品，以至于千禧年前后世界货币市场的年交易额已经高达600多万亿美元，是国际贸易总额的100倍;全球金融产品交易总额高达2000万亿美元，是全球年GDP总额的70倍。这是资本逻辑非理性的一次大暴露，其中的泡沫成分显而易见，利益驱动和目标流向更是不言而喻。此外，资本带来的不仅是利益，还有思想，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从而极大推动了资本的自由化和全球化进程。这时，拉丁美洲文坛明显分化，一边是以博尔赫斯为代表的幻想派，主要是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另一边是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侧重于表现新形势下拉丁美洲混血人种的集体无意识。处于两者之间的是巨大、丰富而复杂、难以一言以蔽之的多数派，他们面对全球化所表现的姿态各不相同。
“全球化”的跨国资本主义本质
有关“全球化”的讨论一直集中于时间和表象。我倾向于将全球化界定为跨国资本主义化，即资本在完成地区和国家垄断之后实现的国际垄断。于是，资本之外一切皆无的时代已经来临，而坊间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只不过是一种错觉或自欺欺人。
首先，经济作为一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不可能实现独立的全球化进程。它必然具有政治属性，并导致相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变迁。如今，以资本为核心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形成。资本所向披靡，所谓的“文化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在强大的资本面前，文化生态多样性的理想主义错觉全面崩塌。资本家可以四海为家;而无产者和广大浮游的中间人言路广开，却基本上只能是自话自说。
然而，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危机和危险。跨国资本主义面临的第一轮危机也不仅是自身的问题，而且还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反动。“9·11”事件便是一个极端例子。跨国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牟取巨额利润的同时，正通过低成本及相对廉价的产品和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资料形式冲击西方市场，导致西方国家危机频发，并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上出现空前深刻的矛盾。
其次，资本无国界的事实导致了“地球村”的产生，它淡化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利益冲突则日趋尖锐化。但利益冲突的主体已由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转向资本支配者，从而使民族国家意识逐渐淡化，取而代之以更为宽泛也更为具体的利益群体或个人。近来西方国家极右思潮的抬头多少与此相关，一系列传统价值面临瓦解，致使极少数极端势力铤而走险。人类面临空前危机：没有是非，只有强弱;没有善恶，只有成败;没有美丑，只有贫富。诸如此类的也只有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才能出现。但重要的是，这些时鲜谬论恰恰承载着跨国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
再次，“多元化”原本并不意味着文化平等。它仅仅是思想领域的一种狂欢景象，容易让人麻痹。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化”其实也是一个悖论，说穿了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而整个后现代主义针对传统二元论的解构风潮在否定简单二元论和排中律的同时夸大了李白杜甫各有所爱的相对性。这恰恰顺应了跨国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不分你我，没有中心。于是，网络文化推波助澜，使世界在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狂欢面前愈来愈莫衷一是、无所适从。于是，我们很难再用传统的方式界定文化、回答文化是什么这个问题。借用昆德拉关于小说的说法，或可称当下的文化观是关乎自我的询问与回答，即甚嚣尘上的个人主义或个性化表演。盖因后现代主义留下的虚无状态显然不仅局限于形而上学范畴，其怀疑和解构本质明显具有虚无主义倾向，并已然对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客观上造就了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及文学的“去民族化”态势。而这种状况对谁最有利呢?当然是跨国资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见和描绘过跨国资本时代，今天，所谓“全球化”，实质上是“美国化”或“西方化”，但主要是美国化;形式上则是跨国公司化。作为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率先品尝了跨国资本主义的苦果。尤其是墨西哥，这个曾经的“天堂”，上世纪80年代兴高采烈地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大多数墨西哥人以为傍了美国便可以高枕无忧，殊不知事与愿违。
如今，跨国资本汹涌，全球一村的时代已然来临。即使再小的事情，也可能产生严重后果，一如自然界的蝴蝶效应。同时，跨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与发展中国家民族的传统及情感诉求构成矛盾。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上层建筑决定了发展中国家介入国际化、全球化狂欢必需付出高昂代价。墨西哥只是其中一个个案。这不仅止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同样面临源自跨国资本引发的现实矛盾、伦理危机和情感错位。而且强势文化对其他文化及其传统明显具有强迫性、颠覆性与取代性。千万不要自欺欺人地以为全球化只关涉经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能与经济基础相割裂吗?而今，跨国资本正急剧地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自主性、民族传统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地面临威胁，而所谓的世界潮流其实主要来自美国，且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墨西哥的未来不容乐观，两极分化和白日化的跨国资本与民族利益、富有阶级和贫困阶层之间的矛盾正严重威胁它的未来。同样，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也面临考验。以巴西为例，虽然GDP已跻身世界前六，但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社会矛盾加剧，黑势力猖獗，内战一触即发。这就为古巴和委内瑞拉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与可能性，尽管它们远不足以抗衡强大的跨国资本主义，但为知识分子批判资本主义提供了有效的武器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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